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增收减负途径的深层次思考──兼论农民增收减负的制度基础

农民增收减负问题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重大 问题。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不少增收和减负的政策措施，但大多是治表之策，效果并不理想 。实质上农民增收减负的治本之策在于农业制度创新，包括户籍制度创新、农地流转制度创 新、农村财税体制创新、农业经营组织制度创新等。其中，农业经营组织制度创新是关键， 其他制度创新是条件。只要制度创新能彻底到位，我国农民的增收和减负问题将能从根本上 得以解决。

农业人群四种常见恶性肿瘤经济负担趋势分析

目的了解兰州地区农业人群肝癌、肺癌、胃癌和食管癌的经济负担及其变化趋势,为恶性肿瘤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兰州地区2所三甲医院1996—2006年间被诊断为肝癌、肺癌、胃癌和食管癌的农村住院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疾病经济负担趋势分析。结果 1996—2006年兰州地区农业人群四种恶性肿瘤人均住院总费用为8 774.70元/人,人均间接经济损失为33 019.21元/人,人均潜在工作损失年数为8.35人年,且均逐年递增。结论兰州地区农业人群四种恶性肿瘤的经济负担较重,且逐年增加,应加强该人群四种恶性肿瘤的预防和控制。

农民负担的现状与症结——湖北J市调查

本文详细叙述了J市 1 980年代以来农民负担的发展及其状况 ,认为农民负担屡减不轻 ,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包括乡村组织积极行政的期待有关。当地方政府包括乡村组织被视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导者和农民致富奔小康的带头人时 ,技术性的减轻农民负担的规定必然会被对策消解 ,农民负担的加重 ,使农村发生恶性案件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本文认为 ,减轻农民负担对于具有庞大农村人口的中国现代化具有基础性意义 ,要彻底减轻农民负担 ,就必须在乡村两级实行消极行政。

试行“费改税”对农民负担的影响——以湖北监利178户典型调查为例

以农村税费负担为核心 ,以试行“费改税”的农民负担为主题 ,对政策试行前后农民对负担的反应进行了分析 ,发现 :农民对目前的负担政策比较满意 ,对“费改税”政策的试行也比较欢迎。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主要问题是基层对农村“费改税”政策目标认识存在很大偏差。将“费改税”政策目标定格在负担绝对数的下调 ,明显是错误的。若“费改税”的收取仍以农户家庭人口规模与农地规模为基准 ,而对农民本身的收入水平不作更多的考虑 ,则农村税费改革的目标———理顺政府与农民关系 ,让农民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将很难达到。

评价中国农民负担的指标体系及运用

科学评价农民负担是制定减负增收政策的前提,同时是评价政策效应的重要参照指标。因而,本文在质上以公平与效率作为评价标准,在量上运用三大相对评价指标,对我国农民负担水平进行了重新认识:我国农民长期以来承受了大量既不公平又不合理的负担。

农民负担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国农民负担可以理解为一个政治过程。通过对国家、基层组织、农户等经济主体各自的利益取向、权利结构以及相互力量之间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责任与利益激励使得基层组织有着增加农民负担的冲动,机会主义心态和反对成本高昂等原因又使得农民无法有效抵制负担。利用博弈模型可以检验和演示农民负担增加的制度性根源。体制变革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

农民负担的寻租经济学分析

文章对农民负担中不合法也不合理、合法但不合理的现象以及工农业“剪刀差”进行了寻租分析;剖析了农民负担中的寻租造成激励扭曲和资源配置的扭曲以及对社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从产权、体制和政策、信息不对称性和权利不对等性、成本-收益四个角度揭示了其原因;最后提出了目前实施的农村税费改革和城乡统一的税费制度改革两种治理寻租的方法。

对社会转型期中国贫困农民处境之思考

社会转型期中国贫困农民群体处境艰难 ,表现在农民与市民的生活差距太大 ,贫困农民负担沉重 ,看不起病 ,子女大量失学等方面。农民创办乡镇企业、进城打工一方面是寻找新的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更是为了摆脱农村贫困的生活。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不公平。农民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体 ,国家和社会应该关心和爱护贫困农民 ,把注意力集中到农民的教育、健康和发展上来 ;

关于我国农业税问题的研究——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调查

安徽省 1 999、2 0 0 0年的费税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达到了预定的减负目标 ,初步规范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然而 ,税费改革后中国财政体制和农业税的深层问题也逐渐暴露。乡县财政困难 ,存在农民负担“反弹”的可能。现存农业税收制度阻碍了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 ,也无法解决公平问题。这表明必须建立现代的农业税收体系 ,即“土地使用税 +增值税 +所得税”体系 ,进一步深化农业税改革。

农民增收与奔向、保住小康

农民增收不仅是农村实现和保证小康的前提和基础,而且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农民收入的显著增加,就没有农民实实在在的小康生活。当前农民增收与奔小康具有与贫困社会环境全然不同的特点,农民渴望增收并奔向、保住小康。由于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农民收入增幅的持续下降。正是如此,发展特色农业,提高农村经济组织化程度、加快产业化进程,把小城镇建设与发展乡镇企业结合起来,实行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是增加农民收入、确保小康的重要对策。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缺陷与农民负担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开始突显,90年代迅速加剧。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源之一在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不合理,因此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来分析和探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负担之间的关系,并对之进行调整或重新设计实乃当前农村工作的当务之急。

中国农村税费问题中各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自农村改革以来,中国农民负担问题就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话题。本文对在农村税费问题上各利益主体的行为进行了博弈分析,考察了不同层次政府和农民个体的利益偏好和行为特征,以及影响各方谈判的因素和产生的后果。这一研究也可作为对改革以来农民负担问题演变的一种新的经济学解读。

从城乡一体化建设看农村税费改革

通过对农民负担问题的现状、原因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农民负担沉重的根源在于“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相互隔离。要减轻农民负担 ,增加农民收入 ,适应加入 WTO以后的激烈竞争形势 ,必须走城乡一体化的道路。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对农村税费改革的构想统一城乡工商税制 ,在农村推行所得税、改革行政收费制度和改革农村财政管理体制。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农民负担(1927-1937)——以河北省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30年代初,县地方政府为给乡村治理各项新举措筹集经费,骤然加重了农民的田赋正附税负担,同时,其他负担的存在使得农民负担更趋沉重,农民承受了更大的效应损失。由于国民政府的乡村治理转型过分注重政治效应,忽视社会效应,并且各县地方多实施不力,致使农民未得到相应的效应补偿,政府的加税行为呈现出严重的不合理局面。这种局面加剧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动摇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乡村的“合法性”基础。

发展农产品加工 实现农民减负与财政增收的统一

在新的国内外形势条件下,发展农产品加工是实现农民减负和财政增收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对四川省农村农产品加工发展现状的剖析,提出大力发展我省农产品加工的基本思路。

西部地区减轻农民负担和增加农民收入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负担主体逐步由集体转移到农户,使农民对负担的感受变得更为直接,农民负担重是全国现象,西部地区农民负担不平衡问题更为突出。制约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增加农民收入与减轻农民负担二者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减轻农民负担就是保护农民利益,也是增加农民收入,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协调农民收入和农民负担关系时,关键是要找准二者的结合部。

对农民负担问题的新思考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农民负担问题 ,为农民减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但由于农民负担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在现实工作中对农民负担内涵的理解认识不足 ,农民负担过重的界定不清 ,严重影响了实际减负的成效。本文对农民负担的内涵、负担过重的界定及其成因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并提出了实施减负的对策建议。

农民利益受损:现阶段我国无法回避的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民利益得到了较好实现和保护。然而 ,无法回避的现实是 :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 ,我国农民利益仍在遭受各种损害。从总体上看 ,主要表现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依然存在 ;国家财政对农业、农村基础性公益性事业的投入长期严重不足 ,财政支出的非农偏向十分明显 ;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且转移难度增大 ,农民就业仍很不充分 ;农民负担过重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以及农民收入增长趋缓 。

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的宏观观察与求解

农民负担问题在实质上是以一种中国特有的连续性、渐进性和系统性制度变迁为促引的利益重组问题 ,只有建构一种以保障农民权益为核心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 。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西南地区农民负担剖析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西南地区的农民负担主要表现为农业税负担,此外,还有某些摊派和义务工等非税负担。从典型材料来看,这一时期农民的负担比较重。这一状况与当时财政经济非常困难直接相关。以农业税为主的农民负担对充实财政,促进国民经济恢复起了重要作用,农民对乡村公共需求的分摊,有力地支持了基层政权的建设与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