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失误研究回顾与展望

[目的/意义]情报失误涉及军事战争、国家安全和商业竞争等领域,会对组织决策产生严重不利影响,了解情报失误研究进展,有助于促进情报失误未来研究。[方法/过程]首先,回顾20世纪40年代至今的情报失误研究发展概况;其次,系统分析情报失误相关研究文献;最后,提出情报失误研究现存不足及未来需重点发力的方向。[结果/结论]研究发现,情报失误研究发展阶段包括萌芽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时期和深化时期,研究内容包括情报失误理论研究(具体包括情报失误概念研究、情报失误致因因素研究、情报失误学科交叉研究)与情报失误案例研究(具体包括二战时期、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的案例)。此外,情报失误研究在基础理论、泛化现象和规避策略方面研究不足。

数字检察的法治边界

数字检察改革是指通过数字化赋能法律监督,以解决以往法律监督“被动性”“碎片化”“浅层次”等问题,是一种穿透式、类案式、一体化的法律监督。以数字检察的监督过程为观察视角,发现数字检察在监督内容、数据获取、技术运用、监督程序等环节的法治边界不清,数字检察存在异化风险。数字检察法治边界之厘定是其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因而,在过程视角下,我们应明确,数字检察的监督内容在横向上需坚持以法律为依据,在纵向上需关注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重点问题;数据获取需遵守比例原则、成本控制原则、数据安全保障原则与个人信息保护原则;技术运用中的技术选择仍需坚持成本控制原则,技术引入需履行算法备案与专家评议,技术运行应遵守技术辅助、技术透明与技术参与原则;监督程序上需秉持案件化监督、协作式监督以及事后监督等准则。

德国联邦情报局境外通讯战略性监控及其监督的新进展

[研究目的]继2016年之后,德国联邦议会于2021年3月再次对《联邦情报局法》进行修改。该法对情报机构收集境外外国人情报采取与美国不同的立场。对德国联邦情报局境外通讯战略性监控及其监督的新进展进行研究能够把握域外大规模情报监控及其监督制约的最新动向。[研究方法]通过对比分析、规范分析,对德国联邦情报局境外通讯战略性监控及其监督机制进行系统梳理;通过理性思辨方法,对该制度的新进展进行评析。[研究结论]德国2021年修改的《联邦情报局法》以《基本法》域外效力为基础,从监控目的、具体事由、事前审批、监控所收集数据的处理与留存、特殊数据保护、监督机制等方面全面重构了境外通讯战略性监控制度,且基于《基本法》域外效力的区别立法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但适应性测试、截取通讯量限制等制度在贯彻比例原则上仍存争议。

新时代新征程国家审计发展的路径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国家审计必须结合“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到“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发挥审计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到“发挥审计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中的独特作用”把握新时代审计监督职责定位,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把握新时代审计工作使命任务,通过坚持党的领导、立足经济监督、发挥独特作用,切实增强审计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从监督内容向绩效效益转变、监督层次向宏观管理转变、监督方式向数字化转变、监督时间向均分前中后转变、监督主体向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并重转变、监督体系向联合监督转变等方面推进审计事业改革发展。

在党和国家大局中发挥审计独特监督作用研究

本文立足于审计是国家治理体系监督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定位,提出审计围绕党和国家大局发挥着监督保障、促进管理、预警惩治、推动改革四大功能,与其他监督形式相比,审计具有独立性、专业性、综合性和权威性强等独特优势。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审计机关要更好发挥独特作用,必须坚持和不断强化三项重要保障机制,即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专司经济监督职责定位、做深做实研究型审计。最后本文提出,立足特派办自身职责定位,推动审计发挥在党和国家大局中的独特监督作用,要解决好“审计作为”与“审计地位”不相适应这一主要矛盾,并从加强政治建设、提高审计质量、改进研究方法、深化队伍建设四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论权力机关监督监察机关的路径完善——兼论监督法的修改

当前权力机关对监察机关的监督存在国家法律规范的供给不足和迟缓、监督工具不够丰富具体、监督程序公开不到位且衔接不足等问题。同时,监察机关“位高权重”,使得权力机关监督略显乏力。因此,应进一步健全《监督法》,扩大监督主体范围,创新监督举措,完善特定问题调查制度,增设法律责任章节,完善监督程序的具体法律规定;丰富和具象监督“工具箱”,加强对监察相关法律的执法检查,对监察机关发布的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强化监察机关的询问与质询;推动监督程序公开,加强各种监督方式间的衔接,完善跟踪反馈环节,切实增强权力机关监督监察机关的有效性。

公众参与、银行监管和银行风险

鼓励公众参与是赋能银行监管的重要途径。本文将银行监管领域中的公众参与区分为公众监督监管行为(公众监督)和公众举报违法行为(公众投诉),并使用2SLS-IV回归法,探讨了两类公众参与在银行监管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两类公众参与均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但其发挥作用的渠道机制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公众监督通过提升监管执法规范来降低银行风险,而公众投诉则通过加强监管执法力度来降低银行风险。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反腐败强度越大,公众监督的影响效应越强;银行资产规模越小,公众投诉的影响效应越强。根据以上结论,本文建议银行监管改革在注重监管机构“从上而下”治理思路的同时,还应重视公众参与“自下而上”的作用。

澳大利亚的情报改革:问题、原因及启示——基于2017年独立情报审查的分析

[研究目的]研究澳大利亚情报工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战略意义,2017年独立情报审查是近年来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情报审查,以此为基点对澳大利亚情报改革进行研究,可以深化对澳大利亚情报工作的认识。[研究方法]利用文献研究方法对2017年独立情报审查报告等进行文本分析,梳理澳大利亚情报改革的主要内容,寻找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进行原因分析。[研究结论]研究发现,澳大利亚不同部门在情报整合上存在职能冲突,同时澳大利亚政府以不恰当理由拒绝议会业务监督,前者主要是由情报政策的不恰当、不充分转移引起的,而政治控制和安全保密是后者的主要原因。两方面分析的启示下,研究发现澳大利亚情报工作相对集权又严重依赖国际盟友,这一背景下,澳大利亚国内情报工作政治化和国外安全感知负面化呈现双螺旋结构相互强化。

情报监督制度形成的动因分析--基于“五眼联盟”国家制度现象的考察

[研究目的]情报监督制度是情报工作高效合法运行的规范保证,构建情报监督制度需要了解制度形成的动因,通过观察“五眼联盟”国家的制度形成现象,理解情报监督制度形成的制约和驱动要素,既可以夯实研究的理论基础,也有助于实践中推进制度构建。[研究方法]利用文献研究、案例讨论的方法分析制度形成动因,并利用资料实证的方法对研究观点进行检验。[研究结论]研究表明,将情报监督制度置于中观层面有助于理解情报监督制度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形成动因:宏观的规范—认知视角下,情报监督制度的形成受到来自国际盟友的规范压力和现代社会的观念压力影响;微观的结构—能动视角下,面向情报机构的监测激励机制和面向决策者的决策需求评估机制共同驱动了情报监督制度的形成。

邓小平对党和国家监督体制的探索及其经验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高度重视党和国家监督体制建设,在长期探索中取得了重要成果,积累了宝贵经验。他深刻把握革命胜利后党所处地位的转变,强调“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而且要“实行严格的有系统的监督”;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把完善监督体制作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洞察改革开放条件下党面临的新考验,强调“中央要有权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制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监督体制建设的基本构想集中体现为四个“点”:以保证权力正确行使为根本点,切实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以践行党的性质宗旨为出发点,增强党员干部接受监督的自觉性;以健全制度为关键点,建立和完善各种必要的监督制度;以监督机构设置为支撑点,对党组织和党员实施有效监督。今天,从邓小平的探索和实践中汲取经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把握和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尤为重要:处理好上下和左右的关系,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不断增强监督合力;处理好有形和无形的关系,坚持思想教育和制度约束同向发力,不断提升监督实效;处理好自律和他律的关系,坚持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不断破解监督难题。

高质量推进审计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加强审计工作、完善审计制度和更好发挥审计监督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系统、深刻地回答了新时代审计事业发展的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和新论断,形成了新时代党在审计领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为做好新时代审计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重要论述,必须以更高的审计站位、创新的审计理念、正确的审计逻辑和科学的审计思维加快推进审计实践创新、高度重视审计理论创新和积极探索审计制度创新,把审计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新质生产力发展视角下审计推动数据安全治理

数据是一种新兴的战略资源,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数据安全关乎国家安全,数据安全治理能力亟待提升。传统的监管存在短板,不利于数据开放共享,制约了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基于这一背景,本文分析新质生产力发展与数据安全的内在逻辑,梳理我国数据安全监管的现状,阐释引入审计推动数据安全治理的作用机理,确立审计风险评估揭示数据安全风险与漏洞,促进被审计单位筑牢数据安全风险防线,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治理思路,探索数据安全与开放的平衡审计模式,筑牢数据安全底线,激发数据价值释放,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数据赋能。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背景下高职院校课程视导:理念与实施

课程视导是对学校的课程运作进行监督和指导,确保课程实施结果与课程目标和标准相一致的活动。作为实现课程领导的重要渠道和强化课程审议的有力工具,课程视导能够协助多元主体协同开展课程治理,优化课程结构、提升课程品质,使高职院校课程面向社会、市场和学生的需求,并为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提供助力。建立一套完善的课程视导流程需要视导团队秉持多元、分权、规范和动态的原则,在实践中不断强化制度建设,以规范的保障制度、完善的活动流程和强有力的问责制度引领视导活动的开展,并由专业化的课程视导团队协同拟定视导评估指标体系与方案,创新视导方式,助力课程视导活动的现实落地。

第二版《汉语大字典》引朝鲜本《龙龛手鉴》疏漏举例

《汉语大字典》的修订完善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尽管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仍然存在着一些疏失。举例分析第二版《汉语大字典》引朝鲜本《龙龛手鉴》所出现的疏漏,以有益于《汉语大字典》再次修订。

系统思维下高校巡视巡察上下联动机制建构探究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推进高校巡视巡察工作高质量开展,是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促进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保障。将系统性思维引入高校巡视巡察上下联动机制建构中,有利于从整体性治理视角对高校巡视巡察工作整体谋划、一体推进,建立健全高校巡视巡察长效机制。

高校项目管理风险库的构建与应用探析

文章从传统项目风险管理角度入手,基于内部控制管理思维,将原有的事后整改逐步前移到事中发现和事前预警,尽可能减少因风险发生带来的各类损失;从审计监督角度出发,旨在发现项目风险和提前预警,助力高校基建项目管理能力提升,并且通过风险库及时总结定时汇总向审计委员会汇报,既是在高校内部控制管理上进行提升,也帮助领导在决策时充分考虑容易出现的风险点;基于PDCA循环,在以审计监督方式构建的风险库,能够使基建项目在管理中不断发现和开展风险预警的工作路径能力,尽可能减小相关风险发生的概率。文章既为合理化管理和减少今后基建项目管理风险提供数据库的参考,也为高校审计、工程和内控等教学提供充足的案例分析提供进一步研究方向。

线型水利工程征迁监理监督质量控制探讨

线型水利工程征地拆迁监理监督工作核心是“质量、进度、资金”三控制。文章结合山东省南水北调输水线路、小清河综合治理、黄水东调等线型水利工程征地拆迁监理监督工作实践,总结水利工程征地拆迁质量控制方面的经验,对征地拆迁质量控制的重要性、依据、策略、措施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并对做好征迁安置工作提出了建议。

疫苗国家监管体系临床试验监管相关板块的评估与思考

2022年8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我国通过疫苗国家监管体系(NRA)评估,此次疫苗NRA评估指标大幅增加、内容更加全面、标准更加严格。本文介绍了WHO全球基准评估工具临床试验监管相关板块的要求,探讨了近年来临床试验监管的发展变化,以期为相关单位提升临床试验质量和完善临床试验监管提供参考。

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标志性成果,在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执政治国的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从形成论、实践论和效能论三个角度对此进行探讨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形成论是对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形成的内在动因、过程特点和关键条件的分析;实践论是对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实践模式的总结,即坚持政治意识和法治思维相统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相统一、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统一;效能论是对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效能的规律性认识,即制度现代化的共性特征与中国特色有机统一、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有机统一、党的自我革命世界观与方法论有机统一,是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发挥效能的基本前提、核心要求和有力保障。

论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宪法基础

现行《宪法》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产物,同时为党在未来的自我革命预留了制度空间,其对“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规定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勇气,其序言中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构成党的自我革命的方法路径,其关于监察委员会的规定则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制度载体。坚持自我革命是为了更好地推进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的核心内容被规定在国家根本任务中,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既需要中国共产党修正认识偏差以便对国家根本任务作出科学设定,还应增强党的先进性以便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国家根本任务。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自我革命与人民民主并非互斥而是相辅相成,人民民主为自我革命提供外生动力,自我革命使人民民主更加真实有效。为了长期有序推进自我革命,必须以宪法为基础构建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一方面,自我革命本质上属于党的建设活动,而这是党内法规的规范重点,因此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中的党内法规不得抵触宪法;另一方面,部分自我革命活动已转化为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这要求根据宪法制定相关法律,以便监察委员会等国家机关履职有完备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