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中华商会研究:回顾与思考

南洋中华商会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南洋华人的经济及社会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南洋中华商会在近代曾经与国内政府及商会有着密切互动,后来虽专注于在地化的商人整合,与国内一度有所隔离,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逐步跨越国界,在推动东亚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华商网络建构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南洋中华商会的研究不仅可以使中国商会史更为完整,而且由此角度观察东南亚华人社会及东亚华人经济圈的整合,在此全球化时代更具独特的学术及现实价值。学界已经关注到这一课题的重要意义,也有不少优秀成果发表,但现有研究或以国别为界,或分离近代与当下,整体及纵向脉络尚不清晰,中华商会与华商网络、华人社会及全球化之关系也需要更宏观的审视。鉴于此,更需深入发掘史料,纵横比较,贯通近代与现在,沟通商会与社会,在整体性探讨、视角和理论方面有所突破,解析于学术及现实都有价值的真问题。

侨批公会的建立与跨国侨批网络的制度化(1911—1937)——以潮汕为例的研究

本文以潮汕侨批业为个案研究,利用跨国主义理论,探讨了侨批网络的内部整合与制度化问题。认为侨批网络的制度化表现首先是侨批公会的建立,继而是侨批公会网络的形成,侨批公会网络再通过其制度化机制进入以中华总商会为中心的更高层次的华人社团网络。侨批网络的扩大加强了其对外的集体交涉能力,从而维护了侨批网络的正常运转。在此运作模式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侨批网络的运作模式对研究跨国华人商业网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1世纪前期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发展的特点评析

21世纪前期的华侨华人社团,不但数量增长快,经济功能凸显,与中国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由于近40年大量中国新移民涌向国外,商会和同乡会社团成为新移民互助和发展与中国关系的主要平台,也是他们最热衷成立的社团组织。社团之间联合的态势虽初步形成,但还需更快整合,才能有效维护华人的共同权益。

华侨与南洋劝业会

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与华侨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则华侨对于南洋劝业会的举办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则陈列华侨展品的暨南馆是南洋劝业会中的一个亮点 ,同时以南洋劝业会为机缘 ,还出现了华侨回国投资的热潮。华侨的种种作为 ,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清政府举办南洋劝业会的设想和愿望 ,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从中不难发现 ,在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过渡中 ,华侨起着一定的先导作用。

南洋华侨抗战救国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贡献

1931～1945年,受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此间,受爱国主义的民族义愤所激发,长期扮演新加坡华社最高总机构角色的中华总商会并未被历史所遗忘,而是以民族大义为己任,责无旁贷地及时承担起引领南洋华侨践行抗战救国的时代历史使命与责任,积极投入到抗战救国的实践之中,并在筹款赈灾、抵制日货、推销国货以及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菲华商联总会的成立及其功能

作为菲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 ,成立近半个世纪以来 ,商总为菲华社会与菲律宾社会的发展都做出了积极贡献。本文着重介绍了商总成立的背景、经过以及商总服务菲华社会并积极促进菲华融入主流社会的情况 ,藉此让我们了解商总发端与发展的历史 ,并加深我们对菲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了解。

从中法身税交涉看近代旅越闽粤商帮的利益诉求与历史演变

人头税作为王朝国家的财政收入之一,起源甚早。越南历代王朝也征收人头税,称“身税”。在朝贡体制之下,越南王朝尊重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宽免旅越华民身税。19世纪中叶,法国在越南建立殖民政权。人头税作为法国本土财政的主要直接税种,也在越南普遍实施。闽粤商民成为缴纳身税及其附加税的重要对象后,身税成为近代中法外交斡旋的主要话题。清政府通过中法条约中声明的“最惠国待遇”进行利益诉求,国民政府也利用修约机会以革除身税。在此过程中,闽粤商民深化了对身税问题的认知。他们将传统帮群整合为新式商会,并与中华总商会等全国性组织及原乡商会互相声援,共同反抗身税征收。

菲华商联总会“捐建农村校舍运动”述评——社会资本角度的诠释

战后初期,华菲冲突剧烈,为改善华菲关系,华社积极为主流社会提供各种公益性服务,其中,商总发起与承担的“捐建农村校舍运动”成效最为卓著。经过40多年的努力,这一工作已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华社及主流社会都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为华社创造了丰富的社会资本,对华菲融合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海外商会组织与企业公共关系外交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各主要国家的商会力量与企业发展紧密结合,成为国际关系、区域与国别研究、跨文化管理活动中的一种组织形态。新世纪以来,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成为常态的情况下,中国原生的以地缘关系、亲缘关系为特色和纽带的商业文化也随之展现在世界面前。在广泛意义上的企业公共外交中,商会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环节。大中华区德国工商大会(AHK Greater China)是德国工商大会全球系统的组成部分,是大中华区所有德国企业的商会组织,甚至在以DIHK法为主的德国法律框架下,兼有对大中华区德企的部分行政管理职能。本文以大中华区德国工商大会为案例,探讨和比较德式"商会文化"与中式"商帮文化"的异同,在此基础上,对公共外交与商会文化的关系提出三个假设。

海外华人商会与华人经济转型初探——以海外温州商会为例

海外华人中的大部分已经度过了资本积累阶段,目前面临的是如何实现经济转型的问题。华人企业大多数是粗放型的小企业,且以家族为核心居多,加以华人行业高度集中,资金高度分散,弊端显而易见。本文以海外温州商会为例,探讨在经济转型中华人商会的对策。

20世纪中叶新马华人社会与华南互动之探讨

本文着重探讨新马华人社会的社会群体及经济组织在新马及华南的互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及依赖的基础,希望弥补以往研究新马华人社会与华南侨乡互动时只注重实际交往的不足,而进一步探讨这一实际交往的基础即无形的信息流动。另一方面,跨国社会联系又是建立在国家的基础上,因此希望能在探讨跨国社会网络的同时也回到国家层面,进一步揭示国家在网络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试析泰国中华总商会的演变

泰国中华总商会成立于1910年,至今已整整一个世纪。在百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泰国中华总商会从无到有,从一个小规模的社团发展到当地最有影响力的社团之一。它的影响力辐射到整个泰华社会,甚至于在泰中两国的友好合作、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1975年泰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在取消泰国华人双重国籍问题上达成一致,加快了泰国华人加入泰籍获得公民权利的进程。在这个背景下,泰国中华总商会作为当地重要的侨团组织,随着20世纪70年代泰华社会的转变,其性质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华侨社团"转变为"华人社团"。

民初政局变动下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的因应

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自成立起就与清政府有良好而密切的关系,大多数商会董事和会员对新加坡华侨的革命活动持反对态度。辛亥革命后政局剧变,新加坡革命派力量声势大涨,成立南洋华侨总商会和国民党新加坡支部,与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争夺华社的领导权。中华商务总会因应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领导华侨购买国民捐支援北京政府财政,支持共和党新加坡支部的活动,声援袁世凯就任民国正式大总统,抵制二次革命,反对闽粤地方独立,重建与北京政府的关系,以巩固其在新加坡华人社会的领导地位。

20世纪初期荷属东印度群岛华商的困境与中华商务总会的兴起

荷属东印度群岛华人建立新式组织以实现全面联合的诉求,在20世纪初期变得极具紧迫性,中华商务总会在港口城市及华人聚居地纷纷成立,与荷印华商的生存困境密切相关。华商在荷属东印度面临的身份困境、经济危机和舆论压力促使其迫切寻求清廷保护和自我保护,这为中华商务总会的兴起提供了契机。

中国近代商会的海外联系及其影响——以厦门商会为例

近代以降，商会作为商人的组织首先由清政府倡举，海外华人纷起而效仿。本文以近代厦门商会为研究对象，讨论其与海外诸华商总会之间的密切联系，并考察这一联系的社会影响。在整个近代过程中，厦门商会有意地强调其与海外华商总会之间的联系，并在处理国内、本地事务中反复对此联系加以运用，以增加商会活动的影响力，从而达到影响政府及其他社会势力来使本团体获益的目的。

华侨华人商会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现状、问题与展望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华侨华人商会围绕着“五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型职能日益凸显。当前,华侨华人商会存在民间外交职能有待加强、资金融通有待提高、投资贸易风险信息共享不足、统筹各大商会力量难度较大等问题。绿色发展、“数字丝绸之路”、人民币国际化是华侨华人商会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机遇和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