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民主浪潮下的新加坡威权体制

新加坡威权主义体制的出现与运作是与新加坡独立后的独特国情相适应的,实践也已经证明,这种体制在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民行动党长期以来形成的赖以治国的威权模式面临挑战,这一挑战促使新加坡政治民主进程得到较大幅度的推进。人民行动党在选择回应政治民主化挑战的路径时呈现出明显的自然性与主动性特征,即人民行动党主动地、自觉地主导了政治民主化进程。新加坡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完全操纵在人民行动党手中,但要完成政治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模式分析

新加坡政党政治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人民行动党一党长期执政。新加坡政党政治的特征和政治文明的成就,使得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为便于借鉴和值得借鉴的执政模式。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模式主要表现为:(1)一党独大、多党竞争的政党关系模式;(2)代表全国利益、反映各方意见的政党立场模式;(3)以权制权、以法治权的权力制衡模式;(4)主动"猎人"、科学选人的人才选用模式;(5)老一代主动退位让贤、新一代"自行决定"领袖的权力交接模式。

2011年新加坡大选中工人党的竞选策略探析

在2011年国会大选中,新加坡工人党在保住后港单选区的基础上,在阿裕尼集选区击败外交部长杨荣文率领的人民行动党团队,共取得了6个议席。这是自新加坡1988年集选区制度实行以来,反对党第一次战胜人民行动党拿下集选区,也是1966年以来反对党取得议席最多的一次大选。这届大选被认为是新加坡的政治分水岭。工人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战绩,是由于它采取了正确的竞选策略:工人党整合人才资源,物色到了可媲美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抓住转战时机,刘程强适时走出后港;提出了"第一世界国会""副司机"等全国性课题;不为反对而反对,打造理智的建设性反对党形象;挟上届大选余威,综合考量历史、地理因素;准确把握竞选过程中的细节。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内部规程与法律衔接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国家历史背景、所处的国际经济地位以及在人民行动党长期厉行法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政治魄力,共同造就了一种以低腐败率为突出特点的新加坡政党法治治理范式。人民行动党遵循的是将党的宗旨与具体规程融入宪法法律,以不断加强执政党主导立法保证党的主张与国家法律呈现高度统一、以政党自律保障规法衔接的模式,其闪光点在于:党在内部规程与国家法律之间设有明显的界限,采取党纪国法各自分工配合却又相互辅助的衔接机制,党的自律对于党规国法衔接也起到保障作用。当然,人民行动党党内规程与国家法律也会出现龃龉,但不变的是国家厉行法治的根本原则。党规与国法衔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法治建设中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基于人民行动党模式的利弊分析,要注意以下五个方面:以党领导立法实现党的精神与国家法律相契合;加强国家监察规范依据的体系化建设;以法律作为国家规范体系的重心;坚决维护法律权威;加强执政党在立法立规之初对于二者协调性的严格审查。

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研究综述

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国内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集中于国际少数人权利保护视角的阐释,第二阶段则集中于有关该政策发展取向上的探讨,表现为关于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与"第二代民族政策"的理论论争;此外,从"差别权利"来探讨优惠政策是近年来研究的新路径。国外研究理论上主要表现为多元文化主义及部分社群主义对少数族群的阐述,在具体问题方面,主要集中在反歧视以及公共政策效果等问题的探讨。

新加坡经济起飞的成功经验

新加坡共和国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后通过加强政治控制,从严治吏,加强法制等措施,采取全面开放,灵活运用经济策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形势。仅仅用了30余年的时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使新加坡转变为现代化的国家并保持了长期执政地位,值得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学习。

人民行动党对新加坡民主政治发展的作用分析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维护该党执政的合法地位,始终允许反对党参与国会议员的竞选,保留了新加坡原有的精英式行政体系,也积极地吸收社会精英参与政治事务。人民行动党为吸收更多的人员参与政治事务,遴选非选区议员和官委议员参与国会事务,推动总统的直接选举和增加总统的实际权力,注重吸收少数族裔担任国会议员,建立吸收社会民意的政治组织,减少芳林公园民主政治活动的限制因素,为社会民众构建政治参与的网络平台。

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法院决定还是当事人决定——基于民事诉讼的分析

就具体的民事诉讼个案而言,人民陪审员制度根本价值在于实现司法公正;我国法律对人民陪审员是否参与案件审理的决定权,根据案件类型,有的赋予人民法院,有的赋予民事诉讼当事人;基于裁判请求权保障之要求,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的决定权应当赋予民事诉讼当事人。

论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正当性

在我国,由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以维护公共利益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首先,现代诉权理论的发展为检察机关介入行政公益诉讼提供了法理依据;其次,我国现有立法为其提供了一定的法律基础;再次,检察机关拥有行政公益诉权是其公诉职能的应有之义;最后,公民、社会团体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局限性使赋予检察机关原告资格具有必要性。

我国夫妻财产约定的性质及其效果

我国《婚姻法》第19条第1款规定夫妻财产约定在本质上属于财产行为,而不是身份行为。这种财产约定因《婚姻法》之规定在物权变动上属于《物权法》中物权变动原则规定之外的特别规定,从而能够直接发生变动物权的效力,无须另行根据《物权法》之相关规定进行交付或者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夫妻财产约定中稍有不同的是夫妻一方把属于自己婚前的财产约定为属于对方所有之情形,在解释论上,这种约定可发生赠与之效果,财产归受赠人单独所有,区别于它种情形之下的夫妻婚后获赠财产。在法律上完全可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之规定。根据夫妻财产约定发生的物权变动因缺少公示之方法,一般不具对抗第三人之效力。

论保险合同诉讼时效规定的理解和适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4条的思考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4条、第267条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学界及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的解读,对此,从诉讼时效制度的本质出发,考虑保险合同纠纷的特别之处,从司法实践、立法目的及理论研究层面分析论证保险合同诉讼时效的性质。经过研究认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作出拒赔意思表示前,被保险人受损害的只是被保险标的物的"物权",而不是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求偿权"。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4条规定的请求时效,不应理解为"诉讼时效",并据此提出海上保险案件诉讼时效问题的具体解决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债权登记与受偿程序缺陷及制度重构

船舶拍卖价款与责任限制基金清偿,类似企业破产还债程序而又有所不同,也区别于财产执行参与分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十章债权登记与受偿程序经过近20年的实践检验,在债权登记、债权确认与确权、受偿分配三个环节,都出现了不少争议,也暴露出许多问题。第十章的立法修改,应当以保证审判公正与效率为目标,从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出发,针对该程序设置上的一些制度性缺陷,借鉴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理顺与民事执行程序之间的关系,重构债权登记与受偿程序设置,包括引入管理人制度,强化债权人会议职能,取消一审终审制确权诉讼,设立先取特权制度,衔接破产程序,明确概括性程序的性质,使该程序真正能够公正高效地发挥作用。

环保组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诉权理论基础及其角色定位

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规定符合条件的环保社会组织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随后立法又授权检察机关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2017)又授予人民政府生态环境损害的索赔权。针对一些学者质疑环保组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诉权的正当性这一问题,从我国宪法规定的自然资源的双重所有权、公共信托理论、公众参与原则等方面论证了环保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通过论证得出:在环保组织、检察机关、人民政府多元主体中,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人民政府的生态环境损害索赔诉讼本质相同,诉权平等,互相补充;环保组织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主体,人民政府应该回归公权力监管,检察机关负责兜底。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应对海洋灾害的实践及启示

梳理和总结新中国初期我国应对海洋灾害的实践,有助于我们了解海洋灾害的应对措施并为当今提供借鉴。通过对我国海洋灾害史料的分析和总结,得知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内,"防重于救"是我国应对海洋灾害的的主要指导思想,在海洋灾害预测预警、建设防护性工程、群众自救和政府辅以必要救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之后我国应对海洋灾害打下了一定基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探索

最高人民法院从司法审查引发出对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探索,虽没有使用"自始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和"无效"等概念,却在民事诉讼领域形成了有关基础行为的构成要件,在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中形成了重大明显瑕疵的类型化和明显性判断标准,并形成了排除具有重大明显瑕疵行政行为公定力、相对人拘束力和司法强制执行力的无效行政行为制度雏形,为我国今后立法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从最高人民法院的探索轨迹及其重大明显瑕疵的类型化,可以发现无效行政行为规则的鲜明中国特色,司法的制度生成意义和生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