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鸿鉴与近代中国个人海外教育考察——以《寰球旅行记》为中心

清末以来中外教育交流频繁,国人赴海外教育考察成为新潮。个人海外考察与各级政府、学校和社会团体派出一起汇成了国人海外考察的历史图景。1924年,无锡私立竞志女子学校校长侯鸿鉴以个人筹资方式赴海外教育考察,环游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等七国,耗时五月有余,行程九万里,所见所察逐日记述,归国后整理为《寰球旅行记》出版行世。侯鸿鉴的海外考察为世人呈现出其海外教育考察动机、成行助力、考察情形及关注重点等诸多面相,不仅表明了社会各界对个人海外教育考察行为的态度以及社交网络在个人海外考察中的作用,还揭示了中国第一线的办学者开放办教育的态度及将中国教育与各国教育比较反思借鉴的独特眼光。

移民网络与我国OFDI绩效提升——基于上市企业海外子公司数据分析

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如何持续推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平稳发展、量质齐升已成为重要研究议题。移民网络由于其特有的文化血缘纽带与经济功能,能够显著减少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实施主体海外子公司所面临的外来者劣势,进而影响其绩效。基于我国上市企业海外子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移民网络对海外子公司视角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对于非国有企业海外子公司和采用独资模式的海外子公司,移民网络对其绩效的提升作用较为显著。具体而言,移民网络能够通过帮助海外子公司获取组织合法性中的规制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即减少东道国与母国之间制度法律差异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并降低信息不对称来促进海外子公司绩效提升。基于此,应加强移民网络维护管理,并通过建立海外在线信息共享平台等方式加强我国海外子公司与移民网络的联系,进而提高海外子公司绩效。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量表开发及对跨国经营绩效影响

从社会网络视角将华侨华人内外部网络特征作为研究出发点,基于扎根理论方法,首先从成长性、融入性、联通性、传承性四个维度构念华侨华人网络质量,通过对225名华侨华人和当地族裔发放问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初步验证了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构念效度;然后发放379份问卷,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来验证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结构维度、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研究结果显示,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在四维度构念最优;最后,通过对155家中国海外子公司发放问卷,进一步研究验证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对中国海外子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以及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检验了量表的预测有效性。

近代中国侨汇市场的发展与功能

侨汇市场是以侨汇为经营对象,基于不同时间、地区的汇率、利率和汇票价格信息,围绕侨汇资金和汇票交易而进行的多层次、多区域的投机活动和交易场所。近代中国侨汇市场的参与主体经历了一个从个体到组织、从民间机构经营为主到国家机构积极参与的发展过程,从以个体经营的水客逐步发展为批信局、邮局和银行的综合参与。侨汇市场的交易网络也逐渐从简单的侨乡—侨居地的双边贸易和汇兑,演化为以香港地区和上海为中心、具有各类跨境贸易资金融通、以及风险投资的交易体系。侨汇市场的交易活动不仅促进了短期资金流动和平衡国际收支,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香港地区—华南—上海的资金流动网络的形成,同时为近代工业发展提供了资本。

“双一流”建设高校海归教师的二元学术网络特征

基于35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教师调查数据,根据近似性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分析海归教师的海外和本土二元学术网络特征,考察海外流动的学术网络构建作用。研究发现,海外流动对海外和本土学术网络产生相反的影响,海外流动经历显著优化了海归教师的海外学术网络规模、关系强度和网络顶端,但显著降低了本土学术网络关系强度。不同类型的海外流动对学术网络构建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海外博士/工作流动对海外学术网络的优化作用和对本土学术网络的削弱作用最大,其次是海外博士留学,最后是海外工作流动。不同回国阶段海归教师的二元学术网络特征存在显著差异,随着回国时间的推移,海归教师的海外学术网络优势逐渐下降,本土学术网络劣势有所修复。高校应充分利用海归教师的跨国社会资本优势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并促进海归教师尽快融入本土学术圈。

华侨华人网络、企业战略激进度与对外直接投资

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规模显著提升,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大而持续的动力。在此过程中,华侨华人网络的影响作用日益凸显。基于社会网络和战略匹配理论,考察华侨华人网络影响我国企业OFDI的理论机制,并构造华侨华人网络中心性指标展开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华侨华人网络会通过提高中国跨国企业战略激进度来促进企业OFDI。并且,管理者自信会强化华侨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OFDI之间的关系。此外,当投资东道国为非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处于非儒家文化圈或为发达经济体,以及企业为非国有企业时,华侨华人网络对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我国应充分发挥华侨华人网络优势,加强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社会网络调节下文化距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联系的加强,除地理距离和制度距离等因素外,文化距离成为影响双边贸易关系的重要变量。孔子学院和华人网络构成的社会网络可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两国的文化距离,减轻文化距离对双边贸易的抑制作用。构建以文化距离为核心解释变量,社会网络为调节变量的实证模型,基于2008—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52个国家的贸易数据,探讨社会网络调节下文化距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政策调整提出建议。

海外华侨华人双重网络关系与双元市场能力——政策支持的调节作用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以回国创业的海外华侨华人为研究对象,探究本土和海外双重网络关系对其适应与开拓中国市场能力的影响。结合国内创业政策环境,探讨国内政策支持的调节作用。通过308份回国创业海外华侨华人的有效问卷调查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海外华侨华人的本土网络关系和海外网络关系均对其回国创业的双元市场能力均具有积极正向的影响,但相比较之下,本土网络关系对其回国创业的市场适应能力影响作用显著更强;(2)政策支持在本土网络对双元市场能力的正向影响路径中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3)政策支持在海外网络对双元市场能力的正向影响路径中起到了负向的调节作用。

中国旅游企业海外投资网络特征研究

跨国企业投资带动各生产要素全球性自由流动和交换,中国旅游企业海外投资逐渐呈现多线程、复杂网络结构形态。基于连锁网络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该文考察了目的地区位选择视角下2004—2019年中国旅游企业海外投资网络的整体结构和空间特征。研究发现:①旅游企业海外投资网络整体密度较低,具有显著的距离衰减和零散分布特征;2014—2019年北美和东亚海外投资累计数量较多,其次为西欧、大洋洲和东南亚,非洲和南美洲数量最少。②旅游企业海外投资空间分布双核主导优势明显,“核心—边缘”结构特征明显,形成以中国香港、日本为核心的亚洲东部及东南部区域和以美国、荷兰为核心的欧美区域两大板块。③旅游企业海外投资网络度数中心度分层明显,具有跳跃式特征,呈现“富人俱乐部”态势;中间中心度和结构洞水平整体数值偏小,目的地枢纽作用差距较大且不显著,海外投资“马太效应”明显。最后从旅游企业的海外投资动机、目的地需求异质性、节点辐射效应发挥等方面提出优化中国旅游企业海外投资网络的对策建议。

近代梅州侨乡批局经营网络研究——以1936年汕头批局登记详情表为证据

随着近代邮政档案的开发利用,为深入研究梅属批局经营网络提供了史料支持。利用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汕头批信局登记档案,以1936年梅州侨批网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梅州侨批网络的关系构成、网络特征,首次呈现梅州侨批网络面貌。研究发现:(1)梅属批局与潮汕籍汕头批局合作紧密,梅州地区侨批多通过汕头批局进行转递,潮汕籍汕头批局是梅州侨批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2)海内外梅属批局多通过同乡(县)关系构建合作,服务范围主要是本县本乡乡亲,以同乡(县)关系保障侨批网络的运作。(3)梅州侨批网络并不存在以县域为界的帮派,梅州侨批网络内部呈碎片化分布,从而影响了梅州侨批网络的服务范围和效率。

读者与观众:海外输出背景下受众跨媒介接受路径研究——网络文学与IP改编的序位效应考察

当下,网络文学海外输出欣欣向荣,部分业界和学界人士认为这为IP改编作品走出国门奠定了基础。先成为读者还是先成为观众决定了受众跨媒介接受路径的不同,文章以序位效应为理论依据,循着从国内到海外的研究路径,以传播力提升为目标,探讨受众跨媒介接受的路径构建、心理机制、海外输出背景下的路径选择问题。研究发现,从观众到读者的接受路径有利于最大限度提升海外传播力,即以IP改编作品的海外走红带动网络文学的输出。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建议重新规划海外输出策略。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外交访问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本文基于2000~2019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据,系统地研究了外交访问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及其潜在的影响渠道。本文的研究表明:外交访问不仅能够促进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而且有助于拓展企业并购的深度和广度;此外,从影响渠道来看,企业间商务信息交流分享和社会网络构建、母国与东道国文化壁垒以及东道国投资不确定性的下降均有助于中国对受访国开展海外并购。本文的进一步分析显示,中国领导人的外交访问活动展现了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协同推进的战略布局,周边外交和小国外交对企业海外并购的促进效应更大。本文的研究不但有助于揭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驱动因素,而且对于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促进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可持续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背景下工程机械跨境电商海外仓选址研究——以徐工机械为例

受“一带一路”影响,海外仓作为跨境电商服务的高效媒介,对大型工程机械制造企业尤为重要。在此基础上,文章研究工程机械跨境电商海外仓选址问题,以徐工机械为例,建立轴辐式网络选址模型,以仓库处理成本、运输成本、仓储建设的固定成本以及时间惩罚成本的总和为目标函数,构造遗传算法编码,并借助MATLAB软件求解,最终确定两种可执行的选址方案。研究结果表明:对跨境电商海外仓库进行轴辐式网络设计(设置多个枢纽节点)能有效降低总成本,实现规模效益。通过实例证明,该方法为工程机械跨境电商海外仓的选址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支持。

中国海外新闻报道的新媒体叙事策略探究——以中国国际电视台为例

中国海外新闻报道是传递中国声音与讲述中国故事的有力渠道,也是海外用户了解中国形象的重要窗口。中国国际电视台借助虚拟现实技术,通过多元叙事主体瓦解海外用户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在创新报道叙事视角的过程中逐步展现出中国的大国风范与担当,为中国海外新闻报道实现新媒体叙事提供了有力借鉴。分析中国海外新闻报道新媒体叙事的价值,总结中国国际电视台推进新媒体叙事的具体实践,可以为中国海外新闻报道实现新媒体叙事提供可行性参考。

联通五洲:清季海外政治报刊《清议报》发行网络研究(1898-1901)

作为“连串海外政治出版的开端”,《清议报》所开创的发行网络在海外华文报刊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以《清议报》所登告白为线索,结合日记、书札等史料,系统梳理《清议报》发行网络及其政治意涵。研究发现,《清议报》遭清廷禁止后,除利用以上海为代表的口岸城市外,颇多凭借日人势力及前人甚少提及的基督教发行网络。《时务报》所召唤的“士林”发行网络虽已遭破坏,仍能助该报秘密传播。同时,《清议报》以合海外之人心为旨归,借助各埠侨领、教士及报刊联盟,发行网络纵横五大洲。各埠代派处(人)勾连发行、阅读、政治动员等环节,使《清议报》成为推动保皇会发展的组织工具。《清议报》所探索的发行新路,既对清季留日学生报刊之流通发挥了先导作用,又对保皇、革命两派机关报之发行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成为改造清季海外华文报刊发行网的关键节点。

抗战时期大后方侨资银行差异性考察

抗战时期在以重庆、昆明为中心的大后方相继成立了一批以华侨投资为主的侨资银行,这些银行的成立时间大多集中在1942-1944年间。虽同属国民政府构建的大后方金融网系统中的商业银行,但是这些银行的成立宗旨却不尽相同,这也使得侨资银行的发展大致分为两种类型,即“纯粹的华侨资金银行”与“似官非官,似商非商”的侨资银行。文章主要从募股资金、职员选任、分支行设立等方面对侨资银行的差异性进行辨析,指出这种初创时期的差异是不同类型侨资银行长期经营发展道路不同的重要原因。

粉丝营销视角下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策略研究--以《诡秘之主》为例

中国网络文学作为展示新时代形象的内容载体,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塑造中国形象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基于粉丝营销理论,以《诡秘之主》为成功案例,从内容、形式和传播三个维度来分析中国网络文学在海外的传播策略,为后续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高管母校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校友网络与企业创新影响研究

基于IncoPat平台检索得到的中国内地高校发明专利转让数据,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采用社交网络分析方法建立校友网络,分析高管母校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校友网络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高管母校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校友网络中心度对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越处于校友网络中心位置,高管母校科研成果转化能力对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水平的提升作用越显著。然而,企业创新的母校纽带也可能产生“小圈子”效应,从而固化创新思维,表现为高管团队海外背景异质性在高管母校科研成果转化能力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但当企业位于校友网络中心位置时,这一调节效应不显著。过度强调“母校意识”可能遮掩海外异质性知识资源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与开放、多元的创新精神背道而驰。

安徽省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分析东道国风险对企业海外投资的空间效应及投资网络中心度的调节效应。本文以安徽省矿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据为例,实证结果发现,东道国风险对企业海外投资有显著的空间效应;东道国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对企业海外投资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政治风险的影响大于经济风险;较高的企业海外投资网络中心度可以有效缓解东道国风险带来的不良影响。最后,本文从企业和政府层面提出政策建议,以保障安徽省矿企更稳地“走出去”。

英国电影节的体系创新与中国艺术电影的海外传播新路径——以伦敦华语视像艺术节(Chinese Visual Festival)为例

伦敦华语视像艺术节(Chinese Visual Festival)成立于2011年,其创建的初衷是为了能够让英国观众看到西方主流印象之外的中国。从2011年创办到2020年因疫情原因不得不暂停举办,伦敦华语视像艺术节展映的影片类型与题材均称得上多样。参展伦敦华语视像艺术节的电影人/艺术家的身份背景也有较大差异,还有一些鲜少在欧美国际电影节上露面,但在国内成绩斐然的导演。伦敦华语视像艺术节将电影放映与艺术展、音乐会和学术座谈会相结合,通过体系的开放性拒绝呈现“东方主义”视角下异域化、单一化和刻板化的中国影像,对中国艺术电影的展映将重点从单一的中国现实展现转移到对影像艺术中包括现实主义美学在内的各类美学模型的反思与质询,为中国艺术电影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