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体”:宋祁总结、认定的骈文体派

通过对众多史料的爬梳 ,详细考证了文学史上“三十六体”这一名词。“三十六体”是史学家宋祁根据自己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史实践总结、认定的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三人的骈文体派。

李商隐《金钥》考述

对李商隐已佚类书《金钥》作了详赡考述。通过钩稽宋人相关目录志与著述材料可以推知《金钥》是一部关于词语典故方面的类书 ,专为写作骈文而用。其基本内容是取前人四六成语分门别类加以编排。《金钥》

从早期文献的骈偶现象看骈文文体产生的民间文化基础——骈文生成于民间说初论

从大量早期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骈文正式形成之前的上古时代,骈偶现象就普遍存在。骈文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慢慢发展起来的。正是民间普遍存在的骈偶观念才导致了骈文的生成。

骈文理论研究述论

骈文从形成、繁荣到蜕变、复兴,一直受到各自时代文人的批评,即六朝至隋唐的反骈思潮与中唐、北宋反骈运动;宋代四六话对公牍骈文命意遣词、对偶隶事的探讨;清代学者对骈文文体特征、文统地位、发展流变规律等的全面总结。对这些骈文理论的研究,近百年来主要集中在隋、唐反骈思潮和清代骈散之争等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开始对历代骈文理论作专题研究,注重从文本实践、学术思潮等方面来探讨骈文理论,骈文理论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文字学启示

本文根据已公布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材料探索了佚书《仓颉篇》秦汉间演变情况,讨论了秦始皇统一文字背景下的语言、文字问题及汉字在汉代形体发展的文化原因。

《新修玉篇》编纂体例探究

金代的大型字书在我国古代字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转折作用,然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一直相对薄弱。《新修玉篇》的发现和影印发行为这方面研究提供了新鲜而丰富的材料,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新修玉篇》收字来源广泛,除照收《类玉篇海》所收之字外,又增收了《广集韵》、《省韵》、《切韵》、《广韵》等韵书所收之字,其广泛搜集诸家篇韵,增加了大量的又音和训释。从收字、注音、释义、引证等方面对其编纂体例进行阐释和分析,为研究金代大型字书的编纂情况提供依据。

《韵学集成》与《直音篇》比较

《韵学集成》和《直音篇》为明代章黼所撰,均成书于明“天顺庚辰”(即1460)年,后者取名为《直音篇》,易让人误认为它是《韵学集成》所有韵字的“直音篇”。本文从二书的编排体例、收字和注音等方面进行比较,认为《直音篇》具有注音并非都是“直音”、以部首为序编排、许多韵字的反切与《韵学集成》不同等特点。同时,认为二书虽然存在着诸多不同,但当属同一音系,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的姊妹篇,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一个完整的韵书体系。

《原本玉篇残卷·糸部》或体研究

《玉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楷书为主体的古代字典。在原本《玉篇》残卷中,或体占有很大比例。它们之间分为异体关系、假借关系。残卷中糸部保留较为完整,从字形上看,或体之间主要是异体关系和假借关系。

试论《在昔篇》在古文字书法学研究中的意义

清代学者杨沂孙的《在昔篇》是古文字书法学上的重要文献,是古文字书法学独立成科的重要标志。杨氏手书拓本对这篇流传极少的文章进行了录文,从而为书法学特别是古文字书法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为杨沂孙的古文字书法学理论探讨奠定了基础。他初步总结了古文字书法创作和研究的历史,明确提出古文字书法的创作要与古文字的研究相结合;古文字书法学的研究要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相结合;古文字书法的研究和创作要取用新材料,用不断发现的古文字材料来丰富古文字书法的创作。

《重刊详校篇海》的释义考察

《重刊详校篇海》收编在《续修四库全书》二百三十二册,署名作者李登,是明朝比较流行的一本字书。文章从其释义的材料依据、有关释义术语、释义方法以及释义之"详"等四个方面对此字书进行详细解读。

赋体演变的句式考察

赋起于楚辞骚体,继有大赋、骈赋、律赋、文赋之制,赋体的演变突出显示于句式的变化。楚辞及骚体以句尾“兮”字拉长语气,增强感叹,又以句中虚字接连名物、形容并形成结构复杂的散语长句,适合怨怼激发的情感抒写。汉大赋鸿篇巨制,大题苞览,叙物为本,主要以四言一顺的散语长句展开名物和形容的铺陈。六代骈体小赋及唐代律赋抒情体物,则以四、六及其愈趋谨严的联对结构乃至声律规范承当一物一事的细致描写,物我相融,于诗为近。宋代文赋复归散语,然与汉大赋承接诸子谈辩、排比辑事不同,而是援取唐宋“古文”作法,其较远的来源是秦汉叙议之文,句式长短不拘一格,议论为主,显示主体意识的自我执持。

从《劝学篇》看张之洞的西方文化观

张之洞是晚清重要的思想家,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他适时推出了力作《劝学篇》。这部著作反映了他的中西文化观,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果从《劝学篇》看张之洞的西学观,可以对其做出更加公允的评价。

论“徐庾体”的新变

梁陈时期,骈文发展呈现鼎盛局面,出现了被尊称为骈文典范的"徐庾体"。"徐庾体"之所以能成为骈文史上的高标,主要在于创作上的求新求变,这种新变表现在其形式上达到了骈文文体对于对仗、辞藻、用典、声律等各种形式之美的最高要求,同时亦兼顾了文本内容的表达,开创了文质并重的骈文风格。而"徐庾体"新变的原因,与文体交叉渗透与"小学"的发展、文坛"新变"之风的倡导以及南北文风的融合等因素密切相关。"徐庾体"的新变,对于骈文文风的改革有承前启后之功,在中国古代骈文发展史上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