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诗诉求:士人心态的映现与价值取向的含蕴

“采诗诉求”是指中唐以来因采诗制度长期未能得到实质性恢复,而在士人、文人间产生的要求朝廷重设采诗官、期待诗歌被采集的呼声。这一诉求首先由白居易在唐宪宗元和初期集中提出,他开始将基于外在政治目的的采诗传统转化为士人的内在价值诉求。采诗诉求涵括了制度期待与自我期待,映现了士人心态、身份意识及生命价值取向,含蕴着期待、无奈、失望乃至愤懑情绪,形诸于诗文之中而成为特殊的文学现象。中唐至宋元以来,采诗诉求从对外在制度的呼吁和要求出发,逐渐发生主体转向,士人开始自觉担荷采诗使命与自发采诗,深层次地反映了士人寻求并重建个体价值的心路历程。基于主体视角的采诗诉求研究,可从一个特定角度理解政治制度与士人心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横吹曲与边塞诗

横吹曲题目中的大部分被文人们赋咏为边塞诗,横吹曲辞与边塞诗是有关系的。在音乐形式上,横吹的军乐性质就决定了文人在创作乐府诗的时候用边塞的题材。不仅如此,横吹曲辞与边塞诗的关系还取决于最早的赋咏者南北朝诗人的选择,南北朝诗人把横吹乐府赋咏为边塞诗也与他们只是据题面意思来创作,即“赋题法”的方式有关。南北朝诗人最早创作了横吹乐府边塞诗,并且为后人的边塞诗的创作确立了诸多范式。南北朝乐府边塞诗,也就是横吹乐府边塞曲辞的意义在于开启了初唐的雄伟诗风。

由谣到诗——中国诗歌起源及其初步发展刍论

有文字记载前,诗歌的发展可分为原始“谣音”、原始“歌谣”、“歌”三个不同阶段,并在逐步演变中具备了一定的抒情和叙事因素;有文字记载后,又可以将“诗歌”、“歌诗”、“诗”作为诗歌研究的主线。由最初的“谣音”到成熟的文人诗,中国古代诗歌经历了一个融汇且渐变的历程。

西周礼乐文明之诗乐关系辨

就西周礼乐文明中诗乐关系的认识,历来有两派,一派认为诗先于声乐、声乐迎合诗。另一派则认为声乐是诗的根本,声乐在诗之前,诗要求合声乐。检索分析出土和传世文献,我们发现在《易》和《诗》的时代,较之于“诗”,“歌”更经常地代表我们今天所谓的诗歌艺术,而“诗”则更像是乐教文化中的一个概念。综合诗乐歌谣之间的源流正变关系,我们发现,发乎自然性情的歌天然合乎自然之声律,乃诗之前身——歌谣;而服务政教事功的诗却要求合乐而“中声之所止”;因诗制乐旨在诵美讥过的诗道乃是始于制礼之后,而制礼做乐发生在周代,做诗配乐也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玉台新咏》所收“枚乘杂诗”作时新探

《玉台新咏》所收"枚乘杂诗九首"有八首见于《古诗十九首》,这九首诗陆机都有拟作,称作"古诗"。九首中有六首无论从题材、内容、风格还是从篇幅看,都接近民歌,文献中又称其中几首为"乐府"或"枚乘乐府",说明它们本是民间作品,后被收集入乐府,可能曾经过文人的润色。另外三首为文人之作,而从诗本身可以看出是西汉时作品。总体来说,《玉台新咏》所收"枚乘杂诗"应是西汉时文献所传,后来全被看成枚乘之作。

论《搜神记》诗歌谣谚应用艺术价值

本文主要对《搜神记》

彝族民间歌谣及其歌诗传统

彝族歌谣习俗最有效的养成机制,在于彝族民间普遍存在的歌诗传统。彝族民间各种大小仪式歌诗活动,滋养了其经籍诗歌文化。口头歌谣和书写诗歌,二者有效互动,孕育了彝族民间歌诗传统,促进了其诗歌的兴盛和蓬勃。彝族民间歌谣、诗化经唱、毕摩诗教以及诗论,四位一体地建构了彝族诗学体系。

郭茂倩的声诗观与《乐府诗集》的编纂

郭茂倩编辑《乐府诗集》,从音乐性质、社会功能诸方面考虑了“乐府诗”的特征,而“声诗”概念的运用,反映出他所认同的乐府诗主要体现了三方面的特点:从入乐方式看,“先有诗然后被于声而播金石”;就“诗”之内容看,皆“诗人六义之余”;由应用功能看,大多服务于祭祀、宴享、行军等仪式。他不将当时最为流行的“由乐定词”、“依声填词”的“乐府”录入《乐府诗集》的事实,则从另一侧面说明了他的基本编纂宗旨,也表现了南北宋之交文人士大夫力求维护和恢复诗乐传统,“务尊其体”的诗家立场。

毛泽东与“新民歌运动”始末

"新民歌运动"是1958年以毛泽东倡导为起点,进而发展成为席卷全国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毛泽东对新民歌选本《红旗歌谣》的批评是"新民歌运动"的转折点,1959年3月郑州会议上的谈话则预示着"新民歌运动"的落幕。毛泽东早年在北大的经历,革命生涯中关于民歌运动的实践,以及关于新诗建设问题的思考是"新民歌运动"得以发生的重要前提,而毛泽东对新诗建设问题思考地不断深化则是新民歌运动落幕的关键。

杜甫陇蜀纪行诗《泥功山》臆解

《泥功山》一诗语调轻快,用词趋向口语化,理解貌似简单,但实际上古今注释多偏离了方向。要比较彻底地解读本诗,必须注意三点:其一,关于泥功山的位置《方舆胜览》已基本注清,泥功山和青泥岭是相隔数百公里两座山,不能混淆;其二,"朝行……暮在……"是秦汉以来尤其是唐人惯用的句式;其三,本诗的创作原型是泥功山一带长久流传的民谣。

建安时代诗—乐关系之新变动——以“魏之三祖”为中心

中国古代非仪式性音乐生活中最常见的情形本来是单纯的器乐演奏、徒歌 (清唱 )、但歌 (清唱加帮腔 )和带有局部伴奏的演唱 ,音乐和诗一向未能全程相配 ;这种情形到建安时代发生一个大的变化 ,曹操将自己的诗作全程配以器乐演奏 ,成为所谓“乐章”,此事对诗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汉王朝的衰微和崩溃 ,原先音乐机关保存的雅乐和俗乐都严重亡佚 ,在建安时代因诗—乐配合新方式而得到促进的音乐创新中 ,新的“清商三调”渐渐形成 ;到曹丕、曹睿的时代 ,新的“清商三调”全面确立 ,并在后来长期流传。建安诗歌创作的不少问题都可以由当时诗—乐关系的新变动得到某种解释和说明。

李德懋诗歌与中国文学关系探析

朝鲜李朝文人李德懋对中国文学采取了一种全方位、多元接受的态度,即,他接受中国诗人诗作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大量收集与评价清代诗人的诗作,而且还体现在创作出具有相同或相似思想倾向、诗体特征、诗语、诗题的诗作。在此基础上,他积极创作了真实反映朝鲜农村岁时风俗、农村情景、民谣与方言的诗篇。李德懋的诗作传播到中国后,李调元、潘庭筠给予其诗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很高的评价,同时,全面归结出了李德懋诗作的艺术特征。

论汉乐府诗歌的抒情性

汉乐府诗歌叙事的目的是为整个作品的抒情发挥铺垫存托与渲染深化的作用。其叙事的戏剧化特征,使汉乐府叙事诗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而文人特别是魏晋诗人对汉乐府的借鉴与创新正是首先基于其抒情性。

易卜生诗歌的民间歌谣特征

易卜生汲取民间文学的语言、技巧和精神气韵开展创作,他的诗歌创作体现出浓郁的民间歌谣特征。易卜生诗歌题材主要来自民间文学,最常用民间意象中的林妖和水精意象。在艺术形式上体现出民间歌谣的特征:歌唱的因素、回环的句式、节与节的反复、民间的机智和幽默风趣。易卜生诗歌是他生命轨迹的艺术性记录,他成功地找到了一条将民间艺术形式与现代精神品格相结合的创作道路。

论张王乐府与唐中期诗学思潮转向

唐代中期诗学思潮由理想到写实的转向,以元稹、白居易为最突出标志。但稍前于元、白的张籍和王建的诗歌创作特别是乐府诗,实已具备了这一转向的最本质特征。张籍、王建的乐府诗,对民间现实生活的广泛包容,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强烈关注,对托讽寓义的传统文学范式的选择,以及通俗的语言、俚俗的情事,都成为元、白诗风之前导。张、王诗的尚俗求实程度固然不及元、白,但正因其内涵的丰富性在体派纷呈的元和诗坛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从而推动了诗学思潮转向的进程。

哈代诗歌的民谣艺术

哈代诗歌与民谣有不解之缘,民谣为哈代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和素材,哈代在汲取民谣艺术滋养的基础上,借鉴民谣的艺术风格创作了大量乡村题材和爱情主题的民谣体诗歌。在艺术形式上,哈代诗歌借鉴了民谣重复、叠句、对话、问答等艺术形式,突出了民谣易于口头传唱的特点;在艺术手法上,借鉴了民谣夸张、虚构、巧合、简洁和明快的叙事手法,使诗歌具有很强的传奇性、诙谐感和戏剧性;在语言方面,常采用口语、方言、俗语和乡村词汇来营造乡土气息和田园氛围。哈代诗歌与民谣形成了鲜明的互文关系,哈代诗歌的民谣艺术反映了诗人的乡土文化认同和民间价值取向。

“歌谣运动”中的歌谣研究与新诗创作——以朱自清为中心

"歌谣运动"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文艺的"和"学术的"两种诉求。作为新诗创作者的朱自清一直从"文艺的"角度进行歌谣研究,试图将歌谣作为新诗创作的资源。但在研究中朱自清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否定了新诗创作与歌谣之间的联系。朱自清的这种探索与转变过程是"歌谣运动"的一个缩影,对于理解"歌谣运动"的机制和进程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普希金童话诗的故事学分析

普希金的童话诗反映了俄罗斯人民要求民族尊严、国家独立、社会进步的愿望和心声。民歌、民谣和民间故事是普希金童话诗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幽默用语的原型和素材。就故事内容、情节发展和人物形象来说,普希金所有的童话诗,都保留了俄罗斯民间文学的特色。普希金打破了贵族文学的传统,把民间童话和语言的叙述技巧引入到诗歌创作中。从此,散文形式的俄罗斯民间故事在普希金的笔下向诗体形式转变,更有利于朗诵和传唱。

北朝歌诗的传播

北朝歌诗不论是"虏音"歌还是汉语歌,在民间主要以徒歌的方式传播,在庙堂则披之以管弦,以乐歌的形式传播。除徒歌或配乐传唱外,口头诵读也是北朝歌诗传播的途径之一。徒歌比之乐歌简单方便,更适应于底层大众;诵读比徒歌又简化了音乐的程序,更简便、直接,适宜于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口耳传承。尤其像北朝这样文化欠发达的时代,直接的口耳传诵方便又快速,无需借助其他媒介便及时收效。另外,北朝歌诗还有纸质文本的传播,其传播情形大体有两种:一是官方音乐机构整理的各种歌辞集,这是记录乐辞的标准演唱脚本;一是文人编辑整理的总集、别集中对歌诗的收录和传播。

1930年代前期的歌谣与诗人的“大众化”研究

1930年代的诗歌大众化运动,始终围绕着"歌谣"这一关键词展开。诗人们借鉴歌谣的形式,创造贴近大众的诗歌。革命宣传干部重视收集民间歌谣,把革命思想写入歌谣,起到发动群众的效果。歌谣实践促进了新诗现实主义题材的发展。在学习歌谣、仿制歌谣的实践中,诗人通过否定诗人身份和以往艺术追求来完成自我定位的转变,并成为下一个十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