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危险废物产生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及政策启示——基于面板EKC模型的估计

基于面板EKC(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及其东中西部地区1996—2013年危险废物产生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研究了我国资源化利用水平和无害化处理水平对危险废物产生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危险废物产生量与经济发展呈现"倒N型",东西部地区呈"N型",中部地区呈"倒N型",总体上我国危险废物产生量随着经济的增长呈现先下降后增长再下降的趋势,但也存在区域差异性,我国东西部地区呈现增长的趋势;我国危险废物综合利用水平对危险废物的减量化具有较大的影响,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水平呈现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而危险废物处置水平对危险废物减量化影响较小。基于上述结论,提出我国危险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政策与建议。

中国服务业CO_2排放的时空特征与EKC检验

采用IPCC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中CO_2排放因子与估算方法,核算了1995—2012年中国30个省区(不含港澳台地区和西藏自治区数据,全文同)服务业的CO_2排放量,并对30个省区服务业人均CO_2排放量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利用基于面板数据的EKC模型检验中国及其三大经济带服务业增长与CO_2排放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考察期内,中国服务业人均CO_2排放量从0.16 t升至0.77 t,服务业人均增加值从1 621.04元增至9 991.95元;服务业人均CO_2排放量排在前列的省区大都位于东部地区;东部和中部地区人均CO_2排放量与服务业人均增加值之间呈线性正相关,人均服务业增加值每增加1个单位,人均CO_2排放量将分别增加1.02和1.16个单位;西部地区人均CO_2排放量与服务业人均增加值之间呈单调递增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差别化的碳减排对策:1东部地区应通过技术改进和优化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来降低CO_2排放,并成为中国服务业节能减排的"领头羊";2中、西部地区应在保持服务业经济适当增速的前提下,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降低能源强度作为减排重点.

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EKC检验——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一项比较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本文选用1996-2008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研究了东、中、西部地区人均碳排放EKC的存在性。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东、中部地区存在人均碳排放EKC,而西部地区人均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呈线性关系。第二,东、中部地区人均碳排放EKC拐点到达的时间不同,东部地区较晚而中部地区较早,并且碳排放强度下降会促使拐点提前到达。第三,东、中、西部地区人均碳排放均存在较强的排放惯性,当期经济增长会对未来几年的环境质量产生影响。

中国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满足EKC假说吗?——基于半参数面板数据模型的检验

本文以中国28个地区1995～2009年的面板数据,在估算28个地区CO2排放量的基础上,采用灵活稳健的半参数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CO2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及其东部存在CO2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且转折点为0.76千元人均实际GDP,但是中部、西部不存在该曲线;中部正趋近于人均CO2排放的转折点,西部离该转折点还有较大差距;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对CO2排放具有正向的影响。

异质性条件下化肥面源污染排放的EKC再检验——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分组

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分组的基础上,对不同组别的化肥面源污染排放强度与人均农业产出之间的EKC关系进行再检验,并分析不同组别EKC未来演变的时间路径。研究结果显示,基于门槛效应分组的化肥面源污染排放EKC检验结果存在显著差异;多数EKC曲线为"倒U"型的省份已跨过拐点,而多数EKC为"N"型的省份均跨过第一个拐点,但跨过第二个拐点的时间至少为9年;虽然不同分组的EKC检验的形状及拐点存在差异,但多数省份化肥面源污染排放当前处在随着农业经济增长而下降的发展阶段。政府部门应能够着眼于服务"两型农业"的可持续增长目标,因地制宜地做出全局部署,追求农业经济效益的同时,合理控制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的过快增长。

森林资源与经济增长的EKC关系检验——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目的】 检验森林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EKC互动关系,探索维持森林资源与经济增长协同发展路径。【方法】 在环境库茨涅兹曲线理论基础上,以人均森林蓄积量为因变量、不变价人均GDP为自变量、社会经济因素为控制变量,基于1986—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森林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运用面板单位根和协整检验方法,构建普通EKC模型和加入控制变量的扩展EKC模型,对比分析回归结果,并寻找不同省份拐点出现的时间路径。【结果】 1) 2种类型EKC模型均支持人均森林蓄积量与经济增长的倒N形关系,人均森林资源随人均收入增长呈“下降→上升→下降”的演变过程,扩展EKC模型的拟合程度更高,其极小值和极大值拐点对应的人均GDP分别为639.79元和33 560.58元,且当前各省份处于扩展EKC的上升阶段;2) 不同控制变量对森林资源的影响作用具有差异性,技术进步、政府政策扶持与森林资源增长正相关,产业结构与森林资源增长的正相关关系不显著,而人口规模则与森林资源增长负相关,人口增长将侵占森林资源增长空间;3) 多数省份在1990年之前陆续跨过极小值拐点进入上升通道,而不同省份森林资源到达极大值拐点所需时间有差异,到达极大值拐点的时间基本与地理空间分布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呈“东部最早、中部次之、西部最晚”的演变格局。【结论】 当前我国森林资源与经济增长处于倒N形曲线关系的上升阶段,森林资源随经济增长而增长,但森林资源的增长空间将会达到饱和,人均森林资源增长将趋于稳态,可通过继续优化产业结构、加大林业投资、引入民间资本等措施,避免各省份人均森林资源到达极大值拐点后的下滑,到达极大值拐点后要引导森林资源向质量提升转变。

碳排放与夜间灯光的EKC曲线关系实证——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

为了厘清我国碳排放与夜间灯光的关系，文章将EKc模型与动态空间面板回归相结合，并引入地理权重与经济权重，对我国1995-2015年的碳排放量与夜间灯光的关系进行实证。结果发现：（1）我国的碳排放受空间因素与经济因素的双重影响，其中，受空间因素的影响更为显著；（2）能源碳排放与夜间灯光之间基本存在倒“U”型的曲线关系，EKC拐点约在2069年前后到来；（3）我国建设用地碳排放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与经济溢出效应，且两者的共同叠加延缓了建设用地碳排放拐点的到来；（4）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夜间灯光对碳排放增长的作用不同，在经济发展前期，主要表现为驱动作用；在经济发展后期，主要表现为抑制作用。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分析

地域间环境质量演进存在着明显的区域相关性,而传统的EKC研究中往往忽视这种空间效应,使得研究结果存在偏差。本文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结合不同固定效应分析,对中国29个省级区域1990-2006年间工业三废密度与人均GDP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了探索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作用关系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同时,在纳入空间效应的条件下,除工业废水外,其他环境指标与人均GDP之间皆符合EKC关系。

不同城市化阶段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差异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

基于1997～2011年我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按照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划分为三个组别，采用STIR—PAT模型实证研究了不同城市化阶段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差异，并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结果表明：随着城市化阶段的演进，城市化对碳排放的驱动作用越来越小，家庭小型化日趋成为引起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因素；在城市化不同阶段，人均财富对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尤其是在城市化中期阶段；在城市化不同阶段，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都是存在的，但距到达碳排放拐点分别需要12年、31年和23年。最后，根据不同城市化阶段碳排放的特点，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碳减排对策。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基于生活污染和空间计量方法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环境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假说,大部分的研究假定污染排放不受相邻国家或地区的影响。基于中国1998-2007年省级生活污染排放数据,使用空间计量方法对EKC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生活污染排放的空间依赖关系并不显著;同时,人均生活污水、人均生活污水中COD和人均生活SO2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为"倒U型"曲线关系,人均生活烟尘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为"倒N型"曲线关系,这说明就生活染污而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是相互协调的。

中国夜间灯光与建设用地碳排放关系实证分析

为厘清建设用地碳排放与夜间灯光之间的关系,利用静态面板回归以及EKC模型,对1995年到2015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建设用地碳排放量与灯光指数ANLI的关系进行实证,并基于城市化的视角对结果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城市化与建设用地碳排放在全国与西部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东中部存在城市化对建设用地碳排放的单向因果关系,说明东中部的城市化质量高于全国整体以及西部;(2)全国以及东中西部的ANLI指数与建设用地碳排放都存在着倒U型曲线的关系,说明城市化对建设用地碳排放具有驱动与制动的双重作用;(3)城市化对建设用地碳排放的贡献具有区域性,按大小排序为:东部>中部>全国>西部。研究结果可为夜间灯光数据估算碳排放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未来应因地制宜地制定减排政策,积极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

绿色金融、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西北地区环境指数实现“巴黎承诺”有无可能?

本文基于投入产出模型、EKC假说理论构建面板联立模型,以股市绿色环保概念公司子样本作为绿色金融代理变量,编制环境质量综合指数系统反映和判断绿色金融与环境变化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参考国家层面CO2减排巴黎承诺预测西北地区环境综合指数达到峰值时间。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环境质量与绿色金融间存在交互作用,绿色金融对环境质量显现正向效应但作用偏低。在绿色金融等因素共同作用下,西北五省区环境综合指数变动趋势除宁夏以外均符合EKC倒"N"型曲线,比照我国"在2030年达到CO2排放峰值"的减排承诺,可在该时间节点以前达到环境综合指数峰值,从而总体上向低环境污染转换。为进一步发挥绿色金融对改善生态环境的规模效应,建议降低西北地区绿色金融门槛,促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向绿色产业联合投资,将西安作为绿色金融集聚城市,积极构建内陆地区绿色金融市场体系。

中国工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经验研究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是环境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假说,但目前采用空间计量方法进行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基于中国1989—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空间固定效应模型,对七种工业污染排放进行EKC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地区工业污染排放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关系;与传统面板模型相比,空间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并且模型的拟合优度以及回归系数显著性均有所提高;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为只有一个拐点的"倒N型"关系,人均工业废气与人均GDP为传统的两个拐点的"倒N型"关系,现处在曲线上升阶段,其他五种工业污染排放与人均GDP之间为"倒U型"关系。

城市经济增长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基于省会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建立了城市发展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因素模型,分析了我国30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2003-2012年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结果显示,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空气质量的关系总体上呈倒U型关系,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城市产业结构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是正向的;城市公共交通因素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总体上是显著的;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加总体上会降低空气质量;无论在全国层面还是区域层面,城市绿化因素的作用均不显著。

城市化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来自中国时间序列和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同时考虑城市化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的动态变化和地区差异,利用时间序列数据(1952-2009年)和省际面板数据(1995-2009年),分别以排放总量、人均排放量和碳强度等三类二氧化碳排放指标,使用多种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城市化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1)时间序列数据的经验估计表明,城市化对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显著地正的影响,弹性在0.10%-0.12左右。(2)静态面板数据的经验估计表明,城市化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存在U型的非线性关系;而动态面板数据的经验估计表明,城市化对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存在显著地负的影响,弹性为0.19%,而城市化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碳强度尽管存在负的影响,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3)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的经验估计均表明,城市化并非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关键因素,而人均GDP、能源强度、人口等对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显著地正的影响。

绿色技术进步、农业经济增长与污染空间溢出——来自中国农业水资源利用的证据

基于2002~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农业水资源利用过程中的化肥源面源污染、厩肥源面源污染、灌溉过程碳排放及农药流失作为非合意产出,构建了以"蓝水-绿水"为中心的水资源分析框架,借助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探析我国农业水资源利用过程的绿色技术进步情况,利用空间面板模型重点考察绿色技术进步、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水资源利用过程的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化肥源面源污染排放量和农药流失量均表现出空间聚集的特性;在其他投入和产出不变的的既定条件下,促进农业水资源利用过程中的绿色技术进步能够缓解农业污染的局面;将农药流失污染作为非合意产出的农业水资源利用绿色技术进步带来的环境污染减排积极影响更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与4类污染排放分别体现为倒N型、倒U型、正N型和倒N型的关系,随着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我国绝大多数地区仍处于农药、化肥粗放使用的倒N型的上升阶段,农药流失和化肥施用引起的面源污染情况仍在加剧,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与厩肥还田造成的面源污染相分离的状态逐渐消失,而农业水资源利用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污染情况则不容乐观,大部分地区农业灌溉所产生的碳排放面临快速上升的趋势。

中国城市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区域差异、空间溢出效应及影响因素

基于1992-2013年中国城市遥感模拟反演碳排放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空间马尔科夫矩阵和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在同时考虑碳排放的时空滞后效应和不同地理经济空间权重矩阵的条件下,对城市碳排放的演化路径和关键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识别和减排政策探讨。研究表明,中国城市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区域差异正逐步缩小,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高排放俱乐部集聚特征,同时碳排放类型演化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人均碳排放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绝大多数城市的人均碳排放处于随经济发展而增加的阶段,二产偏重的经济结构和投资的粗放增长共同正向作用于城市碳排放,而人口的集聚效应、技术水平的提升、对外开放度和公路运输强度的增加则共同抑制城市碳排放水平的提高。因此未来要抑制促增因素和发挥促降因素的作用才能有效降低城市碳排放;优化产业结构、精简粗放投资、增加研发强度以及提升公路通达性是未来实现中国城市节能减排的有效途径。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碳排放的对称与非对称影响

在全球经济快速转型背景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的影响已渗入到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正确认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环境风险对“双碳目标”实现至关重要。本文基于非对称传导效应视角,采用2003—2017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EPU在长短期对碳排放的对称与非对称影响,并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展开异质性分析,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析EPU上升、下降对碳排放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EPU对碳排放短期存在非对称影响,长期存在对称影响。在短期,EPU上升显著影响碳排放,而EPU下降对碳排放影响不明显。在长期,两者呈负相关的线性关系,EPU下降促进碳排放。(2)EPU对碳排放的影响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具有明显区域异质性。在短期,EPU变化对东部地区作用不显著,对中、西部地区作用显著,并表现出非对称影响;在长期,东部地区仅有EPU下降会增加碳排放,中、西部地区EPU与碳排放呈现负相关的线性关系。(3)碳排放在不同区域受到EPU冲击后的调整速度不同,东部地区的自我调节能力高于中、西部地区,能更迅速地调整并稳定碳排放水平。(4)EPU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通过经济效应表现,EPU上升通过抑制经济增长活力导致碳排放降低,EPU下降通过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导致碳排放增加。未来,政府应审慎调整经济政策,健全和完善市场信息披露体系并充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助推新兴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