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窃型盗窃罪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相关规定为背景

扒窃型盗窃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盗窃罪独立定罪类型,也拓宽了扒窃行为入罪的评价路径。刑法上的扒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但并不是所有的扒窃都可以构成扒窃型盗窃罪,只有符合"公共场合"、"从他人身上"以及"取得"等标准的扒窃行为才能构成扒窃型盗窃罪。扒窃型盗窃罪作为内涵最为丰富的盗窃罪定罪类型,其外延受到的限制最严格,所以当出现多种类型盗窃罪竞合时,理应首先认定行为是否构成扒窃型盗窃罪。

论《刑法修正案(八)》中“扒窃”的认定

《刑法修正案(八)》新增加的"扒窃",是指在公共场所窃取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行为。其中,公共场所是指不特定人可以进入、停留的场所;随身携带指的是他人带在身上或者置于身边附近。扒窃与普通盗窃罪不同,不要求数额较大,但扒窃也不是行为犯、举动犯,扒窃的财物只要是具有客观价值或者主观价值的,就成立既遂。此外,扒窃在罪数的认定上也与普通盗窃相区别。

关于扒窃型盗窃罪司法实践疑难问题解析

扒窃型盗窃罪于2011年得到《刑法修正案(八)》认可,是司法满足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的结果,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争议和疑难之处,造成了定罪量刑认定的困惑。从扒窃型盗窃罪的定性入手,对"公共场所"对扒窃型盗窃罪成立的作用、"不得重复评价"原则在扒窃后转化型抢劫罪之认定中的适用、法院取保候审期间脱逃又自动投案的行为认定等六方面疑难问题加以解析,有利于司法实践。

盗窃、抢夺、抢劫等侵财案件未遂认定疑难问题解析

盗窃、抢夺、抢劫等侵财类犯罪既遂与未遂的界定,特别是未遂的认定,一直是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问题。入户盗窃、扒窃与普通盗窃一样,均属侵财类犯罪,区分既未遂坚持以获取财物为标准,不以财物数额为标准,但获取财物的方式有取得和接触等表现形态;公然夺取型抢夺罪既未遂标准,应以被害人失去对财物的控制为既遂的主要衡量标准,以抢夺行为人实际控制财物为参考标准;转化型抢劫罪的既未遂标准,应参照普通抢劫罪认定,即具备劫取财物或者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两者之一的,属抢劫既遂。

新型电动果子采摘机设计

针对目前黑腰枣采摘过程中,由于黑腰枣的结果枝条和枣吊上长有细刺,人工在进行采摘时,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容易被刺扎伤的现状,设计一种新型的电动果子采摘机。该机采用马达带动刷辊旋转,依靠刷辊上的梳齿将枣子刷下,梳齿采用橡胶材料制成,在采摘过程中不会损伤枣子,而果兜的设计使得采摘下来的枣子便于收集,电瓶驱动马达的方式提高了采摘机使用的灵活性。在理论设计的基础上,完成实物样机的制作,并对黑腰枣进行实际采摘试验,实际测试结果表明,该机解决目前黑腰枣采摘过程中费时费力且易扎伤人的问题,对于提高采摘效率和降低采摘时对黑腰枣的损伤发挥极大作用。

论扒窃案件侦查对策

扒窃案件是盗窃案件的一种特殊形式,属于多发案件。由于扒窃案件发案数多,破案率低,严重侵犯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破坏了社会治安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扒窃案件的侦查对策根据侦查模式的主动或被动程度不同,分为现行扒窃案件侦查和既遂扒窃案件侦查。对现行扒窃案件的侦查主要是通过识别、跟踪、控制和抓获等侦查过程来破获扒窃案件;对既遂扒窃案件的侦查对策主要有:询问受害人;对发案现场进行调查和搜索;查找犯罪情报资料;查看监控录像;使用特情;抓获现行作案扒窃分子;查找控制赃物;联合专案。

浅议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兼论《物权法(草案)》

《物权法(草案)》第88条确认了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此条款的问世,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其焦点在于报酬请求权与拾金不昧冲突。实际上确定报酬请求权符合物权法的宗旨,符合我国国情,有利于遗失物制度的实施。只有确认报酬请求权,才能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新型盗窃行为探析

《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三种新的盗窃行为类型,使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相对趋向于具体化。入户盗窃,是指非法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窃取他人财物;携带凶器盗窃,是指行为人随身携带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或其他器械进行盗窃的行为;扒窃是指行为人在公共场所盗窃别人随身的财物。对三种新类型盗窃行为方式的研究和探讨,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盗窃罪的实质和预防此类犯罪。

论扒窃案件的特点与作案过程

扒窃案件的特点:(一)作案工具简单,技巧性强;(二)流窜作案,活动范围广,受害人员多;(三)结伙作案多,具有一定的反侦查伎俩;(四)作案得手后,迅速洗赃抛证,痕迹物证不易收集。扒窃作案的主要过程为:寻、跟、探、观、遮、窃、藏、估、逃、销。

论扒窃案件的控制对策

扒窃行为的防控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根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犯罪控制基本方针,可以把扒窃行为的控制概括为道德控制、社会控制、司法控制三个基本方面。文章从道德控制、社会控制、司法控制三个方面,论述了扒窃行为的控制对策。

扒窃行为的解读与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入刑,作为盗窃罪的行为方式之一在客观上没有数额和次数的限制,使得许多司法实务者认为扒窃由"结果犯"变成"行为犯",即只要实施扒窃行为即使没有窃取财物仍然构成犯罪既遂,因而对于一切扒窃行为都要定罪处罚。文章认为,虽然扒窃行为没有数额和次数限制,但是扒窃与普通盗窃所侵犯的法益是一致的,其仍属于结果犯范畴。对扒窃行为的认定要受刑法总则第十三条"但书"规定的制约。

论中国传统遗失物制度的流变

中国古代遗失物制度的发展并非一脉相承,而是承续与断裂并存,并在制度上呈现过截然不同的形态,然而细究其本源,其实质并无不同,其目的都是维护和强化社会秩序。"道不拾遗"是我们理解中国传统遗失物制度的关键所在,它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特性,即法律与道德趋于一体。

“扒窃”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前,我国相关法律并没有对"扒窃"作出过正式规定,2011年我国对盗窃罪进行了修改,扒窃正式入刑。然而刑法条文对于扒窃的规定过于简单,扒窃的相关理论研究也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这使得司法实践中对于扒窃的认定处理产生了一些分歧。2013年4月4日正式施行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文中简称"解释"),对扒窃的认定作了进一步规定,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意义。文章根据该《解释》并结合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提出自己的观点。

浅析扒窃型盗窃罪着手之认定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规定为独立的定罪行为,因此使得扒窃犯罪成为盗窃罪的特殊行为类型。扒窃型盗窃罪着手的认定需要在坚持实质客观说的基础上通过时间和空间要素进行综合判断。只有当行为的实施对被害人财产法益具有现实而紧迫的危险时,才是扒窃犯罪的实行行为。具体而言,行为人为实施扒窃所进行的"试探行为",已经使得被害人的财物处于随时脱离占有的状态,对被害人的财产法益产生了紧迫的危险。但"试探行为"不能作广义的理解,只能是具有侵害财产法益紧迫危险的行为。

高铁扒窃案件侦查

高铁在当今的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出行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之一。乘坐高铁外出旅游、办公、探亲已成为一种常态化趋势。犯罪分子在高铁车厢内实施扒窃行为,不仅给乘客带来经济损失,同时也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秩序。因此,针对高铁扒窃案件开展专门侦查势在必行。

“扒窃入刑”中若干争议的消解

扒窃入刑的必要性主要在于其扒窃行为的特殊危害性,"扒窃入刑"客观上无数额、次数、手段的限制,突破了盗窃罪以数额定罪的观念,但主观上应是基于窃取较大公私财物的故意,应从这两个方面把握扒窃的入罪标准。扒窃的既遂标准与一般的盗窃差异不大,但扒窃入刑使得扒窃未遂也受处罚。总之,《刑法修正案(八)》关于扒窃的规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司法实践中打击扒窃的困境。

口袋罪视角下的寻衅滋事罪

寻衅滋事罪从流氓罪分化而来,不可避免地含有一些口袋化罪名的特征。对寻衅滋事罪的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案例进行分析时,可以发现其在法规范用语方面规定得过于模糊并且容易和其他罪名出现交叉竞合以及在司法实践中被滥用。为了减轻寻衅滋事罪的口袋化倾向,应该明确四种客观行为的成立条件,以及对网络空间中成立的两种类型的寻衅滋事的特别提醒和引导司法人员法律思维转变,坚持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规制路径。

盗窃罪新增行为方式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及"扒窃"作为盗窃罪新的行为方式,体现了刑法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功能。从司法适用的角度看,有必要对这三种行为方式进行解读,以更好的指导实践。对于"入户盗窃",我们可以从"户"的界定,"入户"目的的非法性进行阐释;对于"携带凶器盗窃",我们可以从"凶器"的认定,"携带凶器盗窃"行为的起算时间两方面理解;对于"扒窃"的认定,我们可以从扒窃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内和扒窃的对象具有随身性两个特征来着手。

扒窃行为认定的困境及出路

《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进行了修改,"扒窃"成为同"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相并列的行为之一,扒窃行为认定面临与行政处罚衔接、罪刑不相适应的立法困境,与认定标准不统一的司法困境。为了避免司法实践中架空《刑法修正案(八)》及同案不同罚现象的出现,应明确扒窃行为的认定标准、定罪条件,即扒窃行为应发生在公共场所,其对象为被害人的贴身财物,且扒窃行为并非一经实施即构成盗窃罪,应统一定罪条件。

新形势下盗窃犯罪若干问题探究

《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盗窃罪的行为方式,对该罪的定罪量刑进行了调整,包括细化追诉标准、认定犯罪停止形态等。文章分析了入户盗窃、扒窃、携带凶器盗窃的认定与适用,认为将"入户盗窃"和"扒窃"作为行为犯对待更符合立法原意和宗旨,同时这种新增的犯罪未遂形态与犯罪理论的停止形态也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