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家礼》与明清徽州宗族以礼治族的实践

明清时期,在徽州社会中形成了对朱熹及其《家礼》极端崇拜的社会风气。徽州宗族多依据《家礼》进行本族内部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同时还十分重视对礼仪的执行与监督,旨在以此实现以礼治族、维持宗族社会秩序的目的。

传统孝道文化对农村家庭养老作用的局限性——以湖南省永州市农村家庭养老调研为例

进入21世纪的中国人口老龄化情况越来越严重。一个严峻的话题摆在了我们面前,那就是农村养老问题。而传统孝道作为中国一直传承下来的美德一直在影响着农村的养老问题。现在,我们以永州市农村地区的农村家庭养老调研为例,通过调查探讨传统孝道对农村老年人家庭赡养的局限性及其原因,同时对其生活水平,情感生活、知识获得和自我表现等方面的心理需求进行调查和剖析,并结合实际,提出建议。

论村治模式

以农民行动单位作为关键变量来构造不同的村治模式,不仅有以江西、福建宗族农村为代表的大规模行动群体的村治模式,还有以湖北荆门农村为代表的以农户为主要行动单位的家户型的原子化状况的村治模式。从我们已有的调查经验来看,在安徽阜阳,以兄弟、堂兄弟强有力关系为基础的小亲族群体,构成了阜阳农村村治的显著特征,可以称作阜阳村治模式。与阜阳农村以小亲族为主要行动单位有所差异的,是陕西关中农村以户族为主要行动单位的村治模式,这种模式,可以称作关中村治模式。

谱牒纷争所见明清徽州小姓与望族的冲突

记录血统源流的谱牒其实是一纸"出身符",而谋买谱牒则是徽州小姓企图获得望族血统以改变身份地位的一种手段,暴露了小姓与望族之间天壤之别的生存状态和激烈的矛盾冲突。造成小姓与望族持续冲突的根源,是封建宗法制度所实行的身份等级制度。清政府对主仆名分法律进行了多次调整,但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其实际成效有限。只要导致身份等级制度产生和顽固残存的特定历史条件一息尚存,小姓与望族之间的冲突就势必持续下去。

徽州绩溪“四大胡氏”源流及其名人略说

皖南徽州绩溪县著姓胡氏,一般而言有“四大胡氏”,即通常所指的“明经胡氏”、“金紫胡氏”、“龙川胡氏”和“尚书胡氏”。它们同姓而不同宗,各有始祖,各有宗祠,且均名贤辈出、代不乏人,各以其独特的宗族文化著称于世。

明清时期甘青土司家族文化探究

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在甘青地区敕封了大量土司,他们有自己的管辖土地、所属之民、所率土军,家族成员共同生活在固定的土司封地上,并世代相袭,形成了多元文化并存、又以儒家文化为主的家族文化。甘青土司家族组织结构严密、管理体系完备,具有鲜明的宗法文化的特征,他们忠君爱国,保卫边塞,对甘青地区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非汉族体大家族理念与形制——基于西域诸族的考释

汉人大家族由中外汉学家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与根基而成为汉学宗族研究的传统对象。然而,家族宗族实体同样存在于非汉族体的历史和社会,在汉人社会称为宗族,在中东欧称为"父姓氏集团",在内陆亚则为家族公社。即在汉域之外,宗统世系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同具历史意义,亦是其世族、历史、王室、王朝延伸的内在线索和传统文化的根基。边域诸族的家规家约系谱等,或有《朱子家礼》的要素,但其大家族元素和理念,基于原有族体文化或由其生成,并非且不应视作仅或一律为汉人家族观念的移植。本文究溯非汉族体家族研究脉络,以内陆亚和中国诸族体大家族制度补充非汉域的大家族形态,以边域跨域理念宗族补缺汉学宗族研究类型。

汉代张安世家族兴盛考

张安世家族是汉代众多的官宦世家之一,自张安世受封富平侯始,传国八世,历经篡乱,二百年间未尝谴黜,这在两汉时期极为少见。据文献记载,张安世死后极尽哀荣,天子赠印绶,送以轻车介士,赐茔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近年来相关的考古发现有幸使这一史实得以印证。200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了张安世的家族墓,出土铜车马器、铜礼乐器、玉器、封泥等大量文物,而其墓园形制规格极高。这一发现也证实了张安氏家族的兴旺发达。张安世家族之所以能长久不衰、持续发展,绝非偶然。张氏家族良好的家风及坚定的政治立场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紧跟时代潮流使家族逐步儒家化体现其与时俱进、吐故纳新的发展特点;与当权者及皇室的婚姻关系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宗族团结使其具有较强的凝聚力等主客观因素造就了一个两汉时期的世家大族。

民族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唯物史观的贡献——以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研究为例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主要建立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基础之上,缺少对西方以外的社会,即东方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原始社会的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民族学学者们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通过对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社会,特别是有关原始公社制和原始社会末期发展阶段以及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理论,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论中国传统家训的起源、特征及其现代意义

家训,是传统宗法社会父家长垂诫训示子孙后代,用以规范家人行为、处理家庭事务的一种言行准则,是父权与族权的重要表达形式。中国传统家训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它以父权制宗法大家庭为基础,适合于阶级国家政治需要、家族成员社会化需要及家族求生存发展需要而产生。从理论与史实结合上揭示中国传统家训产生的时期与原因及特征,以期推动对中国家训和传统文化的研究。

齐家文化艺术

通过考古学地层证据,齐家文化大约处在新石器时代,有着上万年的历史,源远流长.通过齐家文化的经济学地理学背景的研究,发现齐家文化的农业、畜牧业、冶金、陶器、玉器、建筑文化特色与其地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父系氏族的经济模式相关.同时也从地理学经济学角度发现了齐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与台湾经济

剖析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因素——宗法家族伦理观念和“家国一体”观念对台湾经济的影响,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清水江流域宗族在家庭财产继承中的作用考察——以《天柱文书》为例

清至民国时期,在清水江流域天柱地区发现的民间契约中,涉及财产继承文献多且广,而宗族在契约订立中影响深远,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均可见其烙印。其中分关文书作为财产继承方式之大宗,分关中预留部分共产成为个体家庭与宗族之间联系的物质纽带;财产继承权主要赋予男性子孙,女性一般不在承继之列,尽量做到产不出族;分配中从仪式到分配方案,乃至纠纷调解,均彰显了宗族的影响力,进而揭示宗族在维系家庭延续性和社会稳定性等方面的积极意义。

我国当代“乡土教育”嬗变的审视与反思

从文化变迁的角度分析了近现代以来我国“乡土教育”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认为社会结构的改变使宗法制度、家族作为乡土教育的根不复存在,社会的有效治理使得人口繁衍、生存竞争不再过多地依赖故乡和家族的力量,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达极大地改变了空间和地域概念,乡土教育在当代的“式微”具有必然性。提出淡化“故乡”的教育意蕴,重构个体和“家庭”“家族”的良性互动,重新审视“家庭”“家族”和现代教育互动的内容和方式,建构大“乡土教育”,从而完成当代乡土教育在概念和意义上转换。

浅析春秋时期世族的产生及其特征

世族是存在于春秋时期社会层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文中拟对春秋社会世族的产生和特征作了论述 。

张栻宗族思想探析

张栻宗族思想主要关涉祭祀、乡治、家训等方面,在祭祀上主张遵循礼制,在墓祭与祭祀时间上与朱熹相发明;乡治上依傍《孟子》等经典阐发井田制度与王道教育;家训思想主要体现在家族书信往来与对祖上功业的推崇上。张栻宗族思想体现出依傍儒家经典、缺乏系统性和未完成性的特征。这是宋儒重构宗族思想体系阶段性特征的反映,也是张栻自身思想特征与人生经历的体现。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突出,要义有三:第一,祭祖制度。《家礼》祭至高祖的四时祭法以及冬至、立春、季秋三祭的规定,与程颐的观点一致。《家礼》大宗与小宗的祭祀秩序及宗族结构,与《礼记》别子宗法类似。第二,宗子之法。“大夫不夺宗”可为《家礼》坚持选立嫡长子的宗子法提供理论支撑。受科举制影响,张载、程颐认为选立宗子更应偏重贤能、仕宦,并以“诸侯夺宗,圣庶夺嫡”作为礼制依据。宗子法的不同是其他人与《家礼》设想的宗族稳定社会秩序的不同作用方式的体现。第三,支子的祭祀权利。以王懋竑《家礼考误》为线索,《家礼》比《礼记》在重宗的前提下扩大了支子在代数、场所两个方面的祭祀权利。

试论北魏以来关东大族的“旁支”——以范阳卢氏、渤海高氏和赵郡李氏为中心

以个案分析的方法,对北魏时期关东大族"旁支"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北魏末年战乱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进而揭示出关东世家大族宗族内部分化的特点,以及大族旁支以武致显并最终在政治上崛起的必然性。

元代温州的宗族建设

随着有元一代理学在温州的深入传播,最终促使温州士大夫接受并进行社会化的实践,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宗族建设。在宗族事务的各个方面,如族谱修撰、祖先祭祀、祠堂建设、族产兴置、家族教育、族人救济等领域的实践,使元代成为温州宗族走向明清时期全面繁荣的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

两晋南朝时期的会稽郡孔氏

会稽孔氏是两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的世家大族。从两晋南朝的史籍中梳理出孔氏一族的人物、事迹和世系,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六朝世家大族的发展状况、会稽郡的开发及其在当时的经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