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与王安石第一次诗歌互赠之辨正

宋代以来,人们对欧阳修与王安石第一次会面之赠答诗歌出现误读,认为王氏的答诗表达了对欧的不满。此谬说初见于叶梦得,李壁注王诗时采此说,从而贻误久远。以文本细读和还原历史语境的方式解读二人赠答诗,于前人之说予以辨正:一是欧阳修赠诗之"吏部"必是指韩愈;二是王安石的答诗决没有抱怨之意。欧诗委婉传达出欲培养王氏为文坛接班人之意,而王之答诗则谦虚表示难担重任。

欧阳修对韩愈古文艺术传统的接受和超越

欧阳修能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和优秀的古文家,与他创造性地继承韩愈古文的艺术传统是分不开的。比较而言,欧阳修对韩愈古文艺术精神接受者多,而对韩文艺术风格和创作艺术,则既有所接受,又有所超越。就风格言,主要接受的是韩文优游、平易的一面,而且在探索韩文源头时,最为心仪的是《春秋》、《史记》的审美风范。就创作艺术言,一则表现为学韩文的以诗为文,以辞赋为文和以骈文为文,而别创风神之美;二则表现为虚字的重复使用,韩用虚字主要是造成文势的开合、气骨的雄健,欧阳修却多用以营造优柔、自然的风格。

“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出处之谜

欧阳修《六一诗话》引用“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却未说明作者,有学者遂对其出处提出疑问。有《同官志》的记载,加上《诗缉》的旁证,此二句当是杜甫的佚诗。

论欧阳修对散文特质的阐发

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独立的散文理论出现较迟。宋代是一个散文意识日趋自觉、散文理论范畴日趋明确的时期,欧阳修作为一代文坛盟主,不仅撰就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而且有大量专为散文创作阐发的见解,其中不少论说还表露出着意区分诗歌与散文的意识,显现出对散文独有的文体特质的体悟。以文字而体现生命不朽的原则贯穿于他对散文特殊功能的阐述中,致用与说经则是他认为散文最重要的两大社会功能。对于散文在表现上的特质,欧阳修的认识重心落在"论议多所发明"这一点上。他提出论议发明必须区别于哗众取宠、求奇取胜的表现方式,并力主散文的论议以明晰精要为胜。

庐陵史学特征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庐陵史学发达宏富,史备众体,尤其是在宋明时期,史学大家叠出,史学著作丰硕,史书类型繁多。诞生了龙衮、欧阳修、徐梦莘、罗泌、龙文彬等众多的史学家,编撰了《江南野史》、《新唐书》、《新五代史》、《集古录》、《三朝北盟会编》、《路史》、《西域行程记》、《广舆图》、《豫章书》和《明会要》等重要史学著作。庐陵史学重文献网罗、考证和历史经验总结,从整体上看具有父子同撰、通今博古、文史兼通、诗文咏史、金石证史等特征,有史料、校勘和辑佚价值。庐陵史学享誉海内外,口碑较好,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论欧阳修的生死观

欧阳修在批判佛道生死观、继承儒家传统“三不朽”的生死观的基础上提出“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的“新三不朽”说,认为“修身”是“施事”和“见言”的前提和根本;世人又常存“施事”和“见言”难以得兼的尴尬和困惑。欧阳修以一个文学家的眼光,独具慧眼地看到了“见言”对于世人实现生命之不朽的重要作用,因而高扬文章之于主体的生命意义,这是欧阳修生死观最明显的特色所在。

欧阳修对袁宏道及公安派影响考论

宋代作家除苏轼外,欧阳修对袁宏道的影响最值得引起关注。"崇欧",既表明公安派的"宗宋"已走出其前期唯取法东坡的狭隘路径,也反映了公安派在更大层面上梳理文学传统、整合文学思想以抗衡复古派的强大阵势所做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讲,欧阳修实为"参与"晚明公安派文学革新并发挥积极作用的一位重要的宋代作家,而袁宏道及公安派的文学革新也因获得欧阳修等宋代杰出作家的文学思想、文学性灵的裨益而更具丰富的内涵。

欧阳修文学中的自然观

中国文学中自然观的发展演变到了北宋时期 ,在儒释道三家合流的思想背景下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欧阳修文学中的自然观是有着全面启示意义的样本。本文从欧阳修的自然观具有双重性这一观点出发 ,通过其作品提供的直接线索 。

况周颐对晏欧三家词的批评与传播脞说

晚清词学四大家对晏欧三家词均有研究与传播之功,其中以理论见长的况周颐著力尤多。况周颐对于晏殊、晏几道和欧阳修词均有独到的鉴赏和研究,尤其对晏几道词深以为赏。况周颐等晚近词人对晏欧三家词的批评鉴赏,反映了清末以来词学的风会轨迹,揭示出晏欧词在当时词坛的接受批评面貌。

欧阳修的滁州之贬与《醉翁亭记》之抒情

欧阳修因参与范仲淹"庆历新政"而被指为革新派"朋党"。庆历五年,政敌罗织"盗甥"罪名,将他贬至滁州。贬滁期间的欧阳修心情痛苦、郁闷,此期创作的《醉翁亭记》,一方面透露着他蔑视打击、付毁誉于山林的不屈态度,另方面,也寄托着他遭遇人身污蔑及再次贬谪后,以放情于山林的姿态"娱文章"、遣苦闷、远世患的用意。本文的抒情内涵并非如论者指出的"悠闲自适"或"与民同乐"等那么简单。

千年钟声到客船——宋代文人《枫桥夜泊》考释评议

唐代张继《枫桥夜泊》有"夜半钟声到客船"之名句。唐以来无人提出疑问,然至北宋欧阳修始提出当时是否有夜半敲钟的问题,其他宋代文人继之而起,纷纷作出各自的考释。夜半钟声究竟到过客船没有?成为一种重实尚考的诗歌阐释方式的思维的象征。宋代文化注重考实循理的风气在这个过程中体现最明显,它对整个诗歌评论的价值取向和心态有着深刻的影响和促进作用。这种心态也改变了理解和欣赏诗的趣味。

论欧阳修诗歌创作的儒学思想

采用文献分析、比较互证等方法,探究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与其诗歌风格形成的关系,结论认为:欧阳修经世致用的独到儒学见解,为其诗歌创作起到了重要的充实作用。他以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双重身份进行创作,令诗歌表现出内容的扩展性,风格的议论性及以文为诗、平易流畅等完全不同于唐代诗歌的面貌,也为宋诗风格的逐步形成,创造出自由纵横之广阔天地。

欧阳修墓志铭创作中的士大夫评价标准

欧阳修一生中为其亡故的亲朋好友创作了大量的墓志铭。在这些墓志铭中,欧阳修通过对不同人物、记述和评价,传达出其对士大夫的评价标准。欧阳修认为一个合格的士大夫必须具有两条必备条件,首先应具有兼济天下的儒者之心,其次也应具有高超的政治才能。

怎样全面、碗整地理解欧阳修——纪念欧阳修诞生1000周年

欧阳修研究在新时期里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还有不足。人们往往单侧面地介绍他是文学家、政治家、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难以概括他对宋代文化的巨大贡献,难以论列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以道为纲、整体观照、恰当进行生平分期的思路,论述了欧阳修作为文化宗师在推动宋代文化走向历史高峰中的关键性作用,还揭示了他在政治、学术上表现出的独特个性与风格。

从虚词的使用看欧阳修《五代史记》的文体特色

最能体现古文文体特色的莫过于文中虚词的使用。引入数量分析法对欧阳修所撰《五代史记》虚词使用的倾向作分析调查,以求归纳出欧阳修史书文体的特点。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欧阳修是根据文体的需要而对虚词的使用进行了有意识的调整,即在本纪与列传中为了避免在叙事文中过分加入作者的意图,而极力避免带有作者感情色彩的虚词的使用;而在论赞中,因为摆脱了叙事的文字约束,其对虚词的使用比其一般文章平均数还要高。另外,通过虚词数量分析为悬而未决的徐无党注问题找到了答案,即徐无党注乃欧阳修授意之下由徐无党所撰而成。

庆历新政时期欧阳修政论文研究

本文从文体、内容、风格三个角度阐述了欧阳修政论文在庆历新政时期表现出的特点。庆历新政时期,欧阳修政论文文体主要为劄、状,相应于这种文体,其政论文具有即时性等特点;内容方面,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此时期欧阳修政论文密切联系时政、政治视角开阔;风格角度的研究成果很多,因此本文仅从欧阳修政论文体现出的形象、论点提出方式、论据来源和此一时期常用论证手法等角度展开论述。

词坛沉寂与“南词”北进——宋初百年词坛考察

宋朝立国后的七八十年间,"士大夫乐章顿衰于前日",词坛萧条寥落,其背后体现了政治文化的取向与重南轻北格局。随着北宋大一统政权的深入运行,南方文人士大夫的政治地位逐渐提高,歌伎歌舞佐酒的社会风气日趋盛行,作为南方人的文学,词的文化生态也日渐成熟。经过近百年的涵养,至仁宗朝,汴京新声竞繁,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等词人先后由南入北,将词从南方送至北方,取得"南词"北进的重大进展,使汴京成为继西蜀成都、南唐金陵之后的词坛中心,承先启后,融合南北,开创宋词一代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