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域意识与晚明党争--以“浙党”为中心的考察

有明一代,随着行省制度的成熟及诸省份省域范围的固定,在省级政区和科举制度的双重规整下,一种立足于特定地域文化认同和地域利益的省域意识开始形成。作为这种省域意识的现实反映,晚明政坛上出现了若干个以省为认同单位的地域性政治派别,浙党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浙党兴起的基础,是浙江士大夫基于本省同乡的群体意识以及相似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取向。在其发展过程中,又集中体现了浙江士大夫集团的相互帮衬、扶持及对异派的倾轧。晚明浙党的兴起与发展,折射出省域意识在明代政治生活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

庆历党争与欧阳修《朋党论》之关联探析

北宋庆历四年,范仲淹等士大夫对新政的持续推行触发了新旧两党的激烈党争。这次党争有着深刻的起源和鲜明的特征。在庆历党争的关键时刻,欧阳修通过对历史上数次党争的反思,写成《朋党论》一文并上奏宋仁宗,提出对朋党问题的理论认识。

论范晔对东汉“党人”的编纂及评价

范晔在《后汉书》中增设《党锢列传》并以之为核心对东汉的“党人”群体进行了记载。对于“党人”的编纂,范晔在《党锢列传》传首用长序、采谣谚来交代“党锢”的起因与经过,并以之提携全传,又择“三君、八俊”等核心“党人”为传主,以此展现“党锢之祸”的全貌,对于其他“党人”,则以类(德性)相从进行合传。范晔对东汉“党人”的这种编纂方式使其在《后汉书》中形成了以《党锢》为核心的“党人传”记载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党事”始末之主次线索清晰,“党锢”人物之行事编排严密,东汉后期之历史发展面貌丰富。同时,在相关传记中范晔又以大量史论表达了他对东汉“党锢之祸”影响东汉历史走向,以及东汉“党人”出处进退及其精神的看法。范晔对东汉党锢事件及人物的记载,最能体现他的历史编纂水平。

西方政党政治与超政党体制:比较与竞争——兼论中国政党制度生命力

随着社会多元化与否决政治的盛行,西方政党政治的民主悖论、统合断裂与体制失灵日益显著。西方政党体制与超政党体制可从四个层面比较:从利益代表来看,超政党体制下执政党超越各利益集团单一利益诉求,代表国家根本利益。从利益表达来看,西方政党体制主要体现为代议民主、多党竞争、票决民主;超政党体制下民主性主要通过纵向民主、协商民主、群众路线实现。从利益整合功能来看,超政党体制由于利益代表超然性,更能对各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有效整合,形成社会包容性共识。从执政绩效功能来看,相对于西方政党体制的"否决政治",超政党体制能将各阶层多元化利益诉求凝聚于国家统一发展战略。

范晔《后汉书》对党锢成因的认识与书写——党锢事件成因新探

《〈后汉书·党锢传〉序》所记三则谣言,意在追溯党锢事件的成因,绝非累赘无意义之笔。甘陵乡人谣就其最终指向最高统治者桓帝而言,实为尔后"诽讪朝廷"的"党人之议"的先声,而甘陵乡邑社会之分裂为"南北部",以及背后的执政外戚梁冀和清流官僚李、杜之间的激烈政争,亦与党锢事件中的清浊对立紧密相连。汝南、南阳二郡谣则深刻揭示了党锢事件的地方社会背景及制度根源。学中谣语标志着全国性士林舆论的形成,基于士林舆论的党锢名士的组织化(天下名士称号序列),充分体现出名士群体的自律秩序和社会权威,而这被视为尔后门阀贵族体制的重要特征。《〈党锢传〉序》三则谣言的书写,传达了作者范晔对党锢成因的认识与构建。

元祐党籍碑的立毁与版本源流——兼论元祐党籍名录的变更

崇宁元年(1102)、二年、三年,蔡京当权,前后三次立党籍碑,三次立碑入籍人数分别为120人、98人、309人,这三次立碑涉及的党人名录主要来源于此前未入石的党籍名录,主要是绍圣元年(1094)章惇等炮制的73人版党籍名录、崇宁元年(1102)蔡京等炮制的541人党籍名录。崇宁三次立碑,首次仅在宫城端礼门旁,第二次则扩及地方监司长吏厅,第三次则在宫城文德殿门旁与地方监司长吏厅皆立碑。诸立碑地点的选择具有明显的监察、警示与侮辱意义。崇宁五年因星变诏令毁讫此碑。南渡初期党人昭雪时,又出现了用以推恩的103人版党籍名录。后世流传最广的是第三次所立的309人版党籍碑,主要以元祐群臣为主体,并及若干新党士人和不为蔡京所喜者。南宋时党籍碑经扬州某人、梁律、沈暐、司马逨等人重刻,明时又予以重刻。南宋元明清典籍对党籍碑的引用或论述大都与梁、沈二刻有关。

派性村庄政治下的农民上访研究

派性村庄内的农民上访行动兼具个体意志与派性意志的双重特征。农民上访的个体意志使得个体的上访行动具备维护自身利益的内涵,而派性意志使得上访行动具备明显的政治斗争意图。在派性村庄政治下,农民上访变成了派性斗争的工具,国家权力则在上访行动中变成了派性斗争倚重的工具。通过农民上访和国家权力的干预,村庄派性之间的权力格局被重新塑造,同时国家权力也通过对村庄权力结构的塑造及上访活动的回应获得了合法性和权威性。村庄内的派性政治衍生了上访事件,同时也构建了上访事件的再生产机制。

威胁认知、政治极化与美国外交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重大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领域,美国两党长期秉持着协作精神,共同应对大国竞争局面与国家安全威胁。这种协作精神一度随着主要竞争对手的弱化乃至消失、美国所面对的安全问题复杂化,以及美国独特的政治结构和政党制度,而变得越来越困难,政治极化现象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美国对外政策领域。不仅外部世界质疑美国对外政策的可靠性和连续性,而且美国盟友的凝聚力、美国对不同竞争对手的外交管控能力也因之下降。但总体而言,由于对国家核心利益认知的趋同、两党基本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接近,使得美国政治极化又具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

汉末政治风暴与“处士”的文化表现

汉末社会的激烈动荡中,处士作为"党人"的对照,在历史记忆中保留了鲜明的文化形象。这一情形,可以看作儒学群体分流的迹象之一。与激进的"党人"不同,"处士"对政治取全面回避的态度,坚守平民立场,以纯正的在野方式始终保持和执政者的距离,始终不与当权者合作,不为最高执政集团服务,表现出"崛然独立"的风格。历史文献称他们彻底的"独立"意识的表现为"绝迹"。他们与"党锢之祸"受害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消极倾向,研究者也有探索其心理背景的必要。后世对汉末"处士"的评价各有褒贬,亦表现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人等、不同文化倾向的差异。

纽约学派文化批评研究综述

纽约学派是指20世纪30年代末期至50年代中期,一批活跃在美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纽约、聚集在美国现代文坛影响最大的学术刊物之一《党派评论》周围的文学批评家群体。这些纽约批评家以其坚守的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批评事业,形成了一个与美国新批评派并存的批评家集群。关于纽约学派的研究,既是对美国新批评派的共时研究,也是对西方文学批评思想的进一步考察。

智利阿连德政府时期党争研究

党争是智利阿连德政府改革失败最重要的内因。阿连德上台前,智利共产党和社会党先后就与苏联外交关系、资产阶级民主、冷战格局、"社会主义道路"的实现途径等议题展开了四次论战。阿连德执政后,政府内部分裂为"温和派"和"激进派",双方就如何通往"社会主义道路"、军队的政治角色、基督教民主党的地位、经济改革的实施方式等议题展开激辩,并由观点之争上升为党派间的政治斗争。激烈的党争使阿连德政府始终难以形成基本的决策能力和有效的行政能力,政府凝聚力不断下降,"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动荡不稳,内阁部长频繁更迭。党争给美国干涉造成了可乘之机,加速了智利"社会主义道路"失败的步伐。

辛亥革命党人舆论宣传的策略手段简论

辛亥革命党人在进行舆论宣传当中,有着较高水平策略手段的运用,他们亦口亦笔,双管齐下;亦正亦奇,不拘一格;亦雅亦俗,使其深入人心,这无疑是其能够取得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封建帝制斗争胜利的重要因素.

从闲雅风度到自我表现——论北宋党争对士人词风的影响

北宋党争是北宋中后期的基本政治生态,也是审视北宋士人词风变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因素。仁宗朝党争初起时,士人的染指使词摆脱了晚唐以来的艳情遗风,词中的士大夫形象因抒发失意后的胸怀而逐渐清晰;神宗朝新旧两党围绕变法的党同伐异愈演愈烈,苏轼黄州词记录了词人政治理想破灭后的苦闷与人生感悟,寓词以诗人情怀,开士人词诗化的新风;哲宗朝党争激化,卷入政治漩涡的士人在文祸、贬谪的生存忧患面前,常借词营造极富个性的"我"之形象。党争促使士人词从抒写闲雅风度到注重表现自我的转变,也推动词终成独立的抒情文体。

派性政治与村庄治理——以华北地区L村的选举事件为例

派性政治由于村庄选举及村庄治理过程中的各个程序而存在,村庄治理为派性政治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平台,也为派性政治的发生提供了场景,因此,在有派性的村庄中,村庄权力结构的基础是派性,不同派系的力量能否在村庄权力组织中达成一致进而构造一种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决定了村庄政治的稳定。

现代文学批评的不同类型

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文学批评中，“作家风格流派批评”主要兴盛于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开始出现的“社团组织党派文学批评”，可分为“对外批评”、“内部论争”与“自上而下”三种不同文体，各有其不同的写作策略、历史语境和文风特点。三者之间的演变融和转化过程，直接参与并制约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学院文学批评”，只有在80年代才对当代文学有直接影响。网络时代的泛商业批评则对各类文学批评传统，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论东汉党锢的缘起与党人失败原因

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党争,历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然题中仍不乏剩义。本文主要考察党锢的缘起及党人集团失败的原因。笔者认为党人集团的失败绝非偶然,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值得总结。其一,把宦官作为败坏东汉政权唯一的罪魁祸首有失公允;其二,清流官员欲尽除宦官的计划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且他们的过激言论招致皇帝的震怒;其三,党人集团中缺少雄才大略的领袖,在关键时刻优柔寡断,致使功败垂成。

论北洋政府时期新闻伦理思想的发展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新闻伦理思想较之于晚清时期,有了明显的变化与发展,主要体现在:报馆记者和新闻学者自觉地从新闻专业的角度论证记者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使新闻伦理有了更为切实的指导性和说服力;从理论和实践上肃清"有闻必录"观念的流毒,对新闻真实性的重要性认识更加深入;在记者道德修养中,特别强调"大丈夫"精神,鼓励新闻工作者勇于维护社会正义,敢于与恶势力作斗争;在社会责任上,更加强调记者要承担"史家"实录的职责;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性和立场性为核心的新闻伦理观。这些新闻伦理思想在中国新闻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与作用。

《元祐党籍碑》的面相与党人家族命运——崇宁党禁的家族视角解读

元祐党籍碑是北宋晚期党争白热化的产物,是崇宁党禁的重要展现。能名列此碑的多系家族核心成员,同入党籍的以父子、兄弟、子侄、舅甥关系为主,族运兴衰往往系于族内党人的处境。崇宁党禁期间,党籍碑作为黑名单存世,得势的蔡京集团对入籍党人严加惩措,追贬已故者,贬锢在世者,对党人家族的仕途、学术、交游、婚姻都造成恶劣影响;靖康元年解除党禁,党籍碑遂成为白名单,党人子孙凭此以受推恩,他们记录或重刻此碑以扬祖德。通过对东莱吕氏、南丰曾氏、贡川陈氏的考察,可知遭遇酷烈党禁时,仅依托政治立身的家族会大受牵连,复合型家族虽然抗风险系数更强,但也颇受影响,阀阅世家或由政入学,或逐渐衰颓,而一般党人家族甚至全面凋零。

后汉“党锢之祸”起因新探

"党锢之祸"是东汉末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从某种程度而言,党锢事件影响了之后的历史走向,魏晋南北朝的士人气象亦由此而定。因而"党锢之祸"成因的研究对于深入了解后汉末年的政治史颇具意义。而且,党锢事件的爆发并非由宦官一手促成,士大夫阶层本身亦有问题。"党锢之祸"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造成:一是东汉皇权与地方士族的冲突;二是宦官集团对党人集团利益的侵犯;三是党人"错误"的政治理念。

东汉桓灵时期的党锢事件

东汉桓灵时期的党锢事件,是宦官与士人在国家行政中的矛盾所引起的,既反对宦官的弄权,又翦灭士人的结党;两相对峙,却使得桓灵时期的选举制崩解,其原因则源自宦官的私天下与士人的公天下之治国理念的分歧,而其本质则是桓灵时期社会人口的膨胀与单位土地面积的粮食产量之间存在着不相适应的矛盾折射。这一矛盾作为古代历史的"长时段",始终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形成了古代中国王朝频繁更替的本质原因之所在。范晔对于党锢事件的认识,影响并拘囿了众多学者研究的焦点,即关注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