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信仰如何可能?——论康德对“泛神论之争”的回应

通过对“泛神论之争”的回应,康德批判了雅各比和魏岑曼在信仰上的狂热主张和门德尔松的独断的常识信仰主张,并进一步说明了理性何以作为信仰的权威。虽然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没有关于上帝的知识,但不能自身局限性而否认上帝的实在性;虽然一个道德的上帝理念是由实践理性悬设而来,目的在于满足实践理性的主观实践意图,但这一理念却具有普遍有效性。出于对人的神圣性的彰显以及对实践荒谬困境的避免,悬设作为至善的上帝是实践理性的必然要求。

论泰戈尔与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相似性及其美学意义

泰戈尔的诗歌中充满着人与自然相融合的人文情怀,泛神论思想在泰戈尔的诗歌中影响深远。郭沫若是中国“五四”时期深受泛神论影响而出现的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其诗歌代表了“五四”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呼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笔者将试从泰戈尔和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形成历程,泛神论思想在他们诗歌中与自然的融合以及与人的融合三个方面来论述泰戈尔与郭沫若诗歌中泛神论思想的相似性及其美学意义。

自然神论、泛神论与道德神论之比较——试论一种广义的自然宗教

自然宗教与自然科学非但不冲突,反而是密切相关的,自然宗教是在自然神论和泛神论的基石上发展起来的。自然神论把上帝置于世界之外或之上,认为它创造物质世界及其规律之后便撒手不管。这种观点虽然缓和了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对立,却也一度使人的幸福和自由如何实现的道德问题变得颇为棘手。为此,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对自然神论进行改造:一方面将上帝等同于物质世界及其规律本身;另一方面凸出上帝在道德引导或伦理规范方面的作用。然而,康德却反对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和自然神论,主张用道德神论取而代之。康德并未彻底推翻自然神论,他反对自然神论的理由值得商榷,并且其道德神论与自然神论是并行不悖的,二者可纳入广义的自然宗教,而广义自然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是向斯宾诺莎泛神论的回归。

《我自己之歌》中的超验主义思想

《草叶集》的精华篇《我自己之歌》表述了华尔特.惠特曼的诗歌理念和诗人毕生创作的基本主题。在这首长诗中,诗人力求解答“我自己是什么?”这一富含哲思的问题。在对此问题阐述的过程中,诗人表露了自己对“灵魂与肉体”、“上帝与自我”等对立统一关系的超验主义思想。本文从哲性诗学的几个侧面论证惠特曼与爱默生,黑格尔,尤其是与康德等哲学家在思想上的联系,并通过解析《我自己之歌》中对“自我、上帝、灵与肉”等认识客体所做的真诚表述,阐述诗人思想深处超验主义的泛神观念。

福楼拜“非个人化”原则的哲学基础

国内外许多学者一直孤立地从写作技艺的层面研讨福楼拜的“非个人化”艺术原则 ,而本文认为 ,福楼拜“非个人化”原则来源于作为他生存态度之核心价值观的斯宾诺莎主义 ;“非个人化”原则构成福楼拜思想整体的一部分 ,而不是某种可剥离的艺术态度或纯粹艺术形式上的追求。简言之 ,“非个人化”原则的哲学基础正是福楼拜所信仰的泛神论。

德国近代泛神论繁荣的精神缘由——以埃克哈特与斯宾诺莎为中心

近代德国一直流传着泛神论思潮,以至泛神论成为近代德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从精神生活的层面说,德国成为近代泛神论繁荣的沃土,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德国人浓重的理性与灵性情结。德国人是从事哲学理论的民族,也是注重灵性即内心生活并对此有着强烈执著与追求的民族。二是德国近代哲学的产生与源自埃克哈特的神秘论—泛神论及新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三是斯宾诺莎泛神论的影响。

加里·斯奈德与印第安生态智慧

加里.斯奈德被深层生态学家视为他们的桂冠诗人,他为全球生态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斯奈德将印第安原始生态智慧与自己一生的实践紧密结合,他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生态学家和生态诗人。本文旨在研究斯奈德从印第安文化中所汲取的原始生态智慧。主要从万物有灵论、素朴生活和盖娅假说这三个方面来论证。

试析“泛神论”对郭沫若墨学态度的影响——从“扬墨”到“非墨”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界掀起的"扬墨"的研究热潮,让墨学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成为了"显学"。而郭沫若却在这个时期抱有与大部分学者截然不同的、非墨的立场出现在这场思想风潮中。通过研究郭沫若1920—1923年的文学作品和思想研究成果,分析郭沫若对墨学态度由推崇转为批判,与"泛神论"思想有着直接且重要的联系。

论黑格尔对东方艺术的误读

黑格尔在《美学》中论及象征型艺术时 ,以东方艺术作为观照对象 ,但他对东方艺术存在着明显的误读。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述 :一、黑格尔观点的片面性 ;二、黑格尔对东方怪诞艺术的拒斥 ;三、黑格尔对东方艺术的泛神主义的曲解。本文同时还考察了他产生误读的主客观方面的原因。

《紫色》与艾丽丝·沃克的泛神论思想

《紫色》中主人公茜莉所接受的基督教教育使她形成了男权至上、白人至上的观念,也导致了她对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否定。在莎格与聂蒂的影响下,茜莉抛弃了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基督教,皈依了更具包容性的泛神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泛神论思想与沃克所倡导的妇女主义相吻合,即两性之间应从二元对立的关系转为平等互助的关系。

跨文化视野下的中国七夕节和西方情人节

传统节日承载着一个民族历史进程中积淀下来的性格、信仰、观念、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审美情趣等民族文化内涵,是民族精神在特定的社会土壤上长期孕育的结果和重要载体。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传统节日,处在相互融合与相互碰撞中。中国七夕节和西方情人节则是中西传统节日文化相互碰撞与冲击的典型例子。对跨文化视野下的中国七夕节和西方情人节进行对比,有利于筛检其在固有的价值观念、情感心理和文化符号方面所负载的积极因素和精神蕴含,赋予传统文化新的历史内涵,增强其文化传播竞争力。

“五四”时期郭沫若思想新说

"五四"时期郭沫若思想的核心是"天人合一"思想,泛神论只不过是它的一个独特的表达方式或命名而已。本文从"五四"时期郭沫若对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传统哲学的主动追求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神合一"的泛神论两方面着手论述,并对这种泛神论特征作了概括,最后就近几年有关郭沫若的论争作了相应的解答。

康德、雅可比与泛神论之争

泛神论之争的哲学实质在于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雅可比论证一切以理性推论为基础的哲学必然导致与信仰相对的无神论、宿命论。门德尔松的形而上学试图表明信仰可以得到理性的证明,然而他的形而上学抵挡不住雅可比与康德的攻击。康德通过其实践理性信仰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理性与信仰的冲突,然而,这却引发了雅可比对康德理性信仰的进一步批判。似乎没有任何方案可以解决雅可比的二难处境:要么我们放弃理性以拯救信仰,要么我们放弃信仰以支持理性。

对英国浪漫派自然诗学的哲学思辨

英国浪漫派的宗教观集中反映到其自然神学观之中,而其自然神学观的文学书写,便是浪漫派的自然诗学。基于自然神论、泛神论及自然的超自然主义这三种自然神学观,浪漫派在诗歌创作中构筑了自然诗学的内涵:自然既是客观自然,同时又具有超自然性,自然是上帝之产物,具有神圣性,带有神的种种印迹;自然是有机的,它有其内在的生命规律,是"美"与"真"的书写,具有教导的道德力量;自然对立于科学,舒缓人与"自我"的分裂,对人的心灵产生积极的慰藉与净化作用。

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与康德的道德宗教之比较及其融合——兼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

爱因斯坦把“上帝”等同于“宇宙”,称之为“宇宙宗教”,并宣称那正是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然而,爱因斯坦却把对社会道德的关注从宇宙宗教中剥离出来。与之相反,康德则把“上帝”与“宇宙”分离开来,站在反自然神论或反宇宙宗教的立场上,仅仅主张道德神论或道德宗教。我们将爱因斯坦和康德的理论加以融合,形成广义的宇宙宗教。广义宇宙宗教把狭义宇宙宗教和道德宗教包括在内,这是对斯宾诺莎之泛神论的回归和升华,不仅与科学并行不悖甚至相互促进,而且对人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泛神论”的“上帝”——从斯宾诺莎看西方科学和哲学中的“上帝”

在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脉络中,有两个特征尤为明显,即:"教会的威信衰落下去,科学的威信逐步上升。"但是,科学的光辉并没有能够完全驱逐上帝,自斯宾诺莎(Sp inoza)的泛神论之后,"上帝"的身影依然存在于许多哲学家、科学家乃至普通知识分子心中。这并非罗素判断的错误,其实泛神论中让众多哲学家、科学家陶醉的上帝并非圣经中创世纪的上帝,而是人们心中关于宇宙、星空、美与和谐的法则和秩序。

湖湘民俗事象与屈赋的跨时空对话

对话 (dialogue)是人类文化中习见的日常交往方式 ,是与人类的社会性相伴而生的个体或群体间相互联系彼此交流的重要手段 ,作为一个诗学概念 ,对话并不具有可以抽象界定的基本特征。突破二维空间 ,在屈赋影射的潜在背景与今日湖湘民俗事象二者之中可以进行跨时空的文化诗学对话。从中 。

布莱克对弥尔顿的误读

威廉.布莱克因受东方宗教观的影响,彻底颠覆了本土基督教传统教义。从哈罗德.布鲁姆的“误读理论”看来,他采取了一种“魔鬼化”逆崇高策略,通过东方化审美灵视方式对前驱诗人约翰.弥尔顿进行误读,从而创立了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

葛洪自然观再探

葛洪自然观是以“玄”、“道”和“一”为基本范畴,以“万物有灵论”为主要内容的神仙道教自然观,物类变化观是其神仙信仰和炼丹方术的理论基础。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葛洪继承发挥了魏晋之际流行的自然主义,反对天人感应,认为人应该向自然学习,最终有可能成为超自然的力量。

黑格尔论东方艺术中的“泛神主义”

黑格尔首先通过对泛神主义的哲学意义的考察,表明了其内涵是神泛存于世界万物之中,世界万物都是神性的体现,它作为一种宗教思想源起于东方,它在艺术领域里突出体现在东方的诗歌艺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