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游记中的西剧见闻与晚清戏曲改良思潮

晚清时期,梁启超发起的文学界革命由诗界、文界起始,后又拓展到小说、戏曲界。曲界革命作为其中重要的一项,其影响来源一直模糊不清。对读《西学书目表》所列域外游记,其中有关西方戏剧的记载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梁启超戏曲改良思想的生成。梁启超选取其中符合读者期待视野的记载加以想象发挥,在遮蔽西方戏剧整体面貌的同时,建构起国人的西剧认知。随后欧榘甲等人的戏曲改良言论亦不同程度受到这批游记影响。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戏剧见闻,实则构成了一道未被发现的戏曲改良风景。

论明代曾棨的西域诗

明代永乐年间的进士开科状元曾棨并没有涉足西域,他的诗歌作品将西域当成了一个神奇的异域与想象空间,以其传统士大夫的中土视域审视和描绘远在天边的异域景象,并通过历史记忆和文学想象手段,为我们展示了明代前期台阁大臣视野中的西域图景和历史事件,不仅成为明人关于西域文学书写的一个案例,也丰富和加深了丝路西域文化传播的内涵。研究曾棨的“西域诗”,不仅可以感受到他笔下的别地风光和异域习俗,还可以领略曾棨的西域看法,甚或观照明前期西域在中原王朝政治视野中的影响与地位。

论咏物诗在齐梁间的演进

王夫之云:“咏物诗,齐梁始多有之。”本文在此基础上再作较为具体的判断,从作家作品之数量,诗歌题材之广度,艺术技巧及形式等三个方面对齐梁咏物诗的创作加以对此,认为咏物诗兴于齐,盛于梁,咏物诗全面兴盛的时间当在梁代。

唐太宗与齐梁诗风之关系

学界在评价唐初贞观诗坛创作成就时,往往对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融合南北文风的观点赞不绝口,但是我们在对南北朝文学创作成就进行分析后,发现北朝并没有产生能够与南方分庭抗礼的文学成就,魏徵之论乃出于崇重北朝文化之目的,与史实并不相符。在此历史条件下,唐太宗要想进行诗歌创作,客观上就只能多从齐梁诗歌或受齐梁诗风影响的齐周、陈隋诗歌中汲取艺术养料了。另一方面,唐太宗主观上也对齐梁以来的南方文化艺术颇为推崇,他不仅重用江左文人,而且能以较公正、平和的态度对待齐梁诗风,创作中更是多有学南之举。唐太宗对齐梁诗风的这种态度及其艺术实践,为唐初诗人如何合理地改造齐梁诗、形成唐诗新品格,进行了一次很有价值的艺术尝试,具有深远的诗史意义。

梁武帝代齐之前仕历考

梁武帝萧衍代齐之前的生平仕历 ,史书所载多不够详密。本文试对其自建元四年至中兴二年间共计二十年的仕历、行年作初步的考证 。

论梁启超晚年清代学术史研究之特色

梁启超晚年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代表作。二书相较 ,前者篇幅较少 ,言简意赅 ,是清代学术的鸟瞰图 ,侧重于“论”;后者篇幅较多 ,内容充实 ,是清代学术思想的展览馆 ,侧重于“史”。这两部书堪称是藏山传世的学术经典 。

东晋南朝女性襦裙探析

东晋至南朝宋早期,女性襦裙均为直袖,上襦长至腰腹,不束入下裙。最迟自南朝宋中期,广袖襦裙流行,上襦束入下裙,长至腰腹。南朝齐起,裙束上襦的穿法逐渐增多,一直流行到南朝末。梁普通、大通年间(520~529年)为南朝齐之后南朝女性襦裙腰线与领口变化的一个分界,梁普通之前,女性襦裙领口小,浅露脖颈腰线低;梁大通之后,齐胸的高腰线、欲露肩的大领口襦裙流行。南朝齐至南朝陈,上襦下垂不束入下裙的穿法依旧存在,但不属流行式样。

清末国民性批判思潮中的日本影响

"国民性批判"是"五四"前后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它发端于晚清,是当时改良派发起的启蒙新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民"一词的来历,梁启超、邹容等人的经历和日译本《支那人气质》的流行来看,中国国民性批判思潮的产生与日本的明六社、政教社思想的影响密切相关。但中日两国的国情不同,所面临的问题不同,因而各自的国民性批判的侧重点也有很大的不同。日本重在批判伪恶丑,而中国则重在批判"奴隶根性"。前者把保持民族独特性看作是一个文化问题,后者则把塑造独立品格看作是解除民族危亡的根本出路,即是个政治问题。这就决定了各自不同的基本内涵和历史走向。

殷璠声律说释疑——唐代文术论札记

殷璠声律说之所以有很多费解之处,是因为他的声律说的内容比较复杂。他确实反对齐梁声律,认为不必严格遵守近体诗律,但又注重声律,事实上接受了近体诗律。他的声律标准,一是雅调,讲声调之雅特别是格调之雅,声律依诗的雅调兴象而随任自然;二是兼容并包,既闲新声即熟悉近体诗律,复晓古体即通晓齐梁体之前的古代声律;三是词与调合,即声律要与高雅格调相合,要随诗的内容格调而变化,根据其他具体情况处理声律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高度评价不合声律的刘虚诗声律宛态,无出其右。

《广绝交论》新探

南朝刘孝标的《广绝交论》是一篇奇文,《南史》认为此文意在讽刺到溉、到洽兄弟,这是一种狭义的理解。从"兰台聚"诸子与任昉的交谊及任昉卒时他们的官职、地位、处境来看,能够并应该伸出援手的不仅是到氏兄弟,而且还包括任昉在世时与其相交颇深的一大批士人,梁武帝和沈约也在其中。因而,《广绝交论》针砭的主要对象,是齐梁时期的炎凉世风,而不仅仅是个别人士。《广绝交论》之所以入选《文选》,主要原因不是刘孝绰在其中的作用,而是其本身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

回归文学本体的现代诗学建构——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解读

写于1920年10月的《〈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是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热潮中走向其后期诗学探索的发端之作。他明确提出"趣味"是文学的本质,以此围绕文学的审美属性立论,对极端排斥文言的白话诗主张予以校正,同时他针对单纯强调学习西方的文学经验而排斥中国文学传统的论调,提出输入世界各国文学与继承和发扬本土经验并重的新文学建设思路。梁启超此时的诗学丰富了中国现代诗学的多元构成,与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学革命的主流话语形成了深具意义的对话关系。

戴良考论——元代遗民系列研究之一

前人往往推重戴良不事两朝的气节 ,其文名反为之所掩。作为元代著名遗民诗人、散文家 ,戴良的文学创作在元末文坛占有重要地位 ,并对明代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 ,诸家史籍对戴良一些重要行实的记载 ,时有失实或歧异之处 ,有必要加以考证辨析。在此基础上 ,对其文学创作和主张作综合考察 。

论赋得诗的渊源与流变

赋得诗兴起于梁陈时期,这些诗作多是分题作诗,敷衍成篇。梁代赋得诗巧构形似之言,体现了重赋写的特质。陈代赋得诗以赋咏古人诗句、咏史为主,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赋得体的诗题形式,这些诗作工于写景、情景交融,艺术技巧和审美特征进一步增强。在唐宋科举制度的影响下,以赋得为题的试贴诗大量出现,其格律对仗要求严苛,作者自由发挥的空间进一步受到限制。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赋得诗也随之销声匿迹。

试论清季民初梁启超的道德救国思想

清季民初 ,梁启超深入揭露和批判了社会上道德沦丧、吏无廉耻、士无名节、重私轻公、名实相悖等社会陋习。为阐释其道德救国思想 ,他围绕理论上界定道德概念、近代道德核心为爱国民族精神、近代道德内涵体现为近代私德公德统一、其形成源于理性把握中外道德实质、而主旨在于塑造近代人格等方面作了比较全面系统论证 ,主张通过立志与修身结合、教育与引导并举、改造与育人互动、道德与制度统一达到塑造新国民 。

《宋诗钞》与清初宋诗风的兴起

《宋诗钞》的编选、刊刻及流传是清初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宋诗钞》被广泛赠送京师著名诗人,为宋诗风由京师向全国的传播打下了基础。吴之振、吕留良的宗宋诗论,尤其是对江西诗派的推重,大大促进了宗宋诗风兴起的进程。

齐梁人对汉乐府古诗的再发现、拟仿及其诗史价值

作为汉乐府古诗的接受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齐梁人对汉乐府古诗的再发现和拟仿与其所处的诗史、批评史坐标以及对自身体制、风格的体认与反思互为表里,复杂交织,并提炼出了从风格性词汇、成句、套语到比兴手法、抒情艺术在内的一系列技巧和手法,从而达到了对汉乐府古诗体制、风格的某种高仿真式再现,同时也透出尚巧变之风。对于风诗传统的重视以及吴声西曲的风靡与熏染,使得齐梁人在彰显古诗风谣特质的同时也重新激活了以《江南》《有所思》为代表的汉乐府民歌抒情一体。同时,又与对吟咏情性的追求以及自身的题材、风格趣味相结合,造就了众多以相思别离为题旨的拟古、古意、送别之篇。这些类型化、风格化的"古诗"新范式,既是唐人学习齐梁诗的重要对象,也是上溯汉魏古诗艺术体制和抒情传统最重要的中介。

以宋本为核心的杜诗篇目总量探讨

本文以二王本(宋王洙、王琪《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以宋代传世杜集为主体,结合清代及当代学者整理的重要杜集,对杜诗存量进行统计分析,力图呈现杜诗总量的形成过程。杜诗传世主体为二王本之正文,后世陆续增补杜诗40余首。但在二王本正文中的杜诗,也有20余首未被之后的宋本杜集收录。杜诗总体变量基本在补遗作品的认定取舍间波动。分门本(宋佚名《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分类本(署名宋徐居仁、黄鹤《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和刘批本(宋刘辰翁批点、元高崇兰编辑《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形成了清本和当代杜集的基本格局。当下认可的杜诗应为1455首。

唐代七夕诗的发展与流变

七夕是我国特有的传统节日之一,汉末以来,吟咏七夕的诗歌作品很多,唐代有关七夕的诗歌作品更加丰富。文章详尽分析了唐代各个时期七夕诗的特征,认为正是唐人结合时代精神,不断变换视角,开拓意境,使七夕诗得以推陈出新,真正成为展现在世人面前的独特的文学景观。

齐梁宫体诗与《维摩诘经》

宫体诗产生于齐永明时期,永明体诗人更为讲究格律的艳诗就是宫体诗,以王融、谢朓等人的创作为代表。《维摩诘经》是齐梁时期传布最为广泛的佛经之一,对齐梁宫体诗的发展繁荣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齐、梁朝藏书文化评析

齐、梁朝藏书文化在王室政权及文化士人的倡导和实践下,与文史学互为动因,极大地推动了古代藏书事业的发展。在思想领域里,儒学、佛教、玄学三教援引并存,形成了多元的社会思潮格局,也为齐、梁朝藏书文化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