养老保障对返乡中老年群体再次外出就业的影响

在影响返乡中老年群体再次外出就业的相关因素中,养老保障尤其值得重视。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就业说明农村老年人口经济收入相对不足,希望通过外出就业获得部分收入的补偿,这也表明存在中老年在农村人口因养老保障不足而被迫继续外出就业的可能性。文章构建两期生命周期模型,对返乡中老年群体的养老保险参与情况影响其再次外出就业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并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返乡中老年群体参加养老保险显著减少其再次外出就业;(2)不同类型养老保险对返乡中老年群体的外出就业存在差异性影响,返乡农民工如果获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具有更明显的收入效应,减少他们的再次外出就业,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保障力度相对薄弱,还不足以改变返乡中老年群体的劳动供给行为;(3)具有养老保险对农村中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外溢效应,养老保险降低再次外出就业,并通过增加他们的家庭劳务和隔代抚育的时间,增加其成年子女的外出就业和进城迁移。研究提出,加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对提高农民工和返乡农民工的生活福祉,减少城乡社会保障不平等,促进乡村振兴和城乡整体发展具有作用,对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建设也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我国超大城市高学历外来人口外迁决策研究

近年来,世界主要超大城市都出现了大量高学历人口离开的现象,我国的“北上广深”也不例外。人才是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研究我国超大城市高学历外来人口的外迁决策对于人力资本的空间均衡分布具有积极意义。在此背景下,对高学历外来人口在面对超大城市的高收入、高住房成本和较少子女教育机会与潜在目的地城市的较低收入、较低住房成本和较多子女教育机会两种资源组合时如何作出迁留选择进行研究。基于北京市的调查数据,在个体微观层面,围绕子女教育和住房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构建预期净收益差距变量,并以等待的期权价值为理论视角,结合限制性立方样条和Logistic回归模型对预期净收益差距对外迁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预期净收益差距对外迁有非线性的阈值效应。具体地,当预期净收益差距小于某个正的阈值时,高学历外来人口离开超大城市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将留在超大城市。这个阈值大于预期迁移成本和等待的期权价值之和。只有预期净收益差距超过这个阈值后,高学历外来人口才有较大可能性离开超大城市,并且随着预期净收益差距继续增大,个体外迁的概率呈加速增大的趋势。我国城市若要在“抢人大战”中占据优势,超大城市应采取措施来提高人才从子女教育获得的收益和降低他们的居住成本,其他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不仅要优先考虑提高基础教育公共服务的质量,还要在住房领域推出比超大城市更有力的优惠措施。

外出打工史与肺结核病发病联系的病例对照研究

[目的]探讨外出打工史与肺结核病发病的联系。[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从结核病防治机构发现的肺结核人中选取160例25～60岁的涂阳肺结核病人作为病例,每个病例选取2名作为对照。[结果]160名肺结核病人与320名对照者有外出打工史的分别占46.9%、29.4%,二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OR值为2.4;近3年外出打工史分别占31.9%、17.8%,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R值为2.4。采用多因素分析,控制了混杂因素后,外出打工史、近3年外出打工史的OR值仍为2.2、2.0。男性外出打工史、近3年外出打工史与肺结核发病显著性关联,其校正后的OR值分别为2.7、2.4。进一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外出打工的工作场所条件不舒适、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h、每周没有休息日的OR值与95%CI分别为4.8(1.7～13.8)、4.9(1.5～16.0)、4.7(1.4～15.4)。[结论]男性外出打工与肺结核发病密切相联系,外出打工工作场所条件差,工作时间较长、每周没有休息日是农民外出打工发生肺结核的重要危险因素;女性外出打工与肺结核有无联系尚需进一步研究。

东北跨省流出人口的家庭化迁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跨省迁移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东北地区从2000年开始流动人口逐渐由个人跨省流动转变为家庭化迁移,然而国内有关东北地区跨省家庭化迁移的人口学、社会学实证研究较少。本文利用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家庭结构、定居意愿、家庭化迁居方式、迁居水平、影响因素对东北地区家庭化流动人口的发展趋势进行量化分析。研究表明跨省迁移家庭结构的稳定、流入地家庭收入的增长、定居意愿的加强等因素使家庭在跨省流动家庭化迁移进程与迁移方式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家庭化迁移过程中东北地区流出人口的年龄越大、在流入地时间越长、家庭成员收入水平越高,家庭化迁居水平就越高。面对东北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增强的情况,政府应顺应社会规律,强调责任主体意识,深化政策领域改革,建立为流动家庭服务的社会政策。

中国省际人口流动与人力资本流动差异性分析

人力资本流动与人口流动相关却不相同,本文采用2010-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流动方向和流动强度两方面对我国省际人口流动引致的人力资本流动现象加以研究。结果表明从流动方向分析,各省人口净流动方向基本呈现时间一致性并且流入流出区域具有稳定性。在调查期间人口净流出省份为16个,人口净流入省份为15个,没有明显变化。人力资本净流向与人口净流向完全一致,但省际人口净流向与高级人力资本净流向并不完全一致,山西、广西、重庆等省市的高级人力资本净流向始终与总人力资本净流向相反。本文采用流出流入比率和迁移选择中心两种指标测算人力资本流动强度,结果基本一致。人力资本流动中心与人口流动中心分布均较为固定。2010年人力资本流动强度最大的省份在2016年的流动强度也更强,流动强度在省际呈现惯性和马太效应。人力资本流入最强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人力资本流出最强省份始终包括安徽、四川、河南等省份。以人力资本流出弹性衡量人力资本流出强度与人口流出强度的相对强弱,东部地区、东北地区省份人力资本的流出强度始终大于人口流出强度,西部地区省份差异较大。考虑各省近五年经济增长状况,人口流动或者人力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

在城农民工留城倾向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依据 2 0 0 0年对成都市农民工的调查 ,在微观层面上分析了影响农村外出务工者留城的若干因素。研究发现 ,经济因素的作用并没有显示出统计意义 ,而社会心理因素 (比如对城市的认同和对土地的态度 )则能够给出比较合理的解释。教育程度会影响留城决策 ,但是其关系并不是线性的。配偶是居住在城市还是农村也会产生影响 。

黑龙江省流出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区域经济格局的演变,大规模、长距离的人口迁移流动特征十分突出。对于流出地而言,大量的人口外流将带来流出地人口和人力资本流失,对流出地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黑龙江省持续多年为人口净流出省份,流出人口对现居住地的居留意愿能够反映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经济环境、生育观念等融入程度,对流出人口在现居地居留意愿进行研究可以探寻影响其长期居留的因素,推测其回流黑龙江省的可能性。本文利用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年龄特征、性别特征、受教育程度、流动特征等角度描述性分析黑龙江省流出人口的总体特征,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黑龙江省跨省流出人口在现居住地的长期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一定条件影响下黑龙江省流出人口比东北三省流出人口重新回到流出地的概率更大;黑龙江省高学历、青壮年人口流出较多,在现居住地的长期居留意愿呈现较强趋势;流出人口的收支比可以对居留意愿产生强烈影响。因此,建议黑龙江省应以促进区域经济建设为出发点,加快政府改革步伐,特别是实施人才战略研究,有的放矢地改进人才发展规划,重视黑龙江省人才,留住人才,为振兴黑龙江省经济提供有效的人才储备。

论“外出打工”的仪式过程与意义——基于桂西壮乡伏台的田野考察

改革开放后,打工潮席卷整个壮族地区,各社区中围绕"外出打工"而产生了相应的观念、仪式和实践活动等,逐渐形成一种"打工文化"。这一文化渗透至社会成员生活的方方面面,演变为个体成长过程的必须经历,甚至成为村落内不可或缺的文化模式和个人生命历程中的"通过礼仪"。对于务工者而言,外出打工是一种"神圣的旅程",呈现"世俗-神圣-世俗"的仪式过程,具有"结构-反结构-结构"的仪式意义。

农村青年外出务工与婚姻习俗的变迁——以广西贺州一客家家庭为个案的研究

农村青年外出务工是当今中国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本文以广西贺州一客家家庭为个案,总结了近年来由进城务工所引起的农村婚俗变化的三个特点,即通婚圈的扩大与择偶标准的改变、媒人角色的缺位与父母决定权的弱化、"礼"的简化与"物"的变异,并进一步讨论和反思了这些变迁背后更深层的社会原因及其影响。

外出务工对农村人口婚姻满意度的影响

使用混合研究方法,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值匹配法,分析了外出务工对农村人口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及性别差异;使用质性资料对定量分析结果进行了佐证,并对相关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婚姻满意度显著高于未外出者,并且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外出和未外出人口婚姻满意度差异不显著,而男性外出务工人员的婚姻满意度显著高于未外出者。形成这一结果的机制在于:当前农村婚姻成本的性别差异、外出后性别观念的变化和对生活艰辛更深切的体会。促进农村外出人口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更需要重视和提升外出务工女性的婚姻满意度。

流出人口与农村家庭户特征——基于流出地的分析

从迁出地(农村)角度出发,利用五普千分之一原始数据,以家庭户为基本分析单位,比较了有迁出人口和没有迁出人口的家庭户的部分特征差异,利用Logistic回归和负二项回归,分别分析家庭特征对人口迁出及迁出人数的影响作用。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家庭户才会有迁出人口。证明了所提出的假设:在以家庭或家族为经济活动单位的当今中国,个人的迁移行为,除受个人因素及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之外,家庭户的各种特征对人口迁移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

外群歧视与农民工城市创业

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来实证分析农民工遭受的外群歧视与其城市创业行为的关系,可以发现:外群歧视明显抑制了农民工的城市创业行为。形成这一影响的机制是外群歧视减少了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降低了对他们的社会尊重程度,进而抑制了其城市创业行为。外群歧视对雇主和自营劳动者这两类创业活动都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对前者的抑制作用更大。另外,新生代、跨省流动、东部地区农民工的城市创业行为受到外群歧视的抑制作用要更大一些。农民工大量流入的城市应该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减少对农民工的外群歧视,并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以激发农民工城市创业的活力。

农民工对流出地留守儿童教育影响的实证分析——以四川省为例

研究不同地域类型与不同外出模式下,农民外出对流出地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为促进留守儿童健康发展提供依据。采用在四川省实地调查数据,运用基于层次分析和熵权的模糊综合评价法,实证分析农民工对流出地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工对丘陵地区留守儿童的教育影响效果显著,单亲外出的影响效果优于双亲外出;对丘陵地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影响非常显著;对山区法制安全教育影响非常显著;对丘陵地区留守儿童道德品行影响非常显著。国家应增加财政投入,发展贫困山区的经济,构建良好的受教育环境,科学倡导农民单亲外出的模式。

我国农民工体育的窘境与出路

农民工的出现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显著标志。在这一进程中,农民工问题已演化为涉及众多方面的社会问题,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在学术界农民工问题研究的热潮中,体育界开始了对农民工体育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以文献研究为主要方法,概述了当代中国农民工的窘境,从农民工体育研究透视了农民工体育的窘境,并论述了农民工体育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体育而在于社会,以及农民工体育的近期、中期和最终出路。

希望感、自尊与新生代农民工未来职业规划:辍学经历的影响

采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希望感量表(ADHS)、自尊量表(SES)、未来规划职业问卷(FCOQ)对254名辍学务工新生代农民工(辍学组)和357名非辍学务工新生代农民工(非辍学组)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辍学组希望感、自尊、未来职业规划和月工资均低于非辍学组;学历、希望感和自尊均显著预测新生代农民工未来职业规划(β=0.10~0.31,均P<0.01),但学历和希望感对新生代农民工未来职业规划的预测作用在两组间存在差异,学历和希望感显著预测非辍学组未来职业规划(均P<0.01)、不能显著预测辍学组未来职业规划(均P>0.05)。

公平视野下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困境与出路

公平享有养老保险是农民工的基本权利,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目标。然而,在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公平缺失、碎片化严重、不同制度之间衔接不畅的现实下,保障农民工公平享有基本养老保险只能是一个既定目标,而受这一外在制度环境的制约,公平极度不足、参保率低、退保率高、转移接续困难等也就成为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必然特征。从养老保险制度体系改革的整体性与系统性来看,仅针对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单纯性改革已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从全局性视角出发来构建底线公平的养老保险体系才是根本出路。

“民工荒”促进行业发展:对海阳市针织毛衫产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针织毛衫产业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对山东海阳市针织毛衫产业的实证研究,讨论了全球经济不景气情况下,针织毛衫行业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尤以民工荒问题突出,同时也直接或间接的造成了企业的其他问题。比如,企业规模过小,员工技术参差不齐,产品质量优劣不一。行业是企业的集合,企业的问题得到解决,行业也就能正常良性发展了。文章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分析了毛衫产业出现的种种问题,背后的原因,并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措施,不仅是企业要改进的,也包括政府要做的。

莆田市人口流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探析——以仙游县和秀屿区为例

以仙游县和秀屿区为例,在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实地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探析莆田市的人口流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莆田市人口流出规模大且距离长,流出人口以初中教育文化的青壮年务工经商男士为主,长期在外流动人口返乡意愿不强。区位条件和经济发展不如周边地区、敢闯敢拼的地域文化和浓厚的迁移传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不高是形成上述人口流出特征的三大影响因素。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再建构社会网络与超大城市农民工的再迁移--基于对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

从社会个体目的性行动的视角,采用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证实再建构社会网络的规模和结构都影响超大城市农民工的再迁移。在控制个体的社会人口学变量和社会经济变量的情况下,结果依然显示,农民工再建构社会网络的规模越大、弱关系成员比例越高,他们通过表达性行动和工具性行动能更好地维持既有的资源和获取更多的资源,因而再迁移的可能性更小。在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流向超大城市的背景下,超大城市要增加针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和社团活动参与的公共政策供给,并将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有条件地向农民工开放。

西部地区脱贫县返乡农民工创业风险的影响因素及作用逻辑——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

返乡农民工创业可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然而,创业不可避免地会因遭遇风险冲击而导致创业失败。运用扎根理论分析后发现,创业者禀赋(创业者能力、创业者资源)、可预判的外部环境(创业环境、市场规模)与不可预测的外部因素(自然因素、外部冲击)不仅单独对返乡农民工创业产生作用,也相互交织扩大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过程的冲击。因此要从提高返乡农民工创业能力、优化创业环境等方面着手,最大程度化解返乡农民工遭遇的创业风险,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