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构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完善我国环境保护制度的重要步骤。行政公益诉讼在本质上是一种客观诉讼,它不要求起诉者与被诉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为了保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有效运转,特定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比公民个人更应该成为起诉主体。虽然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拓宽了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范围,但为了保证原告起诉能被法院受理,国家有必要通过立法确认公民享有环境权。根据环境问题跨区域发生的特点,应当建立起多层级的案件管辖制度。要建立完善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需要对《行政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进行进一步的修改。

我国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规则适用之实践观察与反思

我国《婚姻法解释(三)》首次规定亲子关系诉讼中的推定规则,该规定结束了长期以来各界关于能否适用推定认定亲子关系的争论,将亲子关系诉讼中的事实推定上升为法律推定。然而,观察三年来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规则的适用状况,发现裁判者对其适用范围、适用条件以及原告范围等问题理解不同,导致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现象频现。对此,既要在理论层面使裁判者明确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的逻辑结构和法律效果,正确处理推定与亲子鉴定在亲子关系认定问题上的适用关系并合理配置双方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义务;又要在民事立法层面建构完善的亲子关系推定及强制认领制度,保障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规则的有效实施。

公益性投诉举报类行政案件的诉讼救济问题探究

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和参与行政活动的积极性不断高涨,由公民投诉举报引发的诸多问题开始不断困扰着行政复议工作者和司法裁判者。公益性投诉举报人能否以其投诉举报权或公共利益受侵害为由提起行政诉讼,是目前最具争议的问题。公民是否享有投诉举报权及所诉行政行为的种类差异直接影响此类案件可否纳入司法监督体系。对行政机关不予答复等不作为不服的,公益性投诉举报人须享有法律规范明确赋予的投诉举报权才具备原告资格,此种情形下的行政不作为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行政机关答复内容不服的,无论是否享有明确的投诉举报权,都因与处理结果不具有利害关系而不具备原告资格,除非答复内容侵害了其享有的法定获得奖励权。

论新司法解释中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历史局限性

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发生重大变迁而行政诉讼法未能及时修正的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探索性地颁行了新司法解释,对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进行重新界定,但其历史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新司法解释的属人因素及属事因素上都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作出了限制性规定,有些规定甚至是对行政诉讼法的倒退。为使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继续向逐步放宽的世界性趋势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及其司法解释仍任重道远。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理论变迁之比较

取得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是申请人提起行政诉讼的必要条件之一 ,根据传统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理论 ,其范围比较狭窄。但近一两百年间 ,其范围已大大扩张。本文在比较该理论在美、英、法、日及我国变迁的基础上 ,总结其中规律 ,并认为在此变迁方向下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也必将在我国确立。

论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标准的路径

关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理论界与实务界都没有达成共识。尤其是对于我国现行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认定的法律标准的解读依旧存在分歧。而原告资格作为起诉人能否进入诉讼而设置的一道"门槛",具有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国外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范围都呈扩大趋势,这一趋势也给我国认定标准的确定带来新的启迪。应针对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设定标准的缺陷并结合国外经验探索出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标准的路径。

论我国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的原告范围——基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的分析

原告范围的确定是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制度设计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5条,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起环境公益民事诉讼。该条规定存在着立法体例不科学、列举不恰当及用语不明晰之弊端。由于短期内不可能再次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故在《环境保护法》修正案中作出相应的规定,并以司法解释明确"机关"、"有关组织"及"环境公共利益"的概念,将是可行的选择。

行政公益诉讼之理论整合与制度构造

当前学界对行政公益诉讼的探讨似乎还不够系统,而如何进行具体的制度构造更是浅尝辄止。能否使损害公益的行政行为受到司法审查,取决于三个方面的要素:(1)是否具有原告资格;(2)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3)是否符合起诉时机要件,所以应从三个方面综合考察、构建中国的公益诉讼制度。

比较视野的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构建

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以监督和制约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在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之下,基于"诉讼利益"理论的传统诉讼制度,缺乏为公益的侵犯提供救济的途径。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建立,可以借鉴国外相关制度,从扩大原告资格和扩大受案范围两个方面着手。

试析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设计

近年来,涉及公益诉讼的案件在不断增多,行政公益诉讼成为当前我国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鉴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价值和我国现状。

行政诉讼中的诉之利益理论

诉之利益理论是诉讼法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在行政法学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诉之利益是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纠纷时,需要运用诉讼予以救济的必要性。对诉之利益的把握,关键是对利益的界定。不同的行政诉讼种类,诉的利益的认定不同。诉之利益是一个与诉、诉权、原告资格和受案范围密切相关的概念。在行政诉讼中,它发挥着判决形成权利的机能。

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

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建立时间较短,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配套机制并不完善。在行政公益诉讼流程中,原告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中,原告范围是被严格限制的,目前仅规定检察机关有权提起诉讼。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行政公益诉讼的有序进行,但由于社会公益范围越来越广、涉及人员越来越多,仅由检察机关作为原告不能满足现有的需求,不能及时发现并有效制止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与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相比,日本、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相关制度中的原告范围更加广泛,因此,在考虑我国国情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国家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特点,扩大原告范围,将社会团体、公民个人一同纳入到原告范围中。

行政协议起诉条件之司法审查

行政协议类案件起诉条件的司法审查,既要符合行政诉讼“行为之诉”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基本要求,又要回应“协议之诉”解决纠纷的诉求。在受案范围的确定上,应遵守行政诉讼“行为之诉”的确立标准,但该行政协议本身及相关情形亦应纳入到受案范围之内。受案范围的关键是行政协议的识别,应对主体、目的、内容等构成要件进行综合判断,并把握“职责”这一本质标准。在原告资格的判断上,行政诉讼“利害关系”的标准突破了行政协议的相对性,从而拓宽了行政协议原告资格,但“协议”本身亦对“利害关系”进行了限定。在诉讼请求是否具体上,“行为”与“协议”不同诉讼标的下对“具体”提出了不同要求,法院需统筹考量,妥善应对当事人诉求。

我国行政不作为的司法救济缺陷与完善

行政不作为在现实中普遍存在,给行政相对人权利和公共利益造成的危害不亚于违法的行政作为。由于受案范围和原告资格等方面的限制,我国的行政不作为司法救济制度在督促政府积极行政、维护相对人权利和公共利益方面,没有能够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应从扩大受案范围和调整原告资格两方面入手对行政不作为的司法救济制度进行完善。

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研究

如何确定原告资格是行政公益诉讼的核心。我国应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授权检察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而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新型原告资格制度,确立原告范围。

试论行政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理有 :公正、当事人提供证据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效率。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范围包括 :①具体行政行为的存在 ;②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 ;③申请行为的存在和申请行为的合法性 ;④行政赔偿诉讼中的损害事实。笼统地规定“原告对起诉符合法定条件承担举证责任”的做法欠妥。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与原告资格关系之辨

在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与实务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与原告资格关系的认识存在混淆。就受案范围来说,从行为作出结果出发判断是否“实际影响权利义务”,从而界定行为属性的做法,既是循环论证,也是受案范围容易与原告资格混淆的根本原因。正确的逻辑应当是从构成要件出发判断行为属性,“实际影响权利义务”是一个行为属于行政行为之后的当然结果。就原告资格来说,相对人受到行政行为法律效果侵害,遵从行为不法的逻辑,受案范围满足即意味着原告资格的满足。其他利害关系人受到行政行为事实效果侵害,遵从结果不法的逻辑,原告资格判断需要另行从损害结果出发归责行为违法性。受案范围与原告资格纠缠形成的牵连性阶段体系表明,应当探索在终局行为前阶段构建定分止争制度。

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在建立和完善行政公益诉讼的过程中 ,我国目前的原告资格制度已不能适应其要求。进一步拓宽原告资格的范围 ,赋予更多合适的法律主体在社会公益受到侵犯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并在立法上予以明确 ,将有利于更好地限制行政权力的滥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这也是我国行政法治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与选择。

论我国股东双重代表诉讼制度——兼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三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首次确认了双重代表诉讼制度,但并没有对该制度的具体内容进行相应设计。针对公司集团化趋势下,母公司股东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首先应该对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司法解释四的相关规定进行合理性质疑,并且结合我国司法实践适用不足的现状以及对域外经验进行分析与反思,进而就适格原告、被告范围、前置程序以及防止滥诉等问题,提出完善我国的双重代表诉讼制度的思路。

虚假诉讼法律规制--以第三人撤销之诉适用为中心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2条、第113条对虚假诉讼进行了规定,第56条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以应对虚假诉讼。然而实践中第三人撤销之诉对虚假诉讼的规制效果很不理想。原因在于第三人撤销之诉应用较少,通过其最后确认虚假诉讼的案件极少,虚假诉讼行为人民事责任缺失。通过适当扩大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范围,协调与相关程序的顺序,一并解决第三人提起的新主张,能更好地把规制虚假诉讼与第三人撤销之诉相结合,发挥其规制虚假诉讼的立法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