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恩德文化的范畴体系

中国文化是恩德文化,就是以施恩-报恩法则规定人际关系,其中社会的管理者是施恩者,被管理者是受恩者、报恩者。恩德文化在不同的领域建立了不同的伦理范畴。在家庭领域形成了以孝悌为中心的伦理范畴,建构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德妻贤的伦理规范。在社会领域形成了以友敬为中心的伦理范畴,建构了尊上恤下、敬老爱幼、朋友互信的伦理规范。在政治领域形成了以忠顺为中心的伦理范畴,建构了君明臣忠、官良民顺的伦理规范。这些范畴都体现了恩德观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化体系。

乡村伦理秩序重构:论儒家孝道与当代农村养老实现机制

树人以道,治家以孝,家风家教在时代更迭中已然成为中华传统的重要文化内容,而儒家孝道则是家风文明的核心与根脉,与尊老、敬老、养老问题关系密切。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探讨儒家孝道文化中蕴含的道德、实践和价值逻辑,分析当前农村孝道面临的困境与压力,大力弘扬、传承儒家孝道文化,构建政策、社会、家庭、心灵四维环境强化农村养老功能,重新构建乡村伦理秩序,让孝善敬老成为乡村最美风景。

黄道周《孝经集传》中的爱敬情感漫议——兼及对阳明学爱敬关系的重订

黄道周《孝经集传》认为爱与敬是孝中重要情感,二者不可废偏:敬能明晰父子伦常而行合宜之道,爱能使家庭关系融洽亲睦;且依儒家情感推扩论,敬能尊重父母进而礼敬他人,爱能关怀父母进而亲近他人。在爱敬关系上黄道周以敬为本,认为敬引领并导顺了爱,且对他者的爱也可以从敬中推出。“敬本”得以可能,从人道维度看基于敬是礼乐教化之实,而礼是成德之径,因此以礼教培养美德离不开敬;从天道维度看孝源自人对天地生生之仁心的感通,而人对于超越者(天)的情感侧重敬而非爱。对于阳明学多言爱而罕言敬导致的晚明情欲恣肆之弊,黄道周从孝本论出发论证敬是本源情感,并主张从家庭场域中发现并培养敬。真敬的归位能在尊重人物自性基础上,使社会伦理秩序条理和谐。

湛江童谣的美学特征及审美文化内涵——以吴川童谣为例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吴川童谣来自民间,是湛江童谣的代表之一,反映了当地人民的劳动、生活和审美心理,是湛江乡村文化振兴不可忽略的一种文化艺术形式。它音韵和谐,富有儿童趣味,又传达着真情实感,构筑成了独属于它的美的艺术世界。该文分析了吴川童谣的美学特征,包括韵律美、童趣美和真实美;同时分析其蕴含的审美文化内涵,包括爱江恋海、孝善爱亲、尚礼重俗、关怀女性。它的这些美学特征和审美文化内涵可以丰富当地文化,同时增强当地人的文化自信心和归属感,对促进湛江乡村振兴具有积极的意义。

“养儿防老”还是“传宗接代”?——老年人对子女的角色期待及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天津市居民养老观念及需求调查”数据考察老年人对子女的角色期待及其影响因素,重点分析儿子养老角色、男系姓氏传承角色和家庭扩展角色期待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子女尤其是儿子的功能在当今社会已发生明显变化,在其养老价值不断弱化的同时,文化性和再生产性传宗接代功能相对凸显;个体资源、子女结构和代际支持以及社会养老资源等因素均显著作用于老年人的儿子养老角色期待;而男系姓氏传承角色和家庭扩展角色较强地抵制了诸多个体和社会因素以及文化观念的冲击,是一种根植传统伦理观的认知沉淀;女儿的养老和传承作用的增长对儿子价值产生了冲击。建议加强对家庭养老的支持,推进社会养老服务发展,保障老年人的多元性养老选择,并为生育选择重新赋予孝道主导和性别平等的生育伦理,强化子女的文化和情感价值。

论《孝经》在先唐家庭德育思想史上的意义——以《圣治章》注释为中心的考察

在现代学界,《孝经》或被视为肤廓的政治伦理,或被笼统地解读成个人德性。但若以父母职能为视角检视相关注本且将其置于先唐时期家庭德育思想史中考察则有若干新发现。在先秦两汉伦理中,父母之于子代人格生成的意义或抽象或支离或偏囿,而《圣治章》将其具体化、系统化、圆融化了,即来自母亲的爱与来自父亲的严依次熔铸到子代心性结构中,形塑出爱敬并重、自由与秩序兼备的中和人格。《圣治章》注释从“习得”“天性”两个面向呈证此点。魏晋人孝母不尊父的实践将由爱至敬的“习得”路径截断,且以个体所禀之“理”取代了敬父之“天性”,任诞士风因之形成。此可反证《孝经》在先唐家庭德育思想史乃至当下伦理建构上具有积极意义。

“与古为新”理念在城市更新中的应用——以睢宁古城改造为例

历史文化街区本身承载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和记忆,但在城市更新的进程中,街区风貌受到极大破坏,丧失了原本的街区价值。“与古为新”的设计理念可以为此类街区改造提供新的思路。本文以徐州地区有代表性的历史街区—睢宁古城改造为例,从更新理念、现状特征和设计手法三个方面解读“与古为新”理念在项目中的具体应用,为我国同类街区的改造提供参考和借鉴。

数字时代儒家孝道的价值与践行

数字技术给老年人带来数字福利的同时,也对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造成一定的困扰。在数字时代儒家孝道仍然具有存在的社会基础,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防止和解决老年人数字生活边缘化是儒家孝道的时代要求,对老年人的精神关怀是儒家孝道的应有之义。在数字时代我们应从国家、社会和家庭三个层面践行儒家孝道,构建老年友好型数字社会。

王船山函三为一的生时尽孝思想

王船山生时尽孝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但可以用“函三为一”的结构将其统括。在“函三为一”中,“三”即尊亲、弗辱、能养,“一”则是指尊亲、弗辱、能养三者统合于以“爱敬之心”为基本依据的孝亲这一行为。尊亲、弗辱、能养的基本结构涵摄了众多具体的孝道内容:“尊亲”要求虔敬地尊敬父母,而不是通过尊敬父母来抬高自己,具有不可违逆性、等差性和纯粹无私性;“弗辱”则是“不敢轻”,广涉“志道”“顺亲”“谏亲”“爱身”等;“能养”不仅涵括物质之“养”,还涵括精神之“养”,二者缺一不可,但在重要性上精神之“养”更胜一筹。

新旧之间:卫西琴在民初思想界的浮沉

1914年德国人卫西琴因《中国教育议》在中国发表,借助译者严复的名声,一时瞩目于中国思想界。他的“新教育”理念既包含了欧洲最新的教育学和心理学成果,又包含了各种尊孔的言论。数年间,卫西琴受邀到各处演讲,受到了思想界持续的关注。事实上,卫西琴的“新教育”自成一派,并不能回应时人所热衷的“教育救国”理想,他的尊孔言论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理解的儒学也不一致。随着新文化的崛起,卫西琴的尊孔言论又被当作守旧余孽受到了新派的批判。民初思想界中无论是主张恢复传统以挽救人心的人士,抑或是主张学习西方进行教育改革的人士都能在卫西琴的言论中找到可资利用的内容,原因在于时人对于何谓新文化、何谓旧文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所谓的新旧之争有时并不取决于观点的不同,而是取决于立场的不同。

广东农村地区孝文化建设与完善的研究报告——以广州市花都区城中村为例

通过实地走访、访谈、调查问卷、文献研究等方式,选取广东农村地区为研究地域,以广州市花都区城中村为具体研究对象,针对孝文化的建设与完善进行研究。通过梳理广东农村地区孝文化的现状,找出其存在的主要矛盾,分别是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之间衔接不畅、婆媳矛盾呈现普遍化特征、手足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孝问题复杂化,进而提出3个对策,分别是加强制度设计,填补农村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政策空白;实施教化政策,大力开设孝文化教育课程;倡导“仁义之孝”,形成“仁孝”的社会风气。通过主要矛盾与对策的提出,予以孝文化的建设与完善现实性的指导方向。

老年人孝顺期待与亲子间的社会支持

老年人的孝顺期待是老年父母对成年子女孝顺的期望程度。本研究通过对288名老年人的调查,探讨了老年人孝顺期待的相关因素以及孝顺期待与老年人亲子间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发现:(1)当前老年人孝顺期待与居住地区之间有显著的关系。城镇老年人孝顺期待水平显著高于农村老年人;(2)当前老年人孝顺期待与老年人接受子女社会支持的各个维度普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回归分析表明孝顺期待能够显著地预测老年人接受子女的社会支持。

父母教养方式与双元孝道、普遍尊老的关系

通过对536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探讨了父母教养方式与双元孝道及普遍尊老的关系。结果显示:(1)父母关爱性教养方式与互惠性孝道、父母控制性教养方式与权威性孝道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2)权威性孝道在父母控制性教养方式和普遍尊老之间起中介作用,父母关爱性教养方式对互惠性孝道和普遍尊老具有直接显著正向预测预测作用;(3)父亲的情感温暖对普遍尊老具有直接显著正向预测作用,互惠性孝道在母亲的情感温暖与普遍尊老之间起中介作用,权威性孝道分别在父亲的惩罚和严厉、母亲的惩罚和严厉与普遍尊老之间都起中介作用。

论孝文化的现代价值

孝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作用包括道德教育、稳定社会和民族凝聚的功能。中国孝文化中的精华成分体现其对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从而决定了孝文化所具有的现代意义。通过对孝文化的改造实现孝道伦理的价值转化,通过孝道文化的教育实现孝道伦理的弘扬。

中国的尊老敬老文化与养老

尊老敬老作为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源于春秋时代,历经各朝各代的发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传统社会养老的重要思想基础。尊老敬老的概念源于家庭伦理,与孝道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尊老敬老是尊重道德和智慧的反映,体现着人道原则,内含着和谐理念,蕴涵着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挖掘和弘扬这一优秀传统文化,对我国应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解决好老有所养问题具有重要的思想保障作用。

老年人犯罪特点、原因与对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医疗条件的大力改善,人的寿命不断延长。老年人犯罪问题已变得越来越突出,呈现出不同的犯罪特点。从犯罪手段看,老年人犯罪往往采取非暴力手段,表现出智能性、间接性、隐蔽性;从犯罪类型看,男性多属猥亵、强奸、流氓犯罪、诱骗、放火、盗窃、侵占、窝赃、赌博、伪造、投毒、诈骗等,女性老年人犯罪则以盗窃居于首位。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离退休前后的心理失衡,对新的生活环境及家庭关系的不适应,人格自身显示的敏感多疑、情绪不稳、以自我为中心等。针对如上老年人犯罪的特点与原因,应建立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规政策体系,建立健全老年人维权工作体系和网络;加强对老年人进行思想教育,教育他们保持晚节;积极安排他们进行各种力所能及的活动,动员全社会关心尊重老人,不使他们产生严重的失落感。同时对老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应列为犯罪学研究的重要新课题之一。

家庭功能对大学生尊老意识的影响:有中介的调节效应

为探讨大学生家庭功能与尊老意识的关系以及特质移情和孝道认知的中介性调节效应,采用方便抽样对359名大学生进行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FACES II)、梅拉比安移情量表(MES)、孝道认知结构问卷和尊老意识问卷测试.结果显示:大学生家庭功能与尊老意识呈显著正相关;特质移情对家庭功能与尊老意识间的关系具有降低的调节效应,这种效应以孝道认知为中介变量.因此,家庭功能可以较好地预测尊老意识态度的形成,特质移情对这一关系存在调节效应,同时又通过孝道认知的部分中介作用对尊老意识产生间接影响.

复兴孝道：老年组织与农村养老保障--以洪湖渔村老年协会为例

许多研究表明,随着家庭结构、家庭权力与代际交换逻辑等的变迁,孝道不断失落,进而使农村老人在获取养老保障时处于不利地位。本文以洪湖渔村老年协会为调查对象,重点关注老年协会在农村养老保障方面的地位与功能。认为孝道失落并非孝道文化的全面崩溃,而主要在于孝道的组织依托遭受到重大的冲击。而洪湖渔村老年协会的成立与实践,证明可以通过组织建设的方式来复兴孝道,改善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障状况。

试论孝德教育的源起和产生

孝德源起于原始社会以血缘为基础的自然亲情、尊祖祭祖的宗教情怀和氏族养老尊老的古老传统。孝德教育的产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所包含的"尊祖祭祖教育"和"尊老养老教育"均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孝德教育产生于西周。西周的孝德教育已经包含学校教育、祭祖仪式、"乡饮酒礼"、视学制度及"释奠礼"、朝廷训俗、采风易俗等诸多教育形式,其中,祭祖是西周孝德教育最主要的形式。孝德教育在西周产生是由当时"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