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毒驾”的法律规制及对我国的借鉴作用

"毒驾"问题日益严重,学界呼唤"毒驾"入刑的声音也越来越大。由于"毒驾"与"醉驾"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处,随着"醉驾"入刑的效果日益凸显,效仿"醉驾"给"毒驾"立法的建议似乎变得可行。然而,通过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毒驾"立法进程的研究显示,"毒驾"问题之复杂远超"醉驾",立法理念、科学技术、现实需求等多重因素制约着"毒驾"问题的研究,也给立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毒品日趋泛滥的今天,给"毒驾"立法对于我国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了,适度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对我们顺利实现"毒驾"入刑,有效打击"毒驾"行为,遏制药物滥用绝对是大有裨益的。

滥用知识产权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违法认定

拥有知识产权的事实不应被假定为具有市场力量,但其拥有和行使却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应将"滥用知识产权市场支配地位"界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知识产品生产者不正当的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从事扭曲了竞争秩序并减损消费者福利而应为反垄断法规制的不当行为。在对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法则等违法认定原则于知识产权反垄断实践中的不同适用情形进行比较和权衡的基础上,认为,应该适用和推广一元序列的判定模式,对具体之知识产权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为进行分层次考察,使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法则相容于一个单一的分析过程之中。

转售价格维持的反垄断法规制

转售价格维持作为一种纵向价格限制,其对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目前无法用经济理论得到一个标准的答案。在美国,司法机构采用的是本身违法规则和合理规则的二分法模式。欧共体在此问题上采用的是一种原则性的禁止规定与责任豁免例外相结合的立法体例,并通过发布指南明确规定了豁免的类型和条件。在我国的转售价格维持案件中,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论证过程存在违法性标准不明、缺乏明示的证据规则等问题。

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原则的扬弃

从美国反托拉斯法的理论和司法实践来看,确认构成垄断的原则有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两种;而且,本身违法原则具有缺陷,因而被合理原则所吸收,从而从两个原则对立的二元分析模式逐步转化为不同层次的一元序列分析模式。我国目前反垄断司法中,主要适用本身违法原则,但最终也要由二元分析模式向一元序列分析模式转变。

我国《反垄断法》对于纵向垄断协议的法律规制研究——以《反垄断法》第14、15条为中心

我国《反垄断法》第14、15条构成了纵向垄断协议的规制体系。这种规定大致符合我国的国情,顺应了国际潮流。但是其中也存在明显的缺陷,比如第14条授权条款不明,司法审查存有障碍,以及第15条豁免标准不全面,容易产生歧义。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规制方式形成了反垄断双语,存在不确定性,不利于司法操作,因此需在后续的反垄断立法中加以完善。

反垄断法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违法认定问题研究

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反垄断法三大支柱之一,企业取得市场支配地位并不违法,只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才属违法。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原则是垄断行为违法认定的基本原则,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是垄断行为中的高级形态,其行为的违法性应适用合理原则加以分析认定,并主要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对市场竞争的排斥与限制、企图独占市场、损害消费者利益、综合因素分析考查其反竞争性。

转售价格维持案件违法性判定标准的立法史解释

理论界存在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反垄断法》预判了转售价格维持(RPM)本身违法。此观点不成立。《反垄断法》调整对象高度复杂,条文高度抽象,法律解释是其适用的前提,解释工作的重点是查明立法者意图。该法条文本身并未清晰规定RPM不需要在个案中证明存在竞争损害。我国市场经济实践历史短,反垄断立法过程中对RPM的研究和调研不足,立法者对垄断行为的认识并不清晰。这说明立法者对市场规律的把握不足以判断RPM本身违法。立法释义明确拒绝就分析模式作出预判,且高度倾向于对RPM采用合理原则。

论转售价格维持的反垄断规制原则——以最低转售价格维持行为为视角

源于美国司法实践的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对于转售价格维持行为虽然都可适用，且利弊分明，但相对而言，由于合理原则能够兼顾转售价格维持行为的合理性因素，更适合作为转售价格维持的反垄断规制原则。我国有必要从现有的竞争政策出发，选择合理原则作为转售价格维持反垄断规制原则，同时对“合理原则”的适用径路进行全面的设计。一方面，鉴于合理原则的不确定性，通过实施细则的形式明确合理原则的审查标准。另一方面，为使《反垄断法》规则能够更好地适用于合理原则的分析径路中，建议完善豁免制度和程序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之垄断协议分析模式观探微--评裕泰公司与海南省物价局行政处罚纠纷案再审行政裁定书

最高人民法院在裕泰再审案中重申垄断协议的竞争损害原则,并引入合理原则和本身违法原则的分析模式。该案并未确认转售价格维持(RPM)本身违法,而采用了可反驳违法推定方式。该分析模式违背了司法解释。该案在承认RPM具有双重效果的前提下对其采用严厉的违法推定方式,背离了反垄断法的基本法理,为此提出的国情理据无法证成此背离。该案参照《反垄断法》第15条在第14条项下设置“属于第15条规定的豁免情形”之抗辩,混淆了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裁定书对竞争损害的多处考察与合理原则分析相一致,透露出该院对所采分析模式的不自信。假设该案意在确认RPM本身违法原则并允许反驳,此举背离了本身违法原则蕴含的推定不可反驳性。该案还背离司法解释把某些横向协议设定为本身违法行为。

美国反垄断法规制限制竞争协议的两大规则研究

限制竞争协议通常具有反竞争效果,因此需对其进行规制。美国反垄断法规制限制竞争协议的方式有两种,即本身违法规则和合理规则。在这两种规则的适用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变形——非严格本身违法规则和快速合理规则。而在这两个规则的理论研究上,也出现了两分法、三分法、目的分析法及极端举证责任分析法的争鸣。

刑法本身:透过刑法文本看刑法

无论在立法过程还是司法过程中,现象学方法使我们看到的都是作为社会互动关系的沟通,而不只是文本。刑法文本是刑法本身的基础性沟通媒介,刑事法庭是其关键性沟通媒介,两者同等重要,不可或缺。传统刑法学的文本主义刑法观的思维形态是抽象思维形态。我国学者在借鉴德日刑法学时,应从辩证思维上升到立体思维,而不应从辩证思维倒退到抽象思维。调处刑法正义的矛盾群,不仅要靠辩证逻辑,还要靠系统逻辑,二者统一为司法逻辑。在司法逻辑上,控方的基本立场是合目的性(预防刑论),辩方的基本立场是平等性(报应刑论),法官的立场则是立足于报应,兼顾预防。

以环境公共利益为保护目标的环境权利理论——从“环境损害”到“对环境本身的损害”

"环境损害"既包括"对环境本身的损害",也包括经由环境污染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害。以"环境损害"为救济对象的各种公民环境权利理论,不能为环境权利的独立存在提供正当理由,因而也遭到公益权论者和人类权论者的怀疑和批评。理论上,环境权利仅仅旨在维护和增进环境公共利益,预防和减少"对环境本身的损害"。以环境公共利益为保护目标的环境权利理论,可以为环境权利的独立存在提供正当理由,因而也可以回应公益权论者和人类权论者的质疑和批评。这种理论既可以区分公法上的环境权利和现有的各种人权,也可以区分私法上的环境权利和现有的环境人格权、环境相邻权、环境侵权。

我国《反垄断法》转售价格维持协议规制原则的时代选择——从自身违法到合理原则的转变

我国《反垄断法》有关转售价格维持协议的规定存在解释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实质上反映了自身违法原则与合理原则的对立。结合美国及欧盟对待转售价格维持协议的态度转变及理论上对转售价格维持协议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的分析,我国《反垄断法》当下应当摒弃自身违法原则而适用合理原则对转售价格维持协议进行规制。

反思反垄断:我国应当建立温和型的反垄断制度

自美国1890年颁布《谢尔曼法》以来,反垄断制度已经走过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但至今人们对反垄断法的功过是非仍争论不休。反思反垄断必须承认反垄断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需要,对此目的而言,反垄断制度功不可没。但是,纵观各国反垄断实践,又不得不承认反垄断制度有时也打击了竞争积极性,成了一种"恶法",这表明反垄断制度具有特殊性。我国当前正在制定反垄断法,制定何种反垄断法能使反垄断制度更具适应性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文章提出建立温和型反垄断制度的观点,并阐述相应的理由,以期引起学界和立法界的重视。

转售价格维持反垄断法规制路径的完善

转售价格维持是反垄断法规制的重要对象。实践中,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与司法部门对具体的规制路径秉持不同的思路,这对维持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市场主体的经营预期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经济学理论对转售价格维持是限制竞争还是促进竞争的认识并不一致,域外立法分析也没有揭示转售价格维持影响竞争的规律。美国对转售价格维持的规制从本身违法原则向合理原则发展,欧盟则采取'原则禁止+例外豁免'的思路,这与它们的政策考量和社会发展情况有关。我国应该在借鉴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对转售价格维持的规制采取'可抗辩的违法推定'分析模式,同时明晰执法主体及其权责,实现转售价格维持法律规制的更优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