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法修正案(八)》盗窃罪的几个问题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与"扒窃"从普通盗窃中分离出来,使之上升为行为犯,对其如何理解与认定,应穷尽已有的司法解释,寻求其解释的合理性与妥当性,并在此基点上探寻其立法精神与理由。

浅论盗窃罪的立法完善——《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的规定,在刑法第264条盗窃罪中"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基础上,增加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三种行为类型。修正案更加严密了法网,加大了对盗窃行为的打击力度。为了使修正案能够正确实施,文章对盗窃罪增加的行为类型中所涉及的"户"、"凶器"、"扒窃"等相关词语的含义进行解读,并对相关的盗窃类型的法律适用提出自己的见解。

关于“民间反扒组织”合法性的探讨

扒窃活动具有犯罪与一般违法的双重性质,因而反扒活动亦相应具有侦查性质与治安查处性质;公安机关是反扒活动唯一法定主体;民间组织反扒活动不具有合法性,群众组织只能在公安机关组织指挥下协助反扒;现行“民间反扒组织”必须更名和调整活动范围。

扒窃行为研究

扒窃行为的违法性内容是无法控制财产的紧迫危险感。以紧迫危险感为基础,公共场所仅指人流量多的开放场所;"随身性"的范围具体是指伸手可及的范围;认定扒窃不依据"技术性"。数额不是扒窃的特征,应确认扒窃是独立的盗窃行为方式;扒窃的既遂标准是财物"失控说"。

扒窃司法适用新论——以两高最新司法解释为视角

公共交通工具是扒窃场所的注意性规定;对随身携带应作限缩性规定,仅包含贴身范围、可控制范围,排除不可控制范围;扒窃的财物体积应当较小;扒窃存在着未遂的犯罪形态;携带凶器不是扒窃的基本构成要件,但可作为量刑情节来考虑。

盗窃罪中相容法效果法条竞合之处理

盗窃罪的五种行为类型竞合,属于法条竞合中相容法律效果的竞合。实务中,竞合的情形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是司法实践中亟待厘清的问题。其中的普通盗窃与特殊盗窃竞合,为避免重复评价,应以盗窃数额较大为入罪情节,以特殊盗窃中的特殊要素为量刑情节;除多次盗窃之外的特殊盗窃间的竞合,应以司法实践中适用几率低的所谓狭义法为入罪情节,其他特殊盗窃中的特殊要素为量刑情节;多次盗窃与普通盗窃、其他特殊盗窃的竞合,则应分别以普通盗窃和特殊盗窃作为入罪情节。另外,通过盗窃罪中相容法效果竞合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统一诸如扒窃的规范性定义等认识问题。

ZG市工作日地铁站点扒窃案件的时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以东南沿海城市ZG市为例,分析工作日地铁扒窃案件的时空分布特征,并进一步结合日常活动理论,探讨其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时空分布上,地铁扒窃案件存在早晚2个峰值,但滞后于地铁客流量高峰;白天,地铁扒窃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在早晚时段,除中心城区外,地铁扒窃在城郊地区也有较多分布。（2）影响因素上,地铁扒窃主要受到客流量及建成环境的影响,不同时段影响的因素存在差异。客流量及换乘点在地铁运营的任意时段均对地铁扒窃有正向的影响,地铁站周边的休闲场所对地铁扒窃犯罪的影响主要体现在9：00以后的时段。居住地及工作地虽然整体上对地铁扒窃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他们对地铁扒窃案件的作用方向在各时段模型中的作用力度均相反。（3）影响强度上,客流量在不同时段对地铁扒窃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而换乘点及休闲场所在显著的时间段对地铁扒窃的影响力度并无明显差别。

最新司法解释视野下的扒窃司法适用

2013年4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了关于盗窃的司法解释,其中对扒窃行为进行了明确限定。但这一司法解释对扒窃的行为方式等仍未细化,笔者认为其构成要件需要明确的是:公共交通工具是对扒窃场所的注意性规定;随身携带的范围仅包含贴身范围、可控制范围,排除不可控制范围;扒窃对象仅限于体积应当较小的财物;扒窃不是行为犯,其存在着未遂的犯罪形态;携带凶器可作为量刑情节来考虑,并不是扒窃的基本构成要件。

“零口供”聋哑人扒窃案件侦办工作的几点思考

近几年,聋哑人扒窃案件侦办工作中"零口供"现象经常出现,"零口供"大幅增加了侦办此类案件的难度。在"以审判为中心"视野下,从聋哑人扒窃案件"零口供"的产生、破案率低、侦办中证据运用等几个问题入手,系统分析探讨此类案件的侦查工作,以期有助于公安实践。

基于聚类关联规则的公交扒窃犯罪时空分析

提出了一种基于聚类的时空关联规则的公交犯罪挖掘算法.针对某市一个区的110报警数据库中的大量业务信息进行分析.首先,通过文本挖掘技术从案情信息中提取时间、地点等信息,并利用高德地图API的地理编码服务和POI搜索功能对提取的地址信息进行地址匹配,提取受害人上下车站点、乘坐公交线路等信息.其次,对提取得到的时空数据进行归并处理.最后,根据案发时段、季节以及是否节假日进行聚类分析,然后在簇内进行时空关联规则分析.这种挖掘方法具有以下特点:①在聚类基础上进行关联规则分析,减少扫描数据库次数,大大缩小数据扫描范围,提高算法效率,更加适合海量犯罪数据的挖掘.②聚类后簇内数据具有相似性,特征更加明显,在此基础上进行关联规则分析产生较小的频繁项集,并且提取出置信度较高的规则.③考虑犯罪行为的时空特性,挖掘过程中同时考虑了案发季节、是否节假日等因素.

基于人口学特征的犯罪者行为时空倾向——以长春市南关区为例

聚焦犯罪者视角,基于2010—2016年长春市南关区扒窃犯罪案件数据,运用logit模型揭示犯罪者人口学特征与其行为倾向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1)相近人口学特征犯罪者具有在相同特定的时间和城市区域实施犯罪行为的倾向和趋势。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是否存在前科劣迹和户籍地依次对犯罪者的行为的时间与空间倾向带来了某些特定的影响;(2)长春市南关区扒窃犯罪中,男性犯罪者具有在城市道路犯罪的地点倾向和夏季、秋季犯罪的时间倾向,女性犯罪者具有在人口热力值高犯罪的地点倾向和在10~21时犯罪的时间倾向,年长犯罪者呈现在商业、公服设施、道路犯罪的地点倾向和休息日、4~15时犯罪的时间倾向;(3)本地户籍犯罪者具有在商业、公服设施、道路犯罪的地点偏好,有前科的犯罪者有在人口热力高、10~21时犯罪的偏好。

社会隔离与城市居民遭受犯罪侵害的相关性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已有文献对社会隔离和犯罪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探讨,但主要聚焦于种族或族群之间的社会隔离,对个体活动联系和情感联系等方面的关注相对不足。文章以1148份在广州市74个典型社区居住3 a以上居民的问卷为数据基础,构建了社会联系、邻里联系、活动联系和情感联系相结合的社会隔离指标体系,在控制个体基本属性的基础上,探讨了社会隔离与暴力侵害、入室盗窃、社区内扒窃和社区外扒窃四大犯罪类型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整体上,社会隔离与居民遭受犯罪侵害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部分指标和特定犯罪类型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其中,1)与暴力侵害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仅有意见建议(负相关);2)与入室盗窃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包括社区内亲朋人数(负相关)、社区情感(正相关)和社区管理服务满意度(正相关);3)与社区内扒窃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包括社区内亲朋人数(负相关)、邻里是否相互串门(正相关)、邻里是否相互借东西(负相关)和居民对社区管理服务的满意度(正相关);4)与社区外扒窃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包括是否失业(负相关)、邻里关系和谐程度(正相关)、意见建议(负相关)和居民对管理服务满意度(正相关)。总的来看,不同衡量维度的社会隔离与社区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居民对犯罪的警惕程度有关,从而导致其对居民遭受犯罪侵害概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随受侵害类型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浅议扒窃行为

《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使扒窃不受数额限制即可构成盗窃罪。在定罪标准降低之后,罪与非罪的界限,执法的现实性问题,与刑法体系的不协调等问题随之产生。如何明确刑法意义上扒窃行为的边界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首要环节。通过明确扒窃侵犯的特殊法益明确扒窃行为的客观特征进而界定刑法所规制的扒窃行为的含义。同时,以"但书"作为纵向的划分标准,进一步明确定性无需定量下的扒窃范围。

扒窃犯罪的法律适用探讨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从法律而非司法解释的层面将扒窃"入刑",加大了对扒窃这一多发性盗窃犯罪的打击力度,拓宽了对盗窃罪的打击范围。由于没有出台相关细则,司法实践中扒窃罪的具体认定存在较大争议。笔者对争议较大的几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扒窃的司法实践分析与规范含义界定

通过对扒窃入刑后两年间上海市324件扒窃案件裁判文书的梳理,并结合其他地区个案,可以得出司法实践中关于扒窃的认定存在泛化的趋势。当前理论和实务关于扒窃社会危害性的解读,存在过度性和片面性。刑法规范视野下的扒窃应同时具备扒窃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扒窃的对象必须是他人贴身占有的易转移性财物和被害人处于意识清醒状态三个条件。对扒窃行为的这一界定,有利于对扒窃社会危害性过度解读的矫正,符合扒窃一词的本来含义和扒窃行为的事实特征,又与扒窃行为入罪的立法原意相契合,同时也是基于扒窃犯罪构成要件实质解释所得出的结论。

扒窃犯罪的法律适用探讨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从法律而非司法解释的层面将扒窃"入刑",加大了对扒窃这一多发性盗窃类型的打击力度,拓宽了对盗窃罪的打击范围。由于没有出台相关细则,司法实践中扒窃罪的具体认定存在较大争议,有必要加以厘清。

铁路盗窃案件若干问题研究

盗窃是铁路领域最常见的犯罪之一。由于铁路自身的特殊性,使得铁路盗窃犯罪呈现出一些特点。文章通过对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所办理的铁路盗窃案件进行总结分析,研究其案件情况,对办理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对今后铁路盗窃案件的办理有所裨益。

浅析盗窃罪的客观方面

盗窃罪是普遍的犯罪现象和司法机关的打击重点。《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的客观方面及相应的刑罚措施作了修改完善和补充,增加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和"扒窃"三种行为,赋予了盗窃罪新的丰富内涵。文章主要对以上三种行为进行分析,指出了司法实践的难题及处理对策。

对“扒窃”入罪的法律思考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单列为一种盗窃类型,却并未对扒窃一词作出合理的界定,而扒窃一词本身又不具有明确的内涵与外延,这造成在三年多的实践中,出现了"扒窃"入罪标准不一的现象,无法发挥"扒窃"入罪应有的效果。对于扒窃的界定,应当以随身财产这一要件明确扒窃的内涵,同时以公共场所这一要件明确扒窃的外延,这样不仅有利于扒窃与其他的盗窃行为的区分,也有利于严格控制扒窃的适用范围。此外,对于轻微扒窃案件同样应当入罪,但在量刑时应当予以从宽处罚。

扒窃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批判分析

刑法修正案(八)及两高关于盗窃的最新司法解释将扒窃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区分开来,取消了扒窃入罪的数额和次数两个构成要件要素,这脱离了扒窃刑事立法固有的谨慎和理性。刑法将扒窃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盗窃,并不意味其由结果犯变成行为犯,不应当取消入罪数额限制;从犯罪的本质、刑法谦抑和法的教育机能、公共政策理性角度看,不应取消扒窃入罪的次数限制。打击扒窃司法实践现状拷问着扒窃刑事立法的合理性,有必要恢复扒窃入罪的数额和次数两个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