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评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几本史著

学术界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呈现三大特点：一，“体验中的理解”，利用研究主客体在血脉、情感上的亲密关系，勉力进入先辈生存的精神家园，以理解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二，“建构中的阐释”，力求在某种独特、精致的理论建构中提出假设，表达观点完成叙述；三，“批判中的反思”，通过广义上的学术批判，对古往今来的士之论士、儒之论儒、知识分子之论知识分子的成果进行反思。此外知识分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值得引起关注。

中国古典园林传统造园思想对现代园林设计的启示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源远流长,艺术风格独树一帜,其中优秀的部分对于现代园林设计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认真汲取西方现代风景园林发展的成功经验的同时,尤要深入研究中国古典园林文化和本土资源环境特征,才能使中国园林真正走向发展和成熟。

中外古近代语言研究历史比较

语言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前6至前5世纪。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语言研究的历史对现代普通语言学的发展都曾经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并在理论上、研究方法上存在着诸多可资借鉴之处。本文通过对中外古近代语言研究的历史作总结和比较,探讨其对当下我国语言学现状、发展的启示。

郭沫若与日本汉学界之学术关联考述——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中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旅日生涯对郭沫若融入国际汉学潮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他在日本开启上古史研究,除依靠由经入史的中国传统治学方法,还利用在日之便利获取近代考古学的新材料和新方法,吸收日本汉学家林泰辅、小川琢治等人的研究成果,撰写出颇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从郭沫若同日本汉学界的学派关联看,他倾向京都学派,并与两代京都学人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谊。是故,郭沫若与日本汉学界有着密切的学术关联。

试论汉语音韵学的教学

本文论述了学习汉语音韵学的意义、音韵学研究的状况。

历史语言研究所学术群体治史风格述论

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在中外史学交融的背景下催生的现代史学研究机构。它于1928年由傅斯年创办,至1948年底迁往台湾。于此20年间,史语所汇聚了众多精于考证的一流学者,俨然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个学术群体。史语所学人治史虽各善其长,但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社群,又彰显出共有的风格,即重视发掘新史料以揭示被淹没的史实、在学术实践中蕴涵着"以小见大"的治史旨趣和求通而不锢于断的治史视野。考察史语所学术群体的治学特色,不仅有助于科学地评价史语所在现代中国学术版图中的历史贡献,而且裨益于重新认识新旧学问在现代中国的转变,以及整个新历史考证学派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从经学到史学——现代《尚书》学的开创与发展

《尚书》学由古而今,在学术和思想领域,经历了一个“化经为史”的“古今之变”,现代《尚书》学研究在这条路径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一过程中,始终隐现着历史学与思想史研究两条道路的分歧。“化经为史”是以学科化知识的形态,以专业化的现代学术方式,过滤掉了经学所曾包含的、在中国古典社会绵延了数千年的传统伦理价值与信仰体系。在现代《尚书》学的构建过程中,在经学转化为史学的过程中,经典的注解和叙事被现代学术的学科研究形式所取代,传统价值伦理体系失去了文献依托,这一盲区使儒家思想的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面临着根本性的挑战。

顾颉刚的“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及其影响

中国"新史学"的建立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顾颉刚于20世纪20年代初提出"民族不出于一元论"是一个绝佳例证。此说破坏力之大,与"层累说"相类似,堪称"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从现有资料来看,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论点,不仅是从前人如欧阳修、洪迈、崔述、王国维、梁启超的相关论述中得到了一定的启发,更在于其运用了近代的史学方法——"历史演进的方法"。是故,此论自问世后,不仅得到了"疑古"派的肯定和支持,还对"信古"派、"考古"派以及"释古"派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于今来看,这一论点仍可以被视为是运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上古史的基本原则和总纲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