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刑法典的编纂体例和结构特点——兼论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作用和影响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古代刑法典在编纂体例和结构上呈现出以下特点:由总则和分则两部分组成;采用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合一的编纂体例;由低层次的“以刑统罪”向高水平的“以罪统刑”的方向转变和发展;分则篇目依据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危害大小,从重到轻进行排列;具有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特征;只规定了刑事责任及其刑罚制裁的实现方式。这些特点体现了当时的立法宗旨,对于维护古代社会秩序起了重要作用,对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和近代以来的中国“法治”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试论异化刑事侦查行为

区分和认定刑事侦查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 ,仍然是当前审理公安行政案件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学术上有不同的理论观点 ,在实践中各地的认识和做法也不一致。作者在总结以往理论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 ,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 ,用一个统一的标准以区分和认定刑事侦查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作者简要分析了学术上区分和认定刑事侦查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同理论观点 ,提出了异化刑事侦查行为概念、特征 ,探讨了构筑异化刑事侦查行为理论的价值取向 ,建立了异化刑事侦查行为的逻辑起点 ,明确了异化刑事侦查行为范围 。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效用新取向

我国刑事诉讼的价值应为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具体说就是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的统一。但是过去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偏向于追求实体真实 ,而较少注重正当程序方面的内容 ,从而导致了对公民权利保障不力等问题。

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解决之“先民后刑”思路:选择理由与实施机制

"先刑后民"一直是我国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所遵循的主导性原则,该原则的适用在理论和实践上面临一些困境。在知识产权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上,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民事程序的价值意义和功能意义,在此基础上对刑民两种司法程序进行合理衔接与协调,建立民、刑分庭审理意义上的"先民后刑"以及民、刑合庭审理意义上的"先民后刑"审理机制。

试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建立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对被害人而言是一种恢复性的刑事保护制度,从实质上来看是一种社会救济方式,且应以刑事诉讼的存在为前提。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应主要考虑补偿的方式、补偿对象和条件、补偿基金来源、申请补偿期间及主管机关等问题。

对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规定的两点质疑

我国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规定存在二大禁区:一是不适用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害的案件;二是不适用精神的损害赔偿案件。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不符合设立附带民事诉制度的初衷,值得商榷。

法制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以《中国诉讼法溯源》为例的解读

徐朝阳先生《中国诉讼法溯源》一书,被认为是诉讼制度史的经典之作。但是其在方法论的使用上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以西方的解释系统来重构我们的历史,所叙述的是徐本人型构出来的历史;二是忽视法律的表达与实践的差异,叙述的是制度中的历史。"功之不昧,过亦足惕",对于今天的中国法制史研究而言,这些问题可能同样存在。

关于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的思考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刑民结合的一项重要制度 ,是遭受犯罪行为而受到损害的被害人维护自己合法民事权益的一种重要途径 ,但由于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相对简单、薄弱 ,实践中还存在许多问题 ,文章论述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 ,特别提及的是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应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 ,以及诉讼中诸如是否交纳诉讼费、提起的期限、诉讼时效的计算、被告人是否有权提出民事反诉等程序性问题 ,并就上述问题提出了思考意见和立法建议。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之再认识

2016年《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一经出台,引起学术界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关注与审视。该制度虽然符合我国司法生态,但功能相对有限,并未根本改变"一押到底"的现状。应尊重和按照诉讼规律和我国司法生态,采取逮捕审查和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双管齐下方式,进一步完善逮捕措施,建立健全办案绩效考评机制。

网络暴力的刑法规制路径探索

网络暴力的高速增长已严重污染网络空间的生态环境,也成为法治建设的阻碍。然而,受制于网络暴力群体性、对立性、匿名性、欺凌性等特征,刑法对其性质认定较为困难。在运用刑法手段对网络暴力规制的情况下,面临着网络暴力中的语言性暴力行为难以认定为侮辱罪、诽谤罪以及网络暴力中的“人肉”搜索行为难以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现实困境,对此,有必要完善网络暴力的侮辱罪、诽谤罪刑法的适用规则;合理判断是否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明确网络暴力行为入罪认定标准。

刑事诉讼行为秩序论

刑事诉讼行为秩序是诉讼行为的和谐、稳定的运行过程和运行状态 ;只有以有序化的诉讼行为运作才能恢复失序的社会关系 ;理想的刑事诉讼行为秩序应当以诉讼角色的确当性、诉讼行为的可控性。

论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澳门刑法中的体现——兼论其连续犯制度的完善

在近代西方刑法理论中,基于对刑事责任基础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刑法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两个相互对立的学术流派,而随着现代刑法学的不断发展,无论是绝对的主观主义还是绝对的客观主义都有失偏颇。基于此,刑法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不断融合,最终形成了总体倾向于客观主义的立场,但汲取了主观主义的合理部分,以弥补客观主义刑法观不足或缺如之处的现代刑法理论。《澳门刑法典》和系列单行刑事法律所遵循的亦是以客观主义为基础,同时结合着主观主义合理元素的刑法观,这在其具体的规定中得以体现。但对于现行一些制度,如澳门连续犯制度,作为唯一一个以罪过程度确定犯罪构成数目的制度,其主观主义色彩浓厚的要件容易造成过度开放性的适用及司法实务操作上的巨大偏差,故应避免强化其主观主义的色彩,增加客观上更具操作性的适用条件,从而避免放纵犯罪或人为轻刑的现象,遵循罪刑相适应原则,达到罪刑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