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tleman病变异型POEMS综合征1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目的提高临床医师对POEMS综合征的认识,提高不典型POEMS综合征的临床诊治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9月于我院内分泌科住院的1例Castleman病(Castleman disease,CD)变异型POEMS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资料,并进行文献复习。结果本例患者以内分泌异常(性腺功能减退)为首发表现,继而出现皮肤损害、神经源性损害、多发浆膜腔积液、多发淋巴结肿大等表现,临床上符合POEMS综合征诊断,但血液学检查无克隆性浆细胞证据。后经多学科会诊,完善淋巴结活检,病理检查提示为CD,且血浆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水平升高,最终诊断为CD变异型POEMS综合征。结论临床医师在诊治POEMS综合征时需具备多元思维,当临床上高度怀疑POEMS综合征但不完全符合强制诊断标准时,应积极寻找相关证据,尤其需重视病变部位活检和血浆VEGF水平在该病中的诊断价值,以减少漏诊、误诊。

POEMS综合征

兹报道１例尸检证实的ＰＯＥＭＳ（Ｃｒｏｗ－Ｆｕｋａｓｅ）综合征（多发性周围神经病，器官肿大，内分泌障碍，Ｍ－蛋白，皮肤改变），本例于１９８１～１９９１年间多次住院，由于临床表现复杂，未能肯定诊断，终由病理学确诊。为提高对本综合征的识别，现报告其临床特征及病理学所见。

Castleman病合并变异型POEMS综合征1例

Castleman病（castleman disease,CD）目前被认为是一种原因不明的淋巴结反应性增生[1]。1954年Castleman首次报导了2例该病病例[2]。该病的发生可能与病毒感染有关,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人类疱疹病毒8（HHV-8）等[3]。临床表现为无痛性淋巴结肿大,以纵隔最多见,其次为颈部、腹部、腋窝等。

POEMS综合征1例并文献复习

目的探讨POEMS综合征的临床表现以及诊治思路。方法报道1例POEMS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诊断及治疗方法,并结合文献进行复习。结果患者有双下肢麻木、M蛋白、硬化性骨病变、血清VEGF增高、脾大、多浆膜腔积液、性激素改变、皮肤色素沉着、指甲苍白等表现,符合POEMS综合征的诊断标准。患者使用硼替佐米联合地塞米松治疗方案取得良好效果。结论 POEMS综合征的误诊率和漏诊率高,目前尚无统一的治疗方案,早期诊断对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及生活质量很重要。

由苏轼论“茶”观其蜀学旨归

苏轼对“茶”的论述与阐释,在揭明人生境界的同时,也交代其蜀学旨归。从哲学诠释看,苏轼以“茶”论“性命自得”,有别朱熹以“茶”论“至严至和”。从历史境遇看,苏轼以“茶”论“识此闲趣”,坦然对待“乌台诗案”的诬陷。从文学创作看,苏轼以“茶”论“竭力许国”,借《叶嘉传》表达自己报国心愿。通过苏轼对“茶”的阐释,可见苏轼之学虽内含博杂,却不是朱熹批评的“杂学”,而是以儒学为其治学根底,体现其文道兼具、洒落旷达、报国治世的蜀学旨归。

“乌台诗案”发难者何正臣仕履考论

何正臣出生于庆历三年(1043),皇祐元年(1049)七岁时得宋仁宗御赐童子出身。治平四年(1067)高中进士,除江州湖口县主簿,此年年末曾赴临川面谒王安石为新丧岳父萧固求墓志铭。元丰元年(1078)六月以蔡确荐入御史台任权监察御史里行,后奉诏参与审理“太学狱”,此案虽确有违法事实,何正臣仍因办案苛酷备受诟病。元丰二年(1079)六月二十七日,何正臣首先发难弹劾苏轼《湖州谢上表》暗含讥讽,引发“乌台诗案”。元丰三年(1080)九月,何正臣升任侍御史知杂事,后奉诏赴泸州鞫治平夷失利的战将韩存宝。在以上诸事中,何正臣都秉公履行御史职责,不存在构陷无辜之恶行。其弹劾苏轼,也并非新党迫害旧党。元祐年间,何正臣因数次被旧党官员弹劾而仕途蹭蹬,后以提举洞霄宫退隐。哲宗亲政后起复,元符二年(1099)五十七岁时卒于宣州知州任上。总体来看,何正臣为官忠于职守,有爱民之心,并非趋利小人。

关于苏轼“乌台诗案”的几种刊本

苏轼“乌台诗案”,宋时即已流传,并有多种抄本、刊本。今所见几种刊本中,《函海》本《东坡乌台诗案》、《忏花庵丛书》本《乌台诗案》为原案实录,基本上保存了诗案原貌;《苕溪渔隐丛话》本按编撰诗话的要求作过删改;《学海类编》本《诗谳》则可断定是伪书。

论苏轼黄州前后词风的变化

历经乌台诗案的生死劫难,被贬黄州的苏轼惮于做诗为祸,转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他视为“小词无碍”的创作中,致使其创作发生了由诗而词的重大变化。但因为那场文字狱给苏轼太深的精神创伤,即使是“小词”的创作,也明显地表现出苏轼词学风格由前期的外张向内敛、昂扬向悲壮、积极向悲凉的重要转换。

苏东坡的心路历程——浅论苏轼在黄州时期的思想与散文创作

“乌台诗案”对苏轼影响很大。他在黄州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是 :如何化解这件事情给他带来的消极影响 ?作者是如何从苦闷中解脱出来 ,把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对宇宙万物的哲思妙想小心翼翼地吐露出来的 ,求得解脱的 ?本文就围绕这一中心话题展开论述。

百家注和施顾注中的《乌台诗案》

作为今存宋人注苏诗的两个重要注本,施元之、顾禧、施宿的《注东坡先生诗》(施顾注)和王十朋的《王状元分类集注东坡先生诗》(百家注)中都有对《乌台诗案》文字的摘引,但学界对此基本视而不见。事实上,二者不仅引录的篇目、数量各不相同,而且都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和不可忽视的价值。百家注对《乌台诗案》的摘引,最突出的注家是赵次公,其不仅引《乌台诗案》对诗歌进行注释、借《乌台诗案》进行校勘和系年,还可补出一首不见于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的涉案诗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施顾注中,施宿则利用《乌台诗案》补出一首苏轼诗集未收的作品,再度彰显了《乌台诗案》在文献上不容忽视的价值。

中国典籍英译的风格再现——“易安词”英译个案分析

中国典籍英译中的风格再现问题一直少有关注。本文拟以中国古词"婉约派"词宗李清照的"易安词"英译为研究个案,从措辞、修辞与音乐性三方面分析、说明其风格特点如何再现于译文的翻译方法与策略。从该个案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典籍的风格是可译的,并能成功地再现于译文中。这需要译者对原典籍文本风格的准确把握,并将之置于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方能实现。

中国典籍英译的风格再现——“易安词”英译个案分析

李清照的"易安词"是中国典籍的精华。"易安词"英译中的措辞、修辞与音乐性是可译的,并能成功再现于译文中。中国典籍英译风格再现需要译者对原典籍文本的准确把握与分析。

苏轼的文化人格分析

苏轼的人生充满坎坷,一生屡遭贬谪,尤其是“乌台诗案”促成了他思想的成熟,塑造了他的文化人格。他的文化人格精神融合了儒、道、释三家,最终达到了即此即彼的“自然”人生观,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涉及《梅花》诗案中的两句诗

南宋文学家刘子翚《汴京纪事》之七“空嗟覆鼎误前朝，骨朽人间骂未销。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对北宋误国六贼中的蔡京、王黼作了尖锐的讽刺，后在仕人中则有将“夜月池台王傅宅，在风杨柳太师桥”改为“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风杨柳相公桥”的拟似之作，并广为流传，本文对其改作作者作了探讨。

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的发轫——以《秋日读书寓园成〈杜诗辨注〉述怀一百韵敬呈同好诸公》为中心

南京图书馆所藏徐树丕稿本《杜诗执鞭录》中的《秋日读书寓园成〈杜诗辨注〉述怀一百韵敬呈同好诸公》,实为朱鹤龄《愚庵小集》中《秋日述怀二十四韵》未删之原稿。通过此诗提供的原始信息可知,朱鹤龄于甲申(1644)之秋已经完成一部名为《杜诗辨注》的注杜初稿。从《杜诗辨注》的草创,到《杜工部诗集辑注》最终成书,前后经历了二十七年的漫长历程。朱鹤龄将一百韵原诗进行大幅删削的原因,除了诗中涉及南明弘光朝等“违碍”内容之外,还由于他在“钱、朱注杜公案”中屡受诽谤和攻击,多年以来背负着巨大的舆论压力,故其晚年不愿再触碰注杜的话题,从中亦可管窥朱鹤龄数十年间注杜心态的极大变化。

李之仪诗歌考述

对李之仪的几首诗歌进行考述,探讨他的政治倾向、遗表案、赴定州任途中的创作状况以及与秦湛的次韵唱和诗等问题。在对这些诗歌进行考证和编年的同时,对学术界存在的一些争议进行辩证,并对他政治思想和人格的变化进行分析和评价。

漫说“乌台诗案”

930多年前北宋神宗皇帝时代的一场文字大案——"乌台诗案",对苏东坡来说既是天降横祸,使其由地方官轮为阶下囚,险些丧命,出狱后被贬到时为僻州的黄州;这段贬居生活又是他人生的财富,使其思想和创作在此升华。再谈"乌台诗案",一是分析其原由,二是探究制造冤狱者的真实意图及东坡所受到的人生影响。

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两个版本《国朝诗别裁集》比较中的清代诗史案研究

沈德潜在遴选清代前期诗歌时,十分强调“诗中有人,诗外有事”。得到其特别重视的“贰臣”诗人的入选作品尤其体现了这一原则。通过这些诗人及其作品,也可见清代诗歌创作与时势人心的密切关系,而诗史互证、以诗见史、因史明诗,则为清诗研究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政治漩涡中的士人心态——对苏轼“乌台诗案”诗文的政治文化解读

由于士人与政治间的密切关系,士人心态必然包括大量的政治内容。乌台诗案是北宋时期发生的一起文字狱,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它不仅在当时有重大影响,也为后人研究士人政治心态,特别是苏轼的政治心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切入点。苏轼是士人群体的一个典型代表,其心态颇具典型性。乌台诗案构成苏轼政治心态演变的转折点。透过苏轼在诗案前、中、后的大量诗文,可以对苏轼政治心态及其变化有较全面的了解。苏轼的政治心态及其演变表明,在道、王夹缝中求生存的士人,其政治心态中存在着难以排解的紧张与焦虑。这是传统社会下,士人无法摆脱的命运。

从法理看“彭水诗案”

按照西方比较通行一种的政治理论,即大家熟悉的社会契约论,国家的权力因公民委托而来,国家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权利。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源泉,也是国家权力配置和运作的目的和界限。本文以"彭水诗案"为样本,阐述了上述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