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替代或互补效应

以国务院在2020年10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政策为研究契机,选取我国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研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信息质量治理作用的基础上,研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替代还是互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挥这一治理效应,以及剖析其传导效应和企业异质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有治理效应,且“双向进入”式党组织参与治理会提升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治理效应,即存在互补效应;而“交叉任职”式党组织参与治理抑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治理效应,即替代效应。进一步分析研究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会通过促进企业创新和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对会计信息质量发挥治理效应,并在媒体关注度或盈利能力越高的企业中这种治理效应更好。上述研究结果不仅从新视角拓展会计信息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而且丰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和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单独及联合治理效果,并为政府、企业等相关利益者在实践中发掘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积极作用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供了有益的实践启示。

党组织参与治理能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吗?——基于民营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实体经济金融化趋势日益加剧,如何抑制企业金融化、引导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立足于基层党组织参与治理,以2007—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OLS模型实证探究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民营企业治理对其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党组织参与治理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投资机会,进而降低实体经济金融化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和环境不确定性较强时期更显著,在不同治理方式中也存在差异,而对于不同类型金融资产无明显差异。进一步,党组织参与治理可以削弱金融投资对生产性投资和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本文厘清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内在机理,不仅有助于加深理解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经济后果,还为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社会责任

本文利用手工收集的党组织嵌入数据,考察了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显著地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当党组织嵌入董事会和监事会时,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作用显著,但当党组织嵌入管理层时,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作用不显著;市场化程度和内部控制质量正向调节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作用,即当市场化程度和内部控制质量越高时,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作用越显著。拓展性检验与分析后发现,党组织嵌入显著地提高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但党组织嵌入未能显著地提高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研究结论为完善党组织嵌入机制与深化企业社会责任动因认知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党组织治理参与程度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基于国有企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12~2014年中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党组织治理参与程度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党组织治理参与程度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呈倒U型关系,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程度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也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与低资本混合度的国有企业相比,高资本混合度的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参与程度与内部控制有效性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同时,与地方国有企业相比,中央企业的党组织治理参与程度与内部控制有效性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

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非市场战略的影响

选取2009—2018年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手工收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数据,借助文本挖掘法构造管理者认知指标,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非市场战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非市场战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管理者认知发挥着中介作用,即党组织成员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参与董事会和高管层的治理,将政治性目标或社会性目标内化到决策过程中,影响管理者认知,从而促使企业更好地实施非市场战略。此外,管理者背景特征正向调节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管理者认知之间的关系,制度环境压力正向调节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企业非市场战略之间的关系。

国有企业党组织“把方向”能有效抑制财务舞弊吗?——基于“讨论前置”机制的准自然实验

国有企业党建是"十四五"时期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以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准自然实验的方法,采取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讨论前置"的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机制对财务舞弊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党组织以"组织嵌入"方式参与公司治理后,"讨论前置"决策机制从决策原则与决策程序上完善了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对国有企业财务舞弊行为发挥了良好的抑制作用,体现了党组织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双向进入"的组织形式有助于党组织与董事会、管理层达成共识,增强了"讨论前置"决策后续的执行效率,并且董事持股比例较高与设有审计委员会的国有企业对"讨论前置"机制起到了关键协同治理的作用,对财务舞弊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第三方评估视野下的行政执行“中梗阻”治理研究

行政执行"中梗阻"指中间层级的行政执行主体被动、消极、低效地执行公共政策,导致公共政策执行不畅,难以实现政策目标。而因其独立性、专业性和效率性,引入第三方评估不仅有利于行政执行的科学性和合法性、加强对行政执行的监督、避免寻租行为,而且有利于提升行政执行绩效。为促进第三方评估深入参与到行政执行过程中,有必要从政府、第三方和社会公众三个维度加以治理:完善第三方评估法律法规,实现政务公开,转变行政执行者的观念;提升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科学化水平和评估能力;提高第三方评估的社会认同度和公众参与度。

“从严治党”情境下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投资治理效应分析

国有企业高管"经济人"与"政治人"的双重属性使其在投资决策中的个人动机趋于复杂。本文糅合了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对国有企业高管的自我认识解释,并引入"从严治党"的情境对国企党组织的投资治理作用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能够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发挥积极的投资治理作用,包括抑制过度投资与提升对投资机会的捕捉能力;但是,这一效应主要体现于中央企业,党组织对地方国有企业的投资治理效应仍然不甚明显。不过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国有企业在推进内部党组织融入企业治理层面的过程,要确保"从严治党"长效机制的构建。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城市基层党组织的职能定位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基层党组织在这一格局中的职能定位应该体现在领导、协调、保障、激励这四个方面。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推进社会治理的职能,必须从组织建设、工作方式、党务干部素质和能力等方面反思存在的问题,从而加快实现基层党建由单纯强调组织覆盖向各方面工作全覆盖转变,由执政党单方面治理向社会各个主体共同治理转变,由单一的应急治理向全面的科学治理转变。同时,进一步从思想、作风、能力、制度四个方面提升基层党务工作者水平,从健全体系、培养骨干、强化职能、加强监督四个方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有效性研究——基于企业治理结构的视角

不同于西方典型的企业治理结构,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中,党的组织处于一种统摄性的全面领导地位,这是我国企业管理的重要特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党组织要赤膊上阵,事必躬亲,越俎代庖。党组织必须深刻厘清自己在企业管理中的职责范围和领导方式,针对不同的工作,实行管理参与度分级制,从而为制定明确的权力清单打下理论基础。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否抑制了年报语调操纵行为?

以2008~2018年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党组织嵌入对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披露决策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有效抑制了年报语调操纵,且代理成本在企业党组织对年报语调操纵的治理效应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此外,基于企业性质的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党组织参与监事会治理对年报语调操纵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样本更为显著,但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未表现出产权性质差异。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市场投资者情绪指数较高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上市公司年报语调操纵的治理效应更为显著。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村庄政治资源配置与村民参与——以农村基层党组织吸收党员方式为例

审视现行的农村党组织吸收党员配置政治资源的方式可以发现,农村非村委会组成人员党员身份赋予得太少,普通乡村精英党员资格不足已成为影响普通村民进入乡村政治场域的重要因素,这一方面阻碍了村民自治应有内涵的释放,另一方面也抑制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员之代表性的发挥。因此,优化村庄政治资源配置方式,是实现村庄自治、提高村民自治能力的有效途径。

巡视监督促进了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吗?——盈余管理的中介效应与党组织嵌入的调节作用

建立和完善全社会参与的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巡视监督不仅可以促使被巡视企业更积极有效地服务国家战略和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其贫困治理参与行为,还可以通过改变被巡视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管理策略来抑制盈余管理等短视行为,进而有利于企业履行贫困治理等社会责任。同时,党建工作是影响巡视监督成效的重要因素,被巡视企业党组织嵌入程度的提高可以强化巡视监督对其参与贫困治理的促进作用。以2016—2020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表明:被巡视企业在巡视组进驻后的精准扶贫参与倾向性、投入慷慨度和信息透明度均有明显提高,且盈余管理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巡视监督可以通过抑制企业盈余管理的路径促进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党组织嵌入程度的提高,不仅有利于企业参与精准扶贫,而且会增强巡视监督对被巡视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积极影响。作为党内监督的重要制度和方式,巡视的重要作用不仅仅在于促进党组织建设,还应延伸到改善企业行为等社会经济层面。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巡视监督工作,强化对相对贫困治理等重点领域的针对性巡视,并逐步扩大巡视范围(如非公有制企业等),有效促进各类企业更广泛地参与相对贫困治理;另一方面,要提高企业的党组织嵌入程度,形成巡视监督与内部监督的联动机制,增强企业积极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内生动力。

党组织治理参与度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来自浙江省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为进一步规范民营经济的发展,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当前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正在积极、有序地开展。为验证党组织成员参与公司治理及管理的程度与民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关系,选取了170家浙江省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收集2010年至201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管理对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具有正向作用,且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及管理的程度与内部控制质量呈倒U型关系,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的程度与内部控制质量也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成员同时兼任企业高管与董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效果不明显。

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路径研究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但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效率还存在争议。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在当前尚缺乏成熟的方案和规范的路径,游离于公司治理体系之外。党组织及公司重要成员在公司治理中要具有“经济理性”和“政治理性”,要从经济学角度来解析党组织的个人需求。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治理的微观路径研究可以促进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的深度融合,尽快形成党组织、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权力制衡机制,抑制“内部人控制”,从而在实践上推进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进展,进而不断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

党政机关协同办公系统建设

目前,我国一些省市的党政机关协同办公系统已由系统开发阶段步入试点运行阶段。办公系统的推广应用将加快推进电子政务系统建设,实现资源共享,确保党政机关跨系统、跨部门、跨地域信息的畅通,促进各部门内部及部门之间协同作业的规范化。论述了党政机关协同办公系统建设要点和网络构成情况。

论党的建设中参政党党内民主建设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中,执政党发展党内民主,参政党也应当发展党内民主,这是多党合作制度整体发展完善的必然要求。同时,参政党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规律,参政党发展党内民主可以学习借鉴执政党发展党内民主的做法,也可以成为执政党发展党内民主的先行先试。在执政党提出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背景下,如果参政党发展党内民主可以促进执政党党内民主的发展,也就是间接推动了人民民主的发展。

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以国有企业参与贫困治理为例

基于我国审计署审计央企及其下属上市公司的准自然实验环境,以2016—2020年A股国有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影响及影响机制,从管理层代理问题角度探究其中介效应,并进一步分析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不同扶贫方式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1)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具有促进作用,但政府审计的促进作用随时间推进呈现出衰减趋势;(2)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促进作用在管理层短视程度高、党组织参与治理程度高的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3)政府审计可以通过抑制国有企业管理层代理成本来提高国有企业的扶贫实际成效;(4)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参与产业发展脱贫、兜底保障与社会扶贫,以及转移就业与易地搬迁脱贫均具有促进作用,但对国有企业参与健康与生态保护扶贫以及教育扶贫则影响均不显著。据此,应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扶贫跟踪审计、完善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拓展扶贫相关审计细目等,以促进国有企业参与贫困治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国有企业董事会党组织治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与公司绩效

如何发挥党的领导在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通过党的领导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是我国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然而,作为党的领导的重要体现与重点,我国国有企业董事会党组织治理如何影响国有企业尚未得到充分的揭示与验证。本文首次基于团队非正式社会结构的视角,集中研究我国国有企业董事会党组织治理对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的影响,进而探究董事会非正式等级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情景边界。基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研究实证结果表明,董事会党组织治理对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平等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一般情况下,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平等化对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却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只有在面临高环境不确定性时,国有企业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平等化才正向显著影响公司绩效。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其揭示了国有企业组织内部运作机制能够为创新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途径与方式提供重要的机会,而国有企业党组织优势在董事会的发挥单凭"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形式仍不够充分,还需与组织内外部环境相匹配。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管理者权力与薪酬差距

以中国2007—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否抑制由管理者权力导致的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扩大化。结果显示,管理者权力越大,薪酬差距越大,且结构权力、所有制权力及专家权力均会导致薪酬差距扩大化;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此具有抑制作用,且其通过与董事会、管理层＂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公司治理时的抑制作用最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管理者权力导致薪酬差距扩大化的调节作用具有＂十八大＂效应,并能在分配时实现＂公平＂与＂效率＂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