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的期盼:中国古代君德论及其特征

中国古代君德论起源于殷周,发展于两汉,兴盛于唐,繁荣于两宋,变革于明末清初,一脉相承而内容不断丰富。君德的内容包含了君主的德性、器识、才智、能力等诸多因素,主要体现在君主个人修养以及施政过程中如何处理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等方面。完善君德的方式主要有经筵讲读、皇储教育、家训教化、大臣谏诤、史书褒贬。古代君德论特征鲜明,君主地位的尊崇、历史的教训与现实的需要是君德论的起点,儒家“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理论是君德论的思想基础,读经观史,以经为则、以史为鉴是完善君德的重要手段,“致君尧舜”是君德修养的重点。古人已经形成了一套围绕君主而展开的关于君德修养的理论体系。同时也要看到,古人讨论君德,既存在“师道”与“君道”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也没有进行制度层面的反思,反映的只是一种泛道德化的政治伦理观。

经世的庄子与庄子的经世——论钟泰对庄子内圣外王之道的开显

历代解庄、注庄者在诠释庄子思想时,多将庄子视为岩穴之士,而忽略了其思想中所具有的经世之志与治理主张。钟泰则通过对《庄子》文本的分析,在梳理庄子形象变迁的基础上,指出了庄子思想中所具有的忧患意识与现实关照。他认为《庄子》内七篇完整地阐发了庄子本人的内圣外王之道:《逍遥游》阐明了内圣外王之道的价值指向,《齐物论》为内圣外王之道奠定了认识论基础,《养生主》指出了内圣外王之道的修养工夫,《人间世》则阐发了内圣外王之道的实践智慧,《德充符》则诠释了内圣外王之道的内在关联,《大宗师》与《应帝王》则论述了内圣外王之道的实施路径。以此内七篇为基础,钟泰分别细致剖析了庄子内圣之学与外王之道的具体含义,彰显了庄子经世思想的内在逻辑,为理解庄子治道思想开显了政治哲学视域下的诠释路径。

“两个结合”视域下儒家“圣王分流”的内在逻辑

儒家“内圣外王”由二者相合走向分流运行,是在“两个结合”时代背景下,儒家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的时代成果。在此过程中,“圣”“王”分流的内在逻辑表现为:坚持实事求是,遵循历史实际而放弃“圣王合一”的理想追求;坚持系统观念,全面审视发展道路而打破“圣王”相通的衡量思维;坚持辩证关系,正确认识二者联系而立足“内圣”“外王”并重观;坚持问题导向,以发挥“圣、王”的时代价值为最终旨归。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新形态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易经通注》易学思想研究

《易经通注》作为清朝第一部官方易学著作,其政治地位和意义非比寻常。分析《易经通注》编纂始末及体例可以发现,其目的是以义理为宗、折衷众说,这与后来的《御纂周易折中》如出一辙。虽然它的学术观点与程朱理学一脉相承,却对理学易学有所改正。该书不完全赞同易为卜筮之书的观点,而提出其为圣人为人事设,这对反对空谈心性、倡导实学大有裨益。在治国方面,它提出统治者需先提升自身的道德品质,怀利民之心,行利民之政,才能够匡正天下,这是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理路。对《易经通注》的深入探究有助于还原清初易学之原貌,推进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开展。

王阳明心学理论最高点之“万物一体”思想

王阳明心学三大核心命题之“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清晰呈现于其“万物一体”思想中,是该思想形成的内在理路;与此同时,王阳明终其一生践行的“内圣外王”之道也是“万物一体”思想的显化。“内圣”与该思想所追求的个人与宇宙相统一的精神境界相契合,“外王”则体现出在此精神境界指导下的入世实践,从而实现了从境界论向现世价值的转化。不论从心学理论构架还是从阳明现实人生实践来讲,“万物一体”思想如筋骨般贯穿王阳明的一生,是其理论体系的最高点。

冯友兰“新理学”建构的理论反省

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建构了一套新儒学的理论系统,此理论建构中最核心的一套哲学思想的大貌及定位是“理、气、道、大全”四个概念,以及“有物必有则”“有理必有气”“无极而太极”“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四个命题。这些概念其实是以普遍原理的观念系统身份而被提出的。因此是纯粹的抽象原理,而非具体的存在事物,所以除了理概念之外的气、道、大全也具有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特性。能理解“新理学”的人即是理解“最哲学的哲学”的哲学家,同时是达到天地境界的圣人,并且也可以是社会的领导人,因此“新理学”也被冯友兰自己视为是提出了“内圣外王之道”的传统儒学系统。这一切都是冯友兰的个人创作,他有权利自己建构新儒学的系统,并且这套系统与从心学之路建构新儒学的港台新儒家确实不同,正可以做一参照比较的对比系统。

新时期儒学关于社会理想的建构与演变研究

中国传统哲学一向以内圣外王之道的探讨和追寻为要。近四十年来,中国哲学界关于社会理想建构的探讨蔚为大观。不同区域和学术立场的思想家都以返本开新的态度面对传统经典,因应社会变化与时代发展而重新展开关于社会理想建构的讨论。首先是港台地区新儒学主张以传统的内圣之学为本开出新的外王理想,坚持民主政治之理论与架构必为传统哲学所包含,这一思路和态度占据了较长时间的话语权,并发展为一种讨论范式;其次是内地(大陆)的儒学中的政治儒学派,以王道政治的合法性与重建为方向,并在具体的实践层面有所规划和设计;再则是以王道政治与天下体系及其反思为核心的世界制度哲学。新时期儒学关于社会理想的重构与演化彰显出儒学社会理想议题的生命力与丰富内涵。

对儒家“内圣外王”的追问

"内圣外王"首见于《庄子》,乃是经过从孔子开始的历代儒者所构建而成的儒家所传之道。道家圣人与儒家圣人在内圣方面由于思想的根本出发点以及运思理路不一致,其内圣之道各有其特色也难分轩轾;而在外王方面,儒家圣人更为积极主动地关注现实政治和社会民生,其外王之道更加丰富和壮大。儒家的"内圣"与"外王"以"身"为坐标,用力方向有别,一个向内,一个向外,但二者实际上是一体的,统一在圣人这一理想人格上。立足当代视域可以看出,儒家的"内圣外王"包含历史合理性和现实生命力,构成我们今天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宝贵思想资源,同时亦有历史的局限性。

桐城张英父子的廉政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聪训斋语》《澄怀园语》是清代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的家训著作,书中阐述了廉洁自守、举贤荐能、恪勤慎密、崇俭戒奢、谦和礼让、静心止欲、明察善断、宽刑民恤等廉政思想。张英父子廉政思想的逻辑起点根植于“内圣外王”的人格观。张英父子廉政思想对当前反腐倡廉建设的启迪在于,要弘扬“勤俭促廉”传统,重视廉洁家风建设;要传承“崇德尚廉”精神,重视廉明政德建设;要增强“规矩守廉”意识,重视廉政制度建设;要发挥“榜样示廉”效应,重视廉洁法治教育。

论修身为本的古今贯通

修身为本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思想,其以先秦儒家所确立的“修齐治平”为主要进路,发展出以孟子性善论为根基的内求和以荀子性恶论为根基的外在教化。这两者共同组成了古代士人“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修身为本的理想人格与现代的公民道德人格修养具有内在一致性。道德人格的内在性、实践性、超越性是修身为本思想实现古今贯通的逻辑基础,其主要体现在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修身为本既是自我管理的关键,也是良好社会风气形成的要因。修身为本为以德治国提供了有效的方法途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条件。

儒家吏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核心。儒家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思想精华对于吏治思想建设极为有益。例如,儒家的天人合一、内圣外王、尊贤重长思想分别对官吏价值观形成、官员执政素质提高和社会关系稳定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在当代吏治建设中,批判地继承儒家有益的传统文化,遵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的原则,对儒家及其为政思想进行新的开发、转化、创新和利用是很有必要的。

解蔽与成圣:荀子认识论新探

荀子明确将自然对象排斥于人的认识领域之外 ,而把认识对象规定为三位一体的“五经”、礼义和道。荀子的认识方法 ,一是通过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心灵 ,以静观的方式来认识对象 ;二是认识主体以“行”即践履的方式来把握对象。荀子的认识目标有两个层面 :其一是知性层面的“解蔽” ;其二是德性层面的“成圣”。从上述认识对象、认识方法、认识目标的具体规定来看 ,荀子的认识论是一种“社会道德认识论” 。

《中庸》地位提升的主因:宋初儒士推崇

学界对《中庸》在宋代的地位提升并最终成为四书之一的成因有较大的争论。事实上,在释僧智圆之前,儒士田锡、邢昺等已尽力推崇《中庸》。田锡助推《中庸》入科考;邢昺宣扬《中庸》心性之学,告诫君主和士人注重修身,由“内圣”而“外王”;陈充跟随朝廷崇儒风尚而释《中庸》;赵湘自觉阐发《中庸》,以斥杨墨、申韩之异端。正是儒士的推崇加速了《中庸》的传播,扩大了《中庸》的影响,推动了《中庸》学在宋代的兴起。并且,田锡、邢昺等对《中庸》所固有的“内圣外王”思想的自觉阐发及推崇,并非源自智圆或其他僧徒的影响,相反,智圆僧徒之所以热衷《中庸》,并以之作为调和三教关系的文献依据,还是宋初儒者及朝廷影响的结果。

曾巩“道统”思想的价值内涵

以北宋的儒学复兴运动为背景,揭示出曾巩“道统”思想中所暗含的社会政治改革取向及其深层的思想渊源,并以此为契机,从“内圣”和“外王”两个方面勾勒出曾巩企图以儒家“仁义”之道重新建立一个合理的人间秩序的理想。

章太炎《齐物论释》之经典解释学-释义学初探

章太炎《齐物论释》是一部以解经为形式而进行哲学创构的经典解释典范,他通过佛学与庄学的合参互济而构建起一套“内圣外王”哲学体系。如何在经典解释与哲学创构之间维持一种自洽和融贯,必然会有一套与之相辅相成的经典解释学-释义学(方法论解释学、解释技艺)。章太炎《齐物论释》之解释学-释义学主要有:其一,庄学与佛学的深度格义,以法相学之概念与《齐物论》之概念一一相印证,字字皆有来历;其二,名相分析,章太炎深谙“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这种唯识学方法论,而庄子的“道-言悖论”“齐-言悖论”正与之类似,故他以此方法来解释《齐物论》,其中包括以语义学分析重要名相和以近代自然科学分析庄学相关概念,分析是为排遣,以排遣而遮拨实相,显发本体;其三,以意逆志,与古人神交,对经典进行素心体贴,从而理解古人著述的苦心孤诣。正是他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这些解释方式使得这部“注”能将“经”的本意向纵深推进,以达到钩深致远、返本开新的诠释效果。《齐物论释》是一种深度诠释,将经典之隐题转化为显题,以古代经典来观照现代社会。精湛的释义学使得解释者在进行哲学“创构”的同时,既能保证“解释”与“经典”之间的融贯,也能保证“解释”与“解释”的自洽。

执中协和:《大禹谟》的外王思想

《大禹谟》中的思想兼顾内外、和合圣王,历来为儒家看重,但侧重点更多是放在"十六字心传"上,偏重心性、修养等内圣的方面,忽视了其中蕴含的"慎有位"(君待己)、"修可愿"(君待臣)、"政养民"(君待民)等外王思想。由于时代的变化,我们有必要从外王的角度重新审读《大禹谟》,重新申叙其中蕴含的外王思想。

近世“实学”批判视域下的王安石——兼及方法论的批判

近世以降,以“实学”检讨王安石是主流。宋元明清时期,为稳固中晚期帝制“外儒内法”的人文治理结构,激愤者以“刑名学”斥责其学,将其人逐出道统;温和者力主《周官新义》的文本生成特点,又将其人收归“礼家”,但限于礼法同源的知识传统,此说终难成气候。近代“实学”救国思潮涌起后,更充满了“计学”开山、“经济学家”等溢美之赞。总体而论,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技术进步日趋挑战人文治理之际,晚期保守派也好,近代新人也罢,皆肆意演绎内外二元对立的域外分析范式,再生产出新的话语、知识、思想和霸权。但是,舍弃东方“内圣外王一体化”的本土方法论之后,批判者自身不仅已远离批判对象,就算王安石自己也与此类“实学”遥不相及。

“圣”“王”之间:“圣权”与“王权”的张力——基于《尚书》及“天命靡常”的分析

《尚书》记录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相对完善的“圣王”系统。“圣权”“王权”及背后的势力总是互相角力此消彼长,争夺主导地位的斗争从未停歇。“武乙射天”是“王权”挑战“圣权”的失败案例,“文王敬天”是借“圣权”谋“王权”的成功案例,“纣王反巫”是“王权”极度膨胀的历史悲剧。商周交替之时,“天命靡常”成为被“王权”刻意引导的社会思潮,此时“圣权”“器满则盈”,“王权”则悄然滋长,“敬天保民”和“德”意识渗透,为构建“理性”新世界做好了准备。

道德主体的确立与德性生命的展开——《论语·学而》第一章释义

《论语·学而》第一章是总领全书的纲要,揭示了儒家内圣外王的哲学理路,展现了一种淡泊高远的生命境界与自得于心的生命情感,可谓孔子思想的根本要义之所在。此章三句话分别描述了人生的三种状态,其间存在着相互承接的内在联系,并渐次开显出了孔子为人为学、立身处世的根本原则及其生命状态。其间隐微而深刻的义理构成了《论语》全书思想体系的核心与基点,值得深入探索。

论儒墨的理想人格及其生命价值的实现

"内圣外王"和"兼士"分别是儒墨的理想人格,儒墨毕生的生命活动都是在践行这两种人格所涵涉的价值理念,儒墨两家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将个体的生命融入到社会群体生命中。由此,儒墨的理想人格本身也就具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从而使儒墨在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实践中实现了生命的价值。儒家内圣外王和墨家兼士人格的践履不仅仅是各自一种生命方向或生活方式的追求,同时还是他们各自生命价值的实现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