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敦厚 沉郁顿挫——简论雍国泰诗词的当代艺术真传

沉郁顿挫,温柔敦厚,应是雍国泰诗词得杜甫伟大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艺术真传。由学养深厚而后形成的文化底蕴,决定他所凝结的感情,充溢温柔敦厚的仁者之心。从而实现对时代与生活的文化关照和社会认知,对温厚旷达人生和崇高谨严人格的真实流露和自我表达。“一纸欣然展旧容,青年负气出隆中”以及“戎马关山谁做主,封侯正待霍嫖姚”,是对唐诗气象在当今时代的豪迈抒写和深刻揭示。表现了当代诗家的大雅风气,终至于升华为全民族的精神气质。诗人传承唐宋诗词之优良传统,乃至于蔚然成风,成全了当今诗词的家国情怀,浩然正气,感天动地。雍国泰先生的诗作,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今诗词的这一社会价值与时代风格,可亲可敬,值得很好展开研究。

论唐宋词释放型的情感表达

在唐宋词情感结构的横向维度中,主体的能动意识与情感本体的潜意识共同决定着情感动向。若词人对情感脉络的前行之势不加约束,而是任其肆意消泻,便是释放型的情感表达,多呈现出单向无止境的样态和延展性组合的特征。主要可从两条路径对这种表达方式加以解构。从内容上看,可将情感分为豪情与幽情,二者各具群体共通感与个体化思绪的蕴意指向。从形式上看,可将情感的释放形态分为倾泻式的明潮和渗透式的暗涌,二者的划分标准同意脉流速和心理欲力相关;明潮讲求意脉的直观彰露,暗涌意指创作主体往往选择在场或不在场媒介来对情感表达略作荫蔽。词作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令切分后的这四重界域交汇共融,大致呈现出四种组合方式。

从“精神分析学说”看“诗言志”与“诗缘情”之发生动机

中国诗学理论中的“诗言志”理论,打开了中国文学体系建构的话域;而“诗缘情”理论,则厘清了文学表意性研究的内在肌理.西方分析文论中的“精神分析师”弗洛伊德试图用“精神分析说”的理论解读文学密码.回顾中国诗学理论,基于对“诗言志”“诗缘情”理论的正确解读之上,“精神层次”学说可对以“诗言志”的“言”之动机加以诠释;“诗言志”可以被理解为意识活动的产物,“诗言志”的含义也可在意识性与非意识性上进行解读.在“缘情”之时,其实也无外乎是在“防御机制”的理论的映射下发挥作用.“诗缘情”的发生被看作是防御机制下的投射行为.“情”通常借“诗”为载体,“缘情”不过是追根溯源而已.

论“诗言志”走向“诗缘情”的历史必然性

“诗言志”向“诗缘情”的转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应结合具体的文学语境来考察。先秦时,受儒家推崇的《诗》成为权威的话语资源,居于主导地位的“志”深化了其内涵。两汉诗论中介入“情”的因素,出现里程碑式的诗学理论《诗大序》,使走向“诗缘情”成为可能。至魏晋时对诗歌本有了更清晰的把握,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的概念,最终完成向“诗缘情”的过渡,从中也可以找寻到诗论发生变异的内在必然性。

诗可以怨的历史传承与嬗变

以怨言诗是中国诗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理论命题。它源于孔子的“诗可以怨”,流衍出“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主张,在中国诗史上形成一条影响深远的理论意脉。本文拟对诗可以怨这个诗学命题的诗学源流和思维方式作出分析,并且立足于当代文论建设,对此命题进行学理反思和局限分析,在局限分析中把处于悬置状态的新的文学观念逼现出来。

言志"说的演进与变异——中国传统诗论中的"情志"论

"言志"说是我国先秦儒家诗论的核心范畴。自其诞生以来,学者过多地关注其理性内涵。而作为中国传统诗论的重要范畴之"情志"说,学术界对它关注不够。其实,从"言志"说的演进与变异的视角来分析其在我国传统诗论史上有一个变迁过程,人们是能够领略古代文论家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的。

意境创造的诗法功用

“意境”不仅属于纯粹的理论范畴,意境创造可有施诸诗法的切实途径,略在体制、篇法、句式三者之间。在此,语意的阙略以及诗语以意为主与出象为足,就是诗法之与意境创造最为相关的重要方面。意境创造的诗法考察乃是意境阐释的开创性探讨。

中国古代“簪饰”文化研究

中国古代常见的女性头饰簪、钗、胜、步摇、金钿、珠花、栉、勒子等八种首饰都是古代女子美化发髻的工具。这些首饰从不同的角度反应了不同时代的女子对于修饰、审美的情趣。而在这其中发簪的使用更具有代表性,更好的体现了女性首饰文化的发展。

从《咏怀诗》中的意象看阮籍的生死意识

阮籍《咏怀诗》中有一些独特的意象反复出现,如"白日西颓"、"秋"、"坟墓"以及神仙意象等。诗人通过这些意象,凸现出对生死问题的强烈关注——由对万物的生命活动以及神仙世界中体验到个体生命的最终悲剧性结局,进而怀疑一切生存行为的价值,绝望之后"虚妄"感油然而生。阮籍是在时间的维度上以死观生,承受着"虚空"的重压,可以说,阮籍的深刻、苦闷、焦虑都源于此。阮籍《咏怀诗》中对生死问题的体认超越了同时代的人,表现为一种悲天悯人的天地精神。这是一种关怀终极生命的人类精神,它可以穿越时间的隧道延展到当代,给予我们以对待生命的启示。

阮籍《咏怀诗》“佳人”试析

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中有两首写到了“佳人”,但历来论者对其意蕴众说纷纭,且少有人触及这两首诗所具有的内在关联性。阮籍《咏怀诗》十九中的“佳人”和《咏怀诗》八十中的“佳人”,在内在意蕴上是一致的,是阮籍根据魏晋人特有的审美标准构建出来的理想人物。她融和了庄、屈精神,体现了个人仪态形貌之美与内在才能、气质、人格之美的统一,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体现。不同的是,《咏怀诗》十九写的是这种理想的构建,《咏怀诗》八十写的是这种理想的破灭。

谈苏轼词的“多情”

词的特点是长于抒情。苏轼词之所以受到人们喜爱,在于他掌握了词的创作规律,在词中抒发了强烈的感情,从而引起读者共鸣。苏轼是一个多情的词人。他热情澎湃,激情四溢,豪情万丈。所以他的词具有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如火如荼的煽情性。苏轼词中表达了豪情、韧情、亲情、爱情、艳情、真情、怡情、民情、同情、傲情、乡情等。故称苏轼为词中"情圣"乃是当之无愧的。

诗兴的孤独和生命的悲感——试论杜甫悲剧化的心理体验在秦州诗中不同的形式表达

杜甫流寓秦州、辗转同谷时期是他诗歌创作的重要转折时期,他在四个多月的时间中创作了117首诗歌,诗歌在内容、体裁、文人精神和命运感叹等诸多方面体现了和此前诗歌完全不同的审美风范。其诗作沉郁孤寂,带有沉重的命运感,呈现出一种普遍的悲剧化心理体验。杜甫的诗歌状态也因此进入到了一个自由的天地里,写景、咏物、遣兴三种形式的诗歌表达,构成了杜甫秦州诗歌的框架,这三种诗歌形式所承载的精神指向是很明显的。写景诗中用自然山水意象将内心的悲感完全外化,使自然景致成为作家内心的投射;咏物诗中选取的独特的包含作家复杂情感经验的喻体形象更是生命悲感的隐喻;遣兴诗传达出作家对孤独痛苦的灵魂的不断探问,这种感兴体验在进入夔州后更加深化,杜甫秦州期间的遣兴诗的个体意义和延伸意义便在于此。

情感表达——声乐艺术创造的核心

声乐艺术的情感表达,是声乐艺术创造的核心。声乐的艺术魅力与美感效应,取决于声乐的情感表现。“诗情———曲情———声情”是声乐情感创造的承递关系。对于演唱者来说既要体验诗情,又要把握曲情;既要具有语感又要富有乐感。在以声传情的歌唱表现中,只有深入情感体验,即准确地把握基调;又细致地丰富基调,才能使形象丰满完整,主题深刻感人。

《小山词》中“梦”的意象解析

自古以来,梦和醉都是历代文人满腔悲痛最主要的消解方式,晏小山也不例外。在晏几道的《小山词》中,他创造了独立的意象群,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梦"意象了。晏几道梦意象的成功运用,为我们展示了他细腻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小山词中的"梦"为主体,可从小山梦词的多元表现、多重美感、多层原因三个方面探讨关于梦意象的相关内容。

莫友芝和陶诗浅论

莫友芝作为晚清宋诗派代表诗人,其诗歌取法不一,除中唐、宋诸大家外,还有陶渊明。莫友芝赏识陶渊明的性情、怀抱、才识,写作和陶诗是学陶表现之一。其和陶诗形式多样,充分体现了他学陶而不为陶所拘囿,更多的是注重自我情怀的抒发。

曹操文艺思想初探(上)

曹操主张“歌以言志”,但“志”中含“情”,是对《毛诗序》情志论的承袭。在如何言志抒情的问题上,则主张“正而不谲”,而与《毛诗序》的“主文而谲谏”有同有异。

论王维诗歌中的“花”意象

王维擅于写丰富的大自然,更喜欢将花意象引入自己的诗歌。花意象,不仅使王维的诗歌意境优美高雅,而且对诗人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有很大作用。由于诗画兼通,盛唐游宦之风盛行和精通禅理,王维很自然地以花入诗并借之表达自己的亲情、友情、爱情和参禅的哲理。

北宋贬谪诗文论略

北宋遭受迁徙、贬谪之苦的诗文家众多。北宋人在贬谪期间所创作的诗文,在文学风格和审美情趣上与前人(特别是唐代)的有所不同,大多表现出高旷平远、淡泊闲吟、乃至戏谑调侃的特征,实现了对传统贬谪诗文以悲为美、且多表现哀怨愁苦的超越。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

情志产生于人与自然分离的时刻 ,最初天真的歌、乐、舞表达素朴的情志。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情志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表达情志的诗乐的本质也自然随之发生变化。“诗言志”说是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 ,是上古社会诗乐礼三位一体的必然结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个体意识和审美意识的觉醒 ,产生了“诗缘情”说。在“言志”说的基础上 ,“缘情”说强调个体审美情志、以情含志。两说相互辉映 ,对中国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围城》:钱钟书“诗可以怨”的文学践行

文章通过分析特定时期钱钟书所遭遇的“围城”人生困境对其“怨诗”《围城》的创作的深层影响,探讨作者对作品的寄寓及作品所承载的精神与思想,并做出解释,以增进对作品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