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案件中侦诉关系的重塑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面实施,推动侦查、起诉、审判、辩护关系的重新定位。而侦查和审查起诉是认罪认罚案件的关键阶段,受我国“流水作业式”诉讼构造的影响,认罪认罚案件侦诉关系仍然呈现以侦查为主的诉讼样态,侦诉机关存在权力失范风险。因此,应当重塑认罪认罚案件的侦诉关系,在审前阶段实现侦查和起诉的有机配合,构建侦诉协作的审前“大控方”格局。同时,应完善刑事指控的证据标准体系,激活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实现认罪认罚案件侦诉关系的良性互动。

控方撤回认罪认罚:比较考察与类型规制

现有关于认罪认罚案件反悔与撤回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被追诉人面向,鲜有涉及控方撤回。但控方撤回在实践中业已呈现出一定混乱局面,应当予以重视。通过考察比较法可知,美国辩诉交易视阈下原则上允许控方在被告人认罪答辩前撤回诉辩协议,认罪答辩后撤回则须基于特殊情形,其体现出的审慎、克制的撤回思路值得借鉴。实体事由上,被追诉人反悔、法院告知调整量刑建议与被追诉人无悔罪表现皆非控方撤回情形,检察机关只能基于新的事实和证据撤回认罪认罚从宽,该新的事实为自然事实,且应厘定为“新的定罪事实”。程序运行上,若控方合法撤回则应给予被追诉人选择权,并贯彻“供述失权”原则;若控方非法撤回应给予其程序性制裁,并坚持特定履行原则;同时协调公诉变更与控方撤回,只允许补充起诉情形下撤回认罪认罚。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进行规制,可以将控方撤回认罪认罚限制在合理、适当的范围之内。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亟待厘清的四个问题——以第四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

在《刑事诉讼法》迎来第四次修改之际,作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完善的重要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要得到长足有效的发展,实现制度确立的初衷,必须厘清四个问题:从横向的世界视野来看,认罪认罚从宽与辩诉交易在制度目标上具有同源性,在制度的实现机制和作用原理上具有同质性;但在司法理念、价值取向和制度体系建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我国制度具有鲜明的优势。从裁判考量上来看,应当反思和重塑关于“从宽”的认识。从诉讼基本原理来看,反悔权虽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也应当加以限制,防止其被滥用;而以抗诉权限制反悔权的方式必须控制在合理限度,并探索限制反悔权的更优路径。从刑事辩护木桶理论来看,制度的运行主体应当从“公检法三机关”向“公检法律四主体”方向转化。

中国引入辩诉交易制度的三重障碍

辩诉交易制度的基本机能在于规避诉讼风险,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但是,从背景来看,辩诉交易制度本质上是一项内生于英美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制度设计,其运行依赖于对抗式诉讼制度以及契约文化和实用主义的哲学观念,在我国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应当要慎重。

法国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评析

为克服效率低下所导致的法庭堵塞,法国立法者于2004年3月9日引入了法式辩诉交易制度,即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与美国及意大利的辩诉交易程序相比,法国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具有三大特征,即较狭窄的适用范围、较弱化的合意制度以及较完善的保障机制。从3年来的践行效果上考察,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适用率并不太高,在程序规范性上仍有待加强。此外,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在价值认同及制度冲突层面还面临着五大挑战。

“辩诉交易”的国际立法现状与我国刑诉程序中相关制度的完善

辩诉交易制度是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一种刑事诉讼程序 ,目前其因素已为部分大陆法系国家所借鉴。在分析辩诉交易的起源及当前国际上的立法状况基础上 ,可以比较我国相关刑事司法制度即刑事诉讼简易程序、“坦白从宽”刑事政策、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指出其中存在的缺陷 ,并借鉴辩诉交易加以完善之。

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的“断裂”与“弥合”

目前,中国学术界对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这两种制度的研究存在某种"断裂"倾向。实际上,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这两种制度原本就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二者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共性与契合:一是具有共通的理论基础,体现了相同的价值理念;二是都体现了对刑事诉讼中个体权益的关注,顺应了国际司法发展的潮流;三是辩诉交易是刑事和解的体现,刑事和解又是辩诉交易得以实现的前提保障。因此,应当从理论上实现两者的对接,从弥合与互补的角度,审视二者的辩证关系,并将它们作为构建中国辩诉交易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

辩诉交易程序中的被害人问题研究——以英、美为中心

在国内学界激烈争论的辩诉交易程序之中,被害人的权利缺失与权利保障是一个尚未被触及的领域,而这一问题正是已经在立法上采纳了辩诉交易的国家围绕着该制度的存废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本文在考察了英美两国辩诉交易中被害人地位以及权利的问题之后,从确立被害人权利的合理界限的角度提出了构建符合诉讼各方利益的我国新型辩诉交易制度框架的设想。

刑事契约一体化: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发展趋势

刑事契约是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本质特征。基于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衡量,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具有诉讼效率方面相一致的积极性,同时也各自存在着在利益保护之上的分配不均。刑事契约一体化是在辩诉交易基础之上,吸收刑事和解的合理成分而系统化整合的结果。

德国刑事协商制度研究

德国是职权主义诉讼代表性国家,其刑事诉讼向来以追求实质真实为主要目标。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以实质真实为目标的传统刑事诉讼正在逐渐被司法实务部门所"发明"的刑事协商所取代。为了拯救传统刑事诉讼的核心价值,同时为非正式协商正名,德国立法机关在2009年通过了《刑事程序中的协商规定》,德国式"辩诉交易"正式成为德国法典的一部分。德国刑事协商的发展历程及其立法规范,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刑事简易程序的多元化建构

刑事简易程序的本质特征是审判方式的简化。域外刑事简易程序的发展趋势是多元化,即简易程序的设计并不局限于单一形式。针对我国简易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应当改变简易程序单一的现状,构建多元化的刑事简易程序,具体为重构简易程序,增设处罚令程序、被告人认罪径行判决程序、刑事和解程序和认罪协商程序。

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无奈

本文针对当前理论界主张我国应移植辩诉交易这一观点,指出辩诉交易是美国一系列具体的法律制度造就的无奈的选择,是美国法律文化中公权力处理方式私权化、刑事权力处理方式民事化的一种极端表现,以及辩诉交易面对其本身产生的弊端也无可奈何,并进而提出我们在吸收其“提高诉讼效率”合理内核的同时,对其程序的构造及其运作应于以驳斥。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的异同及其启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既有异又有同,"同"可借鉴,"异"可反思。两者都为保障快速审判权而兴起、设立,都是被害人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实施前提都是被告人自愿,量刑决定权主体都是法院。所不同的是:后者可以降低证明标准,前者不可;后者可以商榷罪名,前者不可;后者对认罪时间、认罪内容、认罪心态进行了明确区分,前者对此尚无明确规定;后者有明显的合同效力,前者不具有。通过比较,可以对我国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得出七点启发:保障快速审判权不能以贬损基本诉权为代价;应根据不同动机区别对待被害人的量刑意见;不得强迫任何人认罪认罚;在审判中心主义语境下,法院对是否从宽拥有决定权;证明标准不可降低,但质证程序可适当简略;认罪时间、认罪内容、认罪态度的不同应在从宽幅度上有所体现;检察机关应当对认罪认罚从宽具结书的效力作充分说明,不可剥夺被追诉人的反悔权和上诉权。

辩诉交易制度移植之障碍分析

发端并盛行于美国的辩诉交易徘为刑事案件速决程序,因其能提高诉讼效率的功效而在国际上得以广泛传播。然而,中国尚未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其根源在于中国与实行辩诉交易的国家,特别是与美国,在诉讼模式、检察、证据、司法审判等相关制度以及思想理念上还存在诸多差异,要消除这些障碍,建立适于中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尚需较长时期,以完善法律制度和更新思想理念。

关于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方式的思考——兼评简易程序

本文通过剖析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方式 ,比较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方式和简易程序审理方式的异同 ,揭示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方式的弊端 ,得出应摒弃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方式和重建简易程序的结论 。

辩诉交易制度的经济分析

经济分析认为辩诉交易是一种交易成本大于零的交易,它虽节约了惩罚成本但也降低了犯罪者成本,在提高刑事诉讼效率的同时又带来巨大的负的外部性。我国在现行法律制度下移植辩诉交易不仅成本巨大且未必有价值。因此,要理性地看待利弊兼有的辩诉交易制度。

认罪认罚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与控制

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认罪认罚制度,该制度的设置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为避免认罪认罚制度偏离正当程序的轨道,需要调查、起诉和审判各环节对认罪认罚制度的单向控制,从而形成调查阶段基础性控制、审查起诉阶段审查性控制和审判阶段确认性控制的单向控制机制。但是认罪认罚制度是一个综合性程序,办案机关单向控制不足以防止认罪认罚制度的乱用,所以还应通过设置确保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认罪认罚证明标准和判处刑罚可接受性等协调控制机制,保障认罪认罚制度在法治反腐中的应有作用。

论辩诉交易制度的生命基础

以辩诉交易为代表的控辩合作纠纷解决机制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刑事案件处理的一种新型模式,越来越展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司法效益观是辩诉交易制度产生与发展之本体因素,契约观是辩诉交易制度产生与发展之基础因素,实用主义思想观是辩诉交易制度产生与发展之动力因素,抗辩式诉讼结构是辩诉交易制度之支持因素,沉默权与证据开示是辩诉交易制度之促生因素,发达的辩护制度是辩诉交易之保障因素。

刑事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刑事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是基于刑事被告人的悔罪表现,而给予其本人一种相对宽缓的处罚。该制度建立的目的是鼓励刑事被告人主动悔过自新。刑事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成立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刑事被告人认罪认罚必须由其本人作出、认罪认罚的时间必须是在诉讼阶段、认罪认罚是基于刑事被告人主观上的真诚悔罪、进一步细化认罪认罚。我国现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尚存在一些问题:现行规定对刑事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各种形式缺乏统一的概括,从而导致处罚的标准不统一;证据开示制度不完善,无法有效激励刑事被告人;律师全程参与刑事被告人认罪认罚案件的数量偏少。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应借鉴域外一些国家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司法实践的经验,完善证据开示制度、明确认罪认罚从宽的量刑标准、改进刑事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

辩诉交易强迫认罪问题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警示

美国辩诉交易要求被告作有罪答辩必须是出于自由意志的行为,但是,由于检察官在刑事司法中拥有绝对权力,律师作用有限,被告在决定是否接受控方提供的交易条件时几乎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种机制性强迫压力的存在为无辜被告认罪的现实和心理学实验研究所证实,并已经引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关注。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样强调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但是由于"自愿性"标准不明确,且其也存在控审权力配置不当、律师作用更为有限等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样存在强迫认罪甚至使无辜被告认罪的风险。为有效防控此种风险,需明确"自愿性"标准,整体性、系统性推进刑事司法改革,并注重制度推行中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