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ea Bargaining in Criminal Dispute Settlement

In order to settle criminal cases promptly and save on judicial resources, using plea bargaining to settle criminal disputes is both an immediate need and a rational choice for China. In the application of plea bargaining,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multiple values, including efficiency, justice, harmony, and tempering severity with leniency, Plea bargaining should be applied in cases that do not involve a felony, should be based on a determina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crime, and should be limited to bargaining over penalties. Plea bargaining agreements are entered into by the procurator and the defendant, and do not extend to the judge.

控方撤回认罪认罚:比较考察与类型规制

现有关于认罪认罚案件反悔与撤回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被追诉人面向,鲜有涉及控方撤回。但控方撤回在实践中业已呈现出一定混乱局面,应当予以重视。通过考察比较法可知,美国辩诉交易视阈下原则上允许控方在被告人认罪答辩前撤回诉辩协议,认罪答辩后撤回则须基于特殊情形,其体现出的审慎、克制的撤回思路值得借鉴。实体事由上,被追诉人反悔、法院告知调整量刑建议与被追诉人无悔罪表现皆非控方撤回情形,检察机关只能基于新的事实和证据撤回认罪认罚从宽,该新的事实为自然事实,且应厘定为“新的定罪事实”。程序运行上,若控方合法撤回则应给予被追诉人选择权,并贯彻“供述失权”原则;若控方非法撤回应给予其程序性制裁,并坚持特定履行原则;同时协调公诉变更与控方撤回,只允许补充起诉情形下撤回认罪认罚。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进行规制,可以将控方撤回认罪认罚限制在合理、适当的范围之内。

德国刑事认罪协商制度的新进发展及评析

德国立法者试图将认罪协商与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协调,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该制度本身存在的固有矛盾和弱点,尤其是法院可以不受认罪协商效力拘束的情况下,却期望被告人先提供供述,违反了公正审判原则。被告人不参与达成协商前重要的初步会谈,这损害了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最新实证研究表明,认罪协商在司法实践中运用情况并不普遍。在协商过程中,司法实务并没有严格遵守立法的相关规定,尤其是联邦宪法法院所要求的“透明度规则”。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二审程序分流机制研究——以1340份认罪认罚上诉案件裁判文书为样本

上诉权是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即使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的上诉权也不应被剥夺。但是,通过对1340份认罪认罚二审文书的实证分析表明,利用上诉不加刑进行“投机型”上诉的情况时有发生。为防止滥用诉权、保障认罪认罚制度效率价值,充分发挥二审纠错功能,应当建立适用于认罪认罚案件的二审程序分流机制,建立有因移送制度,即在充分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前提下,将上诉理由划分为当然的上诉理由、可能的上诉理由和排除的上诉理由,仅将以当然上诉理由和部分可能的上诉理由提出上诉的案件移送至二审法院。在审查机制的选择上,采取程序性审查模式,且被告人有权选择行使审查权的法院。为最大限度保障司法公正,应当从强制释明、提高律师有效辩护程度等方面保障被告人充分、有效行使上诉权,同时加大释法说理力度,提高一审服判息诉率,避免“投机型”上诉等情形的发生。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控辩失衡的反思与规则重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自上而下的司法制度改革,对原有的司法结构产生重大冲击,控辩沟通模式与控审职权的协调成为制度运行核心。但在该制度运行中,存在着诉讼构造异化、控辩两方结构失衡的问题,偏离了控辩平等沟通的立法设想和制度规制,需要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导向层面下,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中事实定性、量刑沟通等层面进行规则重构。在检察院主导下,法院部分定罪权前移,法官应当在坚持证据裁判规则基础上进行独立判断,从而保障制度的价值预设得以最大程度的实现。

辩诉交易制度兴起的偶然与必然——评费希尔教授《辩诉交易的胜利》

辩诉交易制度是美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长期受到我国法学界的关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为我们重新审视辩诉交易制度提供了契机。我国法学界尽管已经对辩诉交易制度的现状展开了充分的研究,但对其具体发展的历程和制约因素认识不足。乔治·费希尔教授的著作《辩诉交易的胜利——美国辩诉交易史》揭示了,辩诉交易制度经历了兴起、发展和彻底胜利三个发展阶段,是多方主体长期共同塑造的结果,而非顶层设计的产物。“激励机制”和“权力选择”共同作用,使得各方诉讼主体深入参与到辩诉交易之中,为该制度提供了持久的生命力。费希尔教授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为审慎地看待刑事协商制度,更加深入地分析诉讼制度对诉讼主体的影响,产生了有益的方法论启示。

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研究

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行以来,刑事案件对该制度的适用率逐年上升。因覆盖的全面性,重罪案件也在适用范围之内。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重罪案件适用时,因其案件性质复杂、我国打击严重犯罪导向、制度不够完善、办案人员心理因素等因素,导致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产生了法理适用冲突、人民群众反映强烈、被追诉人心理摇摆不定等问题,如何对重罪案件精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因此,划定重罪案件适用范围、研究国内外立法现状、对重罪案件实行认罪认罚量刑精准化等措施,对进一步完善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认罪认罚从宽对“以审判为中心”的逾越及其防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使得大部分案件通过简易或速裁程序审结,追求刑事司法的效率价值,这与要求实现庭审实质化以确保司法公正的诉讼体制改革,即“以审判为中心”存在一定的冲突。“以审判为中心”是诉讼程序和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理应在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立法等过程中发挥指导性作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立不应违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理念。在认罪认罚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诉讼程序重心的前移、辩护空间的限缩和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等逾越“以审判为中心”的表现,有必要通过保证法院对案件享有最终裁决权、保障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利和协调“无理抗诉”与“滥用上诉权”冲突等路径,防范认罪认罚从宽对“以审判为中心”的逾越。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之比较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是一项以实用主义为指导,可以对罪数、罪名、量刑等事项进行广泛交易的司法制度。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客观真实原则为指导思想,是一项带有一定合意性质、具有某些协商性质的司法制度。这两种制度在提升司法效率、减缓法官办案压力等方面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但在司法理念及其所决定的制度内容、诉讼程序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相较而言,辩诉交易制度具有适用范围更广、司法效率更高、协商过程更加灵活的特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保证司法公正上更具优势,但在辩护权的保障及公诉人与被追诉人形成合意的互动程序上仍有待加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环境司法中的适用困境及解决——以浙江省为例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018年正式被确立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通过对浙江省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判例大数据收集分析,发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环境司法中的适用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制度自身存在问题、适用过程中检察机关权力扩张、同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区分不够。由于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程序以及环境司法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需要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实现控辩审三方权力平衡,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提高检察机关能力素质,并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区分路径。

中国引入辩诉交易制度的三重障碍

辩诉交易制度的基本机能在于规避诉讼风险,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但是,从背景来看,辩诉交易制度本质上是一项内生于英美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制度设计,其运行依赖于对抗式诉讼制度以及契约文化和实用主义的哲学观念,在我国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应当要慎重。

法国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评析

为克服效率低下所导致的法庭堵塞,法国立法者于2004年3月9日引入了法式辩诉交易制度,即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与美国及意大利的辩诉交易程序相比,法国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具有三大特征,即较狭窄的适用范围、较弱化的合意制度以及较完善的保障机制。从3年来的践行效果上考察,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适用率并不太高,在程序规范性上仍有待加强。此外,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在价值认同及制度冲突层面还面临着五大挑战。

“辩诉交易”的国际立法现状与我国刑诉程序中相关制度的完善

辩诉交易制度是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一种刑事诉讼程序 ,目前其因素已为部分大陆法系国家所借鉴。在分析辩诉交易的起源及当前国际上的立法状况基础上 ,可以比较我国相关刑事司法制度即刑事诉讼简易程序、“坦白从宽”刑事政策、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指出其中存在的缺陷 ,并借鉴辩诉交易加以完善之。

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的“断裂”与“弥合”

目前,中国学术界对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这两种制度的研究存在某种"断裂"倾向。实际上,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这两种制度原本就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二者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共性与契合:一是具有共通的理论基础,体现了相同的价值理念;二是都体现了对刑事诉讼中个体权益的关注,顺应了国际司法发展的潮流;三是辩诉交易是刑事和解的体现,刑事和解又是辩诉交易得以实现的前提保障。因此,应当从理论上实现两者的对接,从弥合与互补的角度,审视二者的辩证关系,并将它们作为构建中国辩诉交易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

辩诉交易程序中的被害人问题研究——以英、美为中心

在国内学界激烈争论的辩诉交易程序之中,被害人的权利缺失与权利保障是一个尚未被触及的领域,而这一问题正是已经在立法上采纳了辩诉交易的国家围绕着该制度的存废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本文在考察了英美两国辩诉交易中被害人地位以及权利的问题之后,从确立被害人权利的合理界限的角度提出了构建符合诉讼各方利益的我国新型辩诉交易制度框架的设想。

刑事契约一体化: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发展趋势

刑事契约是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本质特征。基于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衡量,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具有诉讼效率方面相一致的积极性,同时也各自存在着在利益保护之上的分配不均。刑事契约一体化是在辩诉交易基础之上,吸收刑事和解的合理成分而系统化整合的结果。

德国刑事协商制度研究

德国是职权主义诉讼代表性国家,其刑事诉讼向来以追求实质真实为主要目标。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以实质真实为目标的传统刑事诉讼正在逐渐被司法实务部门所"发明"的刑事协商所取代。为了拯救传统刑事诉讼的核心价值,同时为非正式协商正名,德国立法机关在2009年通过了《刑事程序中的协商规定》,德国式"辩诉交易"正式成为德国法典的一部分。德国刑事协商的发展历程及其立法规范,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刑事简易程序的多元化建构

刑事简易程序的本质特征是审判方式的简化。域外刑事简易程序的发展趋势是多元化,即简易程序的设计并不局限于单一形式。针对我国简易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应当改变简易程序单一的现状,构建多元化的刑事简易程序,具体为重构简易程序,增设处罚令程序、被告人认罪径行判决程序、刑事和解程序和认罪协商程序。

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无奈

本文针对当前理论界主张我国应移植辩诉交易这一观点,指出辩诉交易是美国一系列具体的法律制度造就的无奈的选择,是美国法律文化中公权力处理方式私权化、刑事权力处理方式民事化的一种极端表现,以及辩诉交易面对其本身产生的弊端也无可奈何,并进而提出我们在吸收其“提高诉讼效率”合理内核的同时,对其程序的构造及其运作应于以驳斥。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的异同及其启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既有异又有同,"同"可借鉴,"异"可反思。两者都为保障快速审判权而兴起、设立,都是被害人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实施前提都是被告人自愿,量刑决定权主体都是法院。所不同的是:后者可以降低证明标准,前者不可;后者可以商榷罪名,前者不可;后者对认罪时间、认罪内容、认罪心态进行了明确区分,前者对此尚无明确规定;后者有明显的合同效力,前者不具有。通过比较,可以对我国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得出七点启发:保障快速审判权不能以贬损基本诉权为代价;应根据不同动机区别对待被害人的量刑意见;不得强迫任何人认罪认罚;在审判中心主义语境下,法院对是否从宽拥有决定权;证明标准不可降低,但质证程序可适当简略;认罪时间、认罪内容、认罪态度的不同应在从宽幅度上有所体现;检察机关应当对认罪认罚从宽具结书的效力作充分说明,不可剥夺被追诉人的反悔权和上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