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

提升农民获得感,对于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至关重要。选取2020年3816个样本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深入分析了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乡村发展总指数在0.01水平上显著提升农民获得感。(2)数字基础设施、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分别在0.05、0.1、0.0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获得感。(3)中介检验中,农民家庭收入水平能够显著提升农民获得感。(4)异质性检验中,中部地区的数字乡村发展总指数在0.0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获得感;数字乡村发展总指数分别在0.1、0.05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低学历、高学历农民获得感,说明学历越高的农民对数字技术的接受程度越高,其学习和掌握数字技术的能力也越强。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对策建议: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加快数字技术在农村地区的应用;提升政务服务数字化水平,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加快发展农村电商,持续推动“数商兴农”。

岷江上游农民收入异质性及其地理影响因子

引入生态学中的异质性概念,选择川西高原岷江上游作为研究区,采用变异系数、Theil指数和探索式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以乡镇作为研究单元,分析农民收入异质性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岷江上游农民收入在2005—2010年呈现收敛趋势,县域内部乡镇间的农民收入差异是构成岷江上游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农民人均纯收入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的高值和低值区,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南北两侧,低值区集中在中部地区,收入水平相似的乡镇呈现显著空间正相关分布格局。分析表明,地理位置、旅游资源赋存差异、交通通达条件以及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对岷江上游各乡镇的农民收入具有显著影响,是造成农民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禁止开发区所在的乡镇多为高收入乡镇,说明环境保护与农民增收之间可以相互促进,由此可以认为,充分利用政策和资源优势是欠开发山区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经验研究——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经济计量分析

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78-2007年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研究,结论表明: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有正相关关系,财政支农支出冲击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具有正向影响;财政支农支出冲击后的第8年,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正向影响达到最大,对其波动的贡献份额也呈上升趋势;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冲击对财政支农支出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第10年的影响最大,对财政支农支出波动的贡献较小。

传统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时变分析的视角

近年来,虽然传统城镇化率增长速度较快,但实际上农民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为了更好的改善农民生活状况,就地城镇化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通过引入带有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针对传统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就地城镇化对其的影响是先下降后上升至0.68,而传统城镇化对其的影响是先上升后下降至0.5,说明现阶段就地城镇化比传统城镇化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更为显著。但同时现阶段就地城镇化还存在一系列问题,本文还提出相对应的对策建议。

农村土地流转需求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山东省日照市为例(英文)

综述了有关中国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文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已有文献的5点不足。一是部分文献的模型选择与样本数据类型不符;二是缺乏从家庭内部角度进行的分析;三是研究的因素不全面或不准确;四是没有对问题的成因作出分析;五是没有把土地流入和流出分开研究。根据在中国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实地调研所得的109份有效调查问卷,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法,选取了农村单个家庭人口数、农村家庭年纯收入及种地收入占农村家庭年纯收入的比重3个变量,实证研究了山东省日照市农村的土地流转情况,并建立了农村土地流转需求规模影响因素的函数模型。结果表明,对单个农户家庭而言,种地收入占年纯收入的比重、家庭人口数、家庭年纯收入是3个影响农村土地流转需求规模最显著的因素,且三者都与土地流转需求规模呈正相关关系。

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聚类分析

简述了中国农村的现状,介绍了聚类分析的原理。根据相关统计资料,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中国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可划分为4类:第1类为北京、上海,此类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处于全国前列;因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也位于前列;第2类为天津、江苏、浙江,3省具有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农业基础较好,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稳定;第3类为辽宁、山东、福建、广东,4省均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具有丰富的海洋资源,适宜于农作物生长,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其他各省(区)归于第4类,由于受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农业产值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均较低。

农村土地流转需求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山东省日照市为例

综述了有关中国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文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已有文献的5点不足。一是部分文献的模型选择与样本数据类型不符;二是缺乏从家庭内部角度进行的分析;三是研究的因素不全面或不准确;四是没有对问题的成因作出分析;五是没有把土地流入和流出分开研究。根据在中国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实地调研所得的109份有效调查问卷,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法,选取了农村单个家庭人口数、农村家庭年纯收入及种地收入占农村家庭年纯收入的比重3个变量,实证研究了山东省日照市农村的土地流转情况,并建立了农村土地流转需求规模影响因素的函数模型。结果表明,对单个农户家庭而言,种地收入占年纯收入的比重、家庭人口数、家庭年纯收入是3个影响农村土地流转需求规模最显著的因素,且三者都与土地流转需求规模呈正相关关系。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预期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现阶段土地流转规模较小,农村土地定价理论与实践尚不完善;而农村土地流转价格与流转行为人的意愿密切相关,因此,研究流转行为人(农户)的预期土地流转价格,对完善我国农村土地定价理论和推进土地流转实践具有积极意义。基于重庆市农民土地流转调查,从流转主体农户的属性出发,分析影响农村土地流转预期价格的因素,结果表明农村土地流转预期价格与被调查者据场镇距离、被调查者家庭人均年农作物经济收入正相关,与被调查者家庭在校学生数负相关;这些结论可以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价格的确定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参考。

新农保对中国农村家庭收入的促进效应

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对新农保制度能否促进农村家庭的收入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参加新农保和参保人数越多都会使得中国农村家庭的纯收入与人均收入显著增加。基于异质性考虑的研究发现,无论是纯收入还是人均收入,收入越低的家庭,参保对家庭收入的促进效应就越大;而且参加新农保缩小了不同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

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研究——基于改进后的Oaxaca—Blinder分解

已有农民工随迁子女研究集中于学校教育这一场域内部,而尚未涉及已迈进劳动力市场的随迁子女。通过对南京"城乡居民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已工作的随迁子女的社会经济状况好于无随迁经历的农民工,但是同城市居民相比仍有明显差距。使用改进后的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进一步探讨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户籍身份歧视对这一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的差异是形成二者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其次为户籍身份歧视和社会资本差异。

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聚类分析(英文)

简述了中国农村的现状。农村大部分地区在耕作方式上仍采用传统的方法,机械化使用率和劳动生产率较低; 作物品种少有创新,作物质量不佳,出口受到严重限制,农民收入偏低。介绍了聚类分析的原理: 根据一批样品的多个观测指标,具体找出一些能够度量样品( 或指标)之间相似程度的统计量,并以此作为划分类型的依据,将一些相似程度较大的样品( 或指标) 聚合为一类,直到把所有的样品( 或指标) 聚合完毕。根据相关统计资料,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中国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进行了聚类分析。结果表明,中国 31 个省( 市、自治区) 可划分为4 类。第1 类为北京、上海。此类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处于全国前列,因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也位于前列。第 2 类为天津、江苏、浙江。其中,天津市坚持沿海都市型农业发展方向,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从而大大提高了农民收入; 江苏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大省,具有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 浙江是综合性的农业高产区域,以多种经营和精耕细作见长,因此,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位居全国前列。第 3 类为辽宁、山东、福建、广东。4 省均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具有丰富的海洋资源,适宜于农作物生长,农业发展较快,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其他各省( 区) 归于第4 类,由于受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农业产值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均较低。

教育水平、就业结构和中国居民储蓄率

基于收入视角和不确定性视角,对教育水平、就业结构和居民储蓄率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就业结构对居民储蓄率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它们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在此基础上选取1990—2013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SYS-GMM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我国的居民储蓄率随着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呈U形分布,随着非农就业率的增加呈倒U形分布。现阶段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大于7年,因此随着人均受教育年限的进一步提升,居民储蓄率也具有进一步增长的趋势;我国的非农就业率已经超过51.5%,因此随着非农就业率的继续增长,居民储蓄率有进一步降低的趋势。

豫西北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07年河南西北部4村的实证调研

通过对河南4村466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选择人均耕地面积、家庭固定资产、平均教育年限、家庭打工人数比例以及家庭负担系数这5个因素对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①耕地面积与收入之间呈正相关性,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一亩的土地面积,人均纯收入增加509.67元.②生产性固定资产拥有量与收入呈正相关,即家底的‘厚薄’是影响人均纯收入的因素之一.③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人均纯收入就增加216.15元.④打工人数比例与人均纯收入之间不相关.⑤家庭负担系数与人均纯收入呈明显的负相关.对分析结果做出合理解释,并提出建议.

1989-2004年城乡家庭收入差异:一个多层固定效果模型分析

利用1989-2004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运用固定效果模型和多层生长曲线模型,分析了城乡家庭人均年收入的趋势、现状和特点,探讨了城乡家庭收入差异产生的原因。虽然在这16年间,城、乡家庭人均收入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二者之间的差距在不断上升;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城市家庭的人均收入明显超过郊区、集镇和乡村家庭的人均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受地域、社区和家庭等多层次因素的制约。解决城乡之间家庭收入差距的出路包括积极扩大非农就业,加快城镇化步伐,改善社区的就业条件,加大农村地区的教育回报率。

贵州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演变轨迹及其原因解析——兼论贵州与全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

为了揭示1978～2006年期间贵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贵州与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不断扩大和2006年之后差距开始趋向缩小的内在原因,笔者对贵州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构成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为提高贵州城乡居民收入研究作参考。结果表明:贵州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低,主要表现为工资性收入低和家庭经营收入的农业收入低,这与滞后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生态环境脆弱的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

提高重庆农村居民收入对策分析

1997年重庆直辖以来,相对于快速增长的城镇居民收入和地区生产总值,农村居民不但收入水平低,而且增长缓慢,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生活的改善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逐渐下降,成为制约产业结构调整和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文章通过对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变动状况分析及其对重庆经济发展的影响,找出阻碍农民收入快速提高的因素,并进一步提出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相关建议。

三大突出矛盾制约经济健康运行

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经济总体向好背后的三大隐患:高投资与低消费、高投资与低效益以及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矛盾。同时指出这些隐患的巨大危害性,如果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处理不当,致使矛盾更加突出,甚至进一步激化,则很可能断送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

家庭收入结构、资产存量与社会救助瞄准效度——兼论村民评议实践效果

利用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把农村家庭获取社会救助情况和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数作为因变量,分别构建二值Logistic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家庭人均纯收入显著影响家庭获取社会救助的概率,家庭人均收入越高,获取社会救助的概率越低。通过"合情合理"的村民评议获取社会救助,同时也符合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政策瞄准条件。进一步研究发现,诸如家庭资产状况、收入结构类型以及文化程度等指标,作为村民评议的关注焦点和评议依据,对家庭人均纯收入存在显著影响。因此,研究建议,在现阶段情况下,应该积极评价农村社会救助的村民评议效果,同时完善村民评议相关程序,加强评议过程管理,科学设置评议指标体系并赋予不同权重。

基于协整理论和VAR模型的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水产品消费关系研究

借助2000~2015年相关统计指标数据,应用协整理论和向量自回归模型等计量经济方法,探讨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水产品消费量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水产品消费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变化是人均水产品消费量增长的单向Granger原因,即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有助于提高水产品消费量;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对于人均水产品消费量的冲击力度大于人均水产品消费量对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冲击力度,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长是提高水产品消费的重要措施。

武汉城市圈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差距研究

文章利用2000～2007年间武汉城市圈9城市历年统计年鉴的数据,对该城市圈各城市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差距的演变,分别从绝对差距、相对差距、"倒U"型假说以及收敛性等角度,进行了全方位的详细分析。结果显示:绝对差距逐年扩大,而相对差距总体是缩小的,尽管期间扩大和缩小交替出现;库兹涅茨"倒U"型通过检验;δ-收敛和绝对β-收敛都通过了检验,证明了收敛性的存在;通过控制影响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差距的经济结构差异变量后,条件β-收敛显著存在,一产比重与收入的增长负相关,而二产比重则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