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重阳诗与唐代诗人的接受——以陶渊明重阳诗中的“菊”意象为中心

《九日闲居.并序》是陶渊明唯一的一首吟咏到菊花的重阳诗,此诗在唐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该文通过对《九日闲居》的分析,认为诗中"重阳"、"菊"等意象表达了陶渊明对寿考长年的渴求与企羡,而唐代诗人在接受陶渊明此诗的过程中,陶诗中那种企求长生的浓浓气息被逐渐消解掉了,代之而起的是另外的种种情感寄托和人生感受。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二:陶渊明诗中"菊"意象的开放性;佛教的兴盛与生命主题的消歇。陶诗"菊"意象的开放性使唐人对陶渊明重阳诗的接受背离本意成为可能,而佛教的勃兴与生命主题的消歇,使这种异变成为必然。

陶诗“平淡”说反思

陶渊明的田园诗向来被认为风格平淡,但其中存在田园与官场对立的普遍现象,使忿然不平与田园风光同容一个载体。田园中的贫穷饥冻,应当属于田园诗的重要内容,这类诗尤非"平淡"所能概括。由田园开凿出的议论,属于农夫的衣食问题,也存在内容和形式的错位。

“中国第一诗”——陶渊明《饮酒》(其五)价值新论

陶渊明《饮酒》(其五)的价值在于它堪称“中国第一诗”。中国艺术与中国哲学思想的最高旨趣在根本精神上是相通的,就是表现或追求“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而陶渊明的这首诗也正是完美地表现了这一根本精神。纵览中国诗歌史,无论是李白、杜甫及苏东坡等这些站在巅峰的诗人的诗集中,还是其他人的诗作中,都找不出这样一首完美体现中国文化“极高明而道中庸”精神的有着“纯诗”品质的杰作。

论李仁老汉诗与中国文人之关联

李仁老是朝鲜高丽朝中期的重要诗人,其汉诗数量高达1500余首,遗憾的是大部分都已失传,只留有《破闲集》、《补闲集》和《东文选》中的部分诗作。通过研究现存的110多首汉诗发现,李仁老不仅积极学习陶渊明、李白、苏轼等中国文学家,从题材、人物、辞藻等方面创造性地运用中国文学,表达了自身的志趣和思想感情,同时,也有身处武臣执政下文人"欲归不甘、欲仕不能"的矛盾心境,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文化主体性。

古典诗歌注释与农村生活经验——以陶渊明、黄庭坚诗为例

农村生活经验,往往能和陶渊明田园诗以及其他与田园相关的古典诗歌相印证。历代的注释,可能由于注家不太熟悉农村生活,偶有注释不够充分或者注释错误之处。本文讨论陶渊明诗、黄庭坚诗注释数例,意在说明农村生活经验与农业生产知识,对于鉴赏中国古典诗歌尤其田园诗应该是有益的。但这并不是说为了鉴赏古典诗歌,必须要有农村生活经验,因为那些经验已经记录在古今的农学文献里,成为容易获得的知识。中国古典诗歌往往具有写实的性格和深厚的生活气息,因此,鉴赏古典诗歌往往需要多方面的知识条件。农村生活经验及农业生产知识,只是鉴赏相关古典诗歌的必要知识条件之一。

论韩国“和陶诗”与“和陶辞”的“朝鲜风”

韩国古代文人从高丽朝开始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与"和陶辞",一代代韩国文人试图从陶渊明那里发掘人生所需的某些文化品质,或是精神力量,或是艺术风格。在"和陶诗"与"和陶辞"创作中的具体表现是对民族历史的真实反映与民族情感的自然流露,以及诗歌呈现方式上主题的直白表露与接受过程中诗性意象的取舍。这种表现本质上起到了树立其民族意识的功用,也是一个把影响逐渐转化为"朝鲜风"的消融过程。

论苏轼“和陶诗”之安贫固穷与饮酒主题

“和陶诗”是苏轼晚年在特殊生活境遇中的产物,是作者在残酷的政治环境中的一种自觉的创作方式,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轼晚年的心路历程。安贫固穷与借饮酒来达到适意自在的境界,是“和陶诗”的两大主题。苏轼的饮酒是饮出了深意的,既有追求适意忘我的一面,又有在醉态中激情创作的一面,还有诗人不能忘怀现世于酒中观照现世的一面。

陶渊明,诗意的栖居者——生态美学视角下的陶渊明及其田园诗探微

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为当代生态美学观的生成及其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陶渊明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的典范,其人、其诗处处彰显了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平衡关系,其存在实现了"诗意地栖居"。所以,在生态美学的视角下对陶渊明及其田园诗进行再读有着深远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传陶公之闲情 追唐人之风致——李觏七绝诗诗风探析

在《李觏集》中,存有李觏的各体诗作三百三十多首。其中有七绝诗九十余首,占其诗的总数四分之一强。李觏的七绝诗风格多样,立意出人,寄慨遥深,创辟奇特,质朴自然,深得陶渊明和唐人作诗之真髓。通过六首七绝诗的赏读,进一步探析李诗的这一风貌,给后人以启迪。

《瑞普·凡·温克尔》与《桃花源记并诗》理想追求之比较

从作品主题,表现方法和社会理想三个方向对《瑞普.凡.温克尔》与《桃花源记并诗》中的理想追求进行了比较分析。由于两位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文化传统和思想倾向的差异,在作品中其各自的表达方式和理想追求也不尽相同。

晋宋诗玄融摄之进程

玄学对诗歌的影响可上推至魏晋之际玄学初起之时。就其影响的深浅,可将此部分诗歌分为玄言诗与玄理诗两个发展阶段。玄言诗以其纯粹演理的功能而大昌于两晋玄坛。晋宋之际,玄理诗则是以其自传精神而展现出诗歌艺术所具有的韵味美感。由玄言诗而玄理诗,从而为诗歌融摄玄学寻找到了最为完美的契合方式。玄理诗的孕育,至陶、谢而臻于成熟,并以其诗玄融摄的手法影响到后来山水田园诗人。

可居可游:陶渊明田园思想审美意义新探

魏晋士人园林将可居的现实需求与可游的审美需要结合起来,以山水为核心突出了士人园林独特的文化意味。陶渊明的田园应置于此文化氛围中来考察,他在田园中的居处活动,与其仕隐抉择和人生思考是起伏相印的。与高门士族的山水庄园相比,陶渊明田园具有规模结构之“小”、景观布局之“简”、人与自然审美关系之“和”等特征。依托田园的生命实践,陶渊明表达了以道抗势的道统意识,树立耕隐结合的自由人格,以及称心适性的自然人生观,赋予田园深厚的思想审美意义。田园作为可居可游的文化意象,在陶诗中才开始成熟丰富起来,田园归去也成为后世士人永恒的文化情结。

陶渊明的“游心”和“游心诗”

陶渊明用"游心"的方式对现实世界、死亡世界、大同世界作出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考。记录他"游心"经历的"游心诗"具有鲜明的想象特质和理性思辨色彩,是诗人哲理世界的诗性呈现,也是诗人对社会人生的痛苦思索和试图超越的产物。

再论“以文为诗”始于陶渊明——兼答张明华、魏宏灿先生的质疑

陶渊明的“以文为诗”首先是一个写作方法问题,是诗歌艺术表现手法,跟“运动”不“运动”实在是没有什么关系!至于“以文为诗”应“载道”问题就更是如此。陶渊明要表达的是现实人生中的真情、真境,而“以文为诗”作为一种艺术手法,自然朴实,无需雕饰,正好应和了陶渊明的这种需求。所以“以文为诗”由陶渊明发端,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陶渊明《述酒》诗补证——兼论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政治态度及其隐居前后两期的不同意义

本文根据相关文献材料 ,对陶渊明《述酒》诗中的疑难诗句作出释证 ,并参证相关作品 。

周履靖与明代和陶诗文

明代和陶、效陶诗文至少有一百六十八家,留存至今超过二十首(篇)拟陶、和陶、效陶作品的作家至少有二十六家。这些和陶诗,如果按照抒情言志自我成分之多少来划分,大致可以分为多我派和少我派,前者以表达自我感慨和胸怀为主,艺术成就较高。周履靖有《五柳赓歌》四卷,遍和陶诗及部分辞赋散文。其和陶诗多亦步亦趋之作,但气韵、意脉和语言畅达如水,表现出高度的模拟技巧;也偶有自我性情为主的作品。与陶渊明诗文相比,二者气象有狭隘和恢弘之别,艺术有滑熟和新颖之异。周履靖和陶在明代中后期山人隐士中具有典型意义,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第一,与明代晚期士人感于政治的腐败,转而内敛自守、自娱自适的社会思潮密不可分;第二,出于山人安顿隐逸生活的需要;第三,与复古思潮的影响分不开。周履靖和陶诗的得失值得深思。

陶渊明“有志不获骋”句新解

陶渊明《杂诗》其二有句云:"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悽,终晓不能静。"其中"有志不获骋"句人多解为理想壮志不得实现、才华不能施展的苦闷,这种解释恐系误读。"志"的含义较广,并不专指政治抱负。无论从他的诗文作品看,还是从他的从政表现看,中年以后的陶渊明很难说有什么政治抱负。年富力强时期尚且如此,到五十岁老病交加之时,却因为抱负不得实现而通宵不眠,殊不合常情。本句中的"志"不应作政治抱负解,只是一种泛说,句谓心里的愿望无论大小大都已无力实现。"日月"两句写的是一种老年感受,谓时光飞逝,忽臻老境,精力不济,力不从心。作者所以焦虑万端,终晓不静者,盖因意识到来日无多,人生已入最后途程,而非政治抱负未得施展。

陶渊明诗歌中典型意义的文化解读

文学实践本身就是表意行为,但文学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土壤,必然会带上不同的文化色彩,形成具有文化特点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文学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解读陶渊明诗歌中的典型意义,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在他那里呈现出一种整合交融的态势。他的文化心理蕴含着深邃的文化哲学,这是他对传统文化独到的发挥。

论陶渊明诗文中的生命观

陶渊明的诗文自梁昭明太子萧统以来便备受推崇,或赞美他诗文中表现出的高尚节操,或激赏他诗文的独特风格。其实,从生命美学的视角看,陶渊明诗文中的生命观亦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即体验真实生命,守护精神家园;追求和谐生命,维护生态家园;尊重自然生命,坦然面对死亡。

陶渊明《答庞参军》二首系年辨正

陶渊明有作于春天的《答庞参军》五言诗一首和作于同年冬天的同题四言诗一首。对于二诗的系年,旧有二说。陶澍认为作于宋少帝景平元年(423)。逯钦立则主张作于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如果细加考察,会发现二说都与史实龃龉,陶说犹难通。如要时、地、人、事都吻合,这两首诗只可能作于元嘉二年(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