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杜交谊及其意义

李白杜甫交谊是重要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意义绝不限于普通的人际关系,二人的友谊是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伟大的情谊,是儒家倡导的以义相交的典范。具体而言,李白对杜甫很关心,但与杜甫对李白的盛情相比,李白对杜甫的情谊不够“对等”:在李白交游圈中,杜甫只是他的普通朋友;在杜甫的交友圈中,李白是他一见倾心的人物。杜甫推崇李白的才华和气质,理解李白为诗为人,同情李白的遭遇,甚至为李白申冤,这充分证明李白飘逸人格与绝世才华的巨大魅力。杜甫对李白的推崇、关怀、同情、理解,也反映出杜甫独特的思想素质和精神需求,在杜甫成长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思想史和诗史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诗词中体现的伟大建党精神研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诗词,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精神追求,承载着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责任担当,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意志和精神,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原则和立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不朽诗篇。研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诗词,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也能更深刻地把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毛泽东诗词蕴含的中国精神及其价值探析

毛泽东诗词是20世纪中国诗词中不可多得的文化精品,蕴含着丰富的中国精神,具体可以表现为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等。从毛泽东诗词蕴含的中国精神中,可以吸取治国理政智慧、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和历史自觉。而采用全媒体传播毛泽东诗词,对于其价值意蕴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

论纳兰性德的乐府诗创作

清代文人纳兰性德以其在词方面的成就享誉文坛,但其诗歌的艺术造诣也极高。纳兰的乐府诗体现出绮丽、清婉和沉郁等多种风格,并于其中借古讽今,颇有风人之旨。纳兰乐府诗的主要成就在于其对乐府这种文体的精准理解和把握。

《史记》人格遗韵与魏晋南北朝游侠诗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展现的人格精神对后代诗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加速了游侠诗在魏晋南北朝的崛起与繁荣。复仇、报国、市井是魏晋南北朝游侠诗的三大主题:复仇游侠诗通过对少年复仇和女性复仇的描写,重现了《史记》中游侠形象的人格光辉;报国游侠诗通过民族战争的洗礼,促成游侠由报恩到报国的思想转变;市井游侠诗在斗鸡走狗的生活中赋予游侠潇洒不拘的个性特征。

论高丽诗人李齐贤纪行诗的“诗史”意识

高丽诗人李齐贤因忠宣王赏识进入元朝大都,先后游历中国的四川、浙江、西藏等地,创作大量纪行诗,为中韩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这些纪行诗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语境,受到中国“诗史”传统的深刻影响。其“诗史”意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创作中寄寓作者强烈的人事感怀,真实反映时代之变。在忠宣王西谪之际,李齐贤频繁往来中原与半岛之间,其纪行诗流露出忧时忧世的家国情怀,被誉为“杜少陵不得专美于前”;二是咏史怀古创作以《春秋》为法。在西行途中,李齐贤所作咏史诗对中国历史发表评论,流露出秉笔直书、不为贤者讳的史家精神。

江南文化的区域界定及诗性精神的维度

当前学界对江南文化在区域、界定上过分强调地理学的意义,忽视人的主体性中“内在尺度”的作用,造成江南元叙事中的人文精神的流失和区域范围的狭隘。江南文化体现了中国民族独特的诗性精神,其维度有二:一是自由审美的维度,既不同于北国政治伦理之美,也有别于江南其他区域文化的浪漫之美;二是宗教的维度,其生产于本土巫风和外来佛教的双重基因。

感恩乡土——论霁虹诗歌的乡土文化精神

霁虹是一位在金沙江畔长大的彝族青年诗人,面对全球化语境,仍坚守着乡土的那份本真,将饱蘸情感的笔触深入到魂牵梦萦的乡土家园,试图为诗歌寻找一片新的文化精神生存空间。因此,诗人在回归与守成的同时,带着深切的焦虑与期盼进行着变构、整合和提升,意欲在“文化裂谷”处完成彝、汉文化的接轨。这种对乡土文化精神的掘取无疑增加了诗歌的文化厚重感,但是,在语言传达上,也留下了进一步思考与探索的空间。

毛泽东诗词中的革命精神与现实价值

毛泽东诗词是我国诗词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其诗词中数量最多、意义最大、影响最深的是反映中国现代革命的作品。主要介绍毛泽东诗词中的积极乐观、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并通过对革命精神的学习找到现实价值,从而更好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贡献。

当下网络诗歌对诗歌精神的建构与解构

网络诗歌以虚拟空间里的精神自由为旨归,张扬着众生和谐的人伦理想;以多维创作中人性的共鸣为目的,真实地呈现出人际关系的复杂样态;以诗作内容上的时代现实为内蕴,具体历史地传承着当下的道德伦理状态。同时,消费至上的欲望化写作、网络技术掩藏下的"无主体"特征、虚拟空间个性极端叛逆的精神内质,集中体现了网络诗歌对诗歌精神的无情解构。

论张晓风散文的神性情怀

张晓风是汉语文学里很有个性风格的散文家 ,她延续了汉语文学的人文性与诗性写作之路。本文主要探讨了她的思想和散文创作与基督教的复杂联系 ,认为张晓风立足于个人的精神立场 ,既表现了鲜明的“中国人”的人文精神 ,又蕴涵有“基督徒”的悲悯情怀 ,在自然与历史、自我与神性之间消融了汉语文化和基督教的矛盾 。

现代诗学的两个前沿问题

中国现代诗学面临两大前沿问题实现“精神大解放”以后的诗歌精神重建和实现“诗体大解放”以后的诗体重建。当前诗歌精神重建的中心,是对于诗歌与社会、时代关系的科学性把握。提升自由诗、完善现代格律诗、增多诗体是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两个前沿问题关系到新诗的兴衰,甚至关系到新诗的生死存亡,现代诗学界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论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

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是两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诗性精神是指出乎原始冲动的、自发的抒发情感的精神,文学精神是指为了艺术的与审美的,自觉为文的精神。诗性精神(抒情精神)与文学精神(艺术精神),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关系并非以对立为特征,两者往往表现出程度不等的重合。在界说范畴、描述特征、辨析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以魏晋玄学思潮中士人心态异化的情形为实证,可以发现社会文化思潮加之于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的渗透与影响。

建安游侠诗与儒家精神

游侠诗于建安时期进入士人手中,从现存数量极为有限的作品来看,主要表现为诗人对游侠形象的写实和理想化改造的并存。建安诗人表面上描写游侠,歌唱游侠,其精神实质则是借这一特殊形象表达他们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慷慨入世之情。建安诗人虽然很多时候表现出或力行霸道、或崇尚玄虚、或放浪形骸的行为,但是思想主流却依然是儒家的东西。所以,从儒家思想出发解读建安游侠诗是合乎情理的。

芥川龙之介创作风格的转变及原因

芥川龙之介在日本文坛甚至是世界文坛都有重要影响。他在短暂的35年人生中,创作了140余篇脍炙人口的作品。前期创作在古典文学中寻找素材,追求完美的故事情节,过于强调小说的结构;后期创作受日本文学界私小说思潮及好友萩原朔太郎的创作风格的影响,加之认识到了前期作品中缺乏诗意精神的不足,转而从现实生活中寻找素材,创作出能够带给人们诗意感受,具有广义上的抒情诗般的小说,颠覆了前期的创作理念和方法,开创了日本小说的新领域。

穆旦诗对《野草》中怀疑精神的历史传承

鲁迅和穆旦都生活在重大的历史转型期,鲁迅的创作高峰期在"五四"前后,那个时代是怀疑一切的时代;穆旦则经历了抗日救亡时期和新中国建立以及文革时期,他所处的时代则是不容怀疑的时代,他们都发出了具有个人特色的怀疑之音,鲁迅的散文诗《野草》和穆旦诗都具有怀疑精神,因此,《野草》的怀疑精神的历史语境具有传承性就成为可能。

现代诗学的两个课题

在新世纪,中国现代诗学明显地面临两大理论课题:实现“精神大解放”以后的诗歌精神重建和实现“诗体大解放”以后的诗体重建。“诗歌精神重建”以对诗歌和社会、时代关系的科学性把握为中心;“诗体重建”以提升自由诗、成形现代格律诗为美学使命。在探索完成两大课题中,现代诗学应当继承中国诗学重人文精神的传统,又恰当地吸取西方近现代诗重科学分析的精神。

抗战诗歌再认识

近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拓展,学术界对于抗战文学乃至整个抗战文化研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有关抗战文学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取得新的进展,但学术界对所谓"抗战诗歌"的理解仍有待进一步拓展。抗战时期的诗歌既具有主题风格的某种一致性,同时在时间上又因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存在不容忽视的区别,在空间上形成了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分割的政治地理格局,需要运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并结合现代区域文学互动带来的变化认识抗战诗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形、神、韵——汉魏唐宋山水诗画艺术自然审美走向

自然美是人化自然的结果,山水诗画艺术是主体自然美感经验的物化形态。从六朝到宋代的山水诗画艺术,大致经历了从写形、传神、达意的转变过程。

晚唐边塞诗坛的盛唐余响——论马戴边塞诗

作为晚唐诗人,马戴的边塞诗难免末世的衰瑟和哀伤之气。但总体而言,其作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低吟着疲于戍边的伤心小调,另方面又常高扬边塞建功高歌,满怀激情地大笔勾勒唐军将士奋勇杀敌,刚健豪壮的战斗和生活场面,以平和的心态和羡慕的神情,由衷地赞美胡人的尚武精神,在晚唐边塞诗坛上,最后一次奏响了盛唐气象的洪钟余响,这既是唐代盛世情怀的回光返照,也是唐代边塞诗中英雄主义的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