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席但在场:清代闺秀诗歌中的科举书写

研读清代闺秀的诗歌可以发现,女性在科举中呈现了缺席但在场的状态。首先,闺秀是科举文化再生产的直接参与者,她们内化了官方的科举文化观念,对男子应考多有督促;她们也是科举政治与社会再生产的间接受众,因性别身份限制深感才华之累与家计之难。其次,闺秀的文学创作表明她们承担了为应考男性亲属提供情绪抚慰的责任,社会文化规训与家庭性别分工影响了她们的言说策略。从试帖诗创作可见,闺秀将属于男性的功令文体为己所用,彰显自身性别意识。再次,在清代男性文人的凝视下,闺秀的文学创作被视为逃避科名压力、寄托个人理想的文化载体,但若借助女性的自主书写回眸凝视,则可见科举制度正是促进才女文化兴起的因素之一。最后,科举时代闺秀们面临的困境与展现的自主性,对于当下如何以教育进一步促进男女平等、推动妇女的全面发展仍有借鉴意义。

清代中后期科举试诗中的陆游诗句

清代中后期,在皇权的干预和考官的推动下,科考试诗常以陆游诗句命题。这对士子备考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直接使得清代中后期书院教习、个人习作和试帖选本均将陆游诗句作为重点关注的对象。在试律写作中,士子们立足于自身对陆游诗句的熟悉和理解,不仅依题重新演绎陆游诗句,还点化陆游诗句入诗,共同构成了对陆游诗句接受的复杂面相。

从章句秩序到王朝秩序——科举试诗篇制的演化及影响

初唐后期,以科举试诗制度化为标志,近体诗的格律化篇制跻身为一种得到王权确认、受到法律保护的篇制系统,使之不仅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章句秩序,还承载与彰显了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王朝秩序。自唐至清,基于政才选拔与王朝审美的需求,科举试诗以功令的形式对近体诗的篇制作出进一步的约句准篇:在言数上始终为五言,在句数上则出现由十二句到十六句的变动。稳定的五言是五律文体地位、美感特质及宗唐诗学影响的结果;句数变化则是唐人诗体观、以对仗为主的科举考查要点、考试程序变动及律诗运行原理等因素复合形塑的结果。王权不仅塑造了适合政才选拔的科举试诗篇制系统本身,也给中古以降汉语诗歌篇制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清代会试试帖诗题目出处及内容类型分析

清代计有67科会试曾以试帖诗作为考试内容之一,均由帝王钦命诗题。这些试帖诗题以经、史、子、集文献为出处,在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君王之事、选贤任人、道德修养、时事内容、时令时景几种类型,不仅反映了六代帝王各自的性格爱好,更能折射出当时的文学风尚、思想文化乃至社会风貌。从命题角度对这些试帖诗进行分析,对研究清代科举、文学、文化,均不无裨益。

北宋中晚期科举考试中的诗赋、经义之争

诗赋是唐代至宋初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内容。北宋中期以后,诗赋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其地位逐渐下降。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中,诗赋与经义的斗争和党派之争、道德之争夹杂在一起,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元祐年间诗赋、经义分科取士,奠定了南宋科举制度的基本格局。

科举文学与“科举学”

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具有文学考试性质。科场试文与当时的文学密切相关,各种文学流派的升沉消长及文风变易皆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科举学"的视角研究文学,可以大大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厚度,而科举文学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又从另一个方面推动"科举学"走向繁荣。

袁黄与科举考试用书的编纂——兼谈明代科举考试的两个问题

明代中后期,科举考试和商业出版都特别发达。适应市场的需求,书坊刊刻了大量科举考试用书,很多著名文人成为科举考试用书的作者,袁黄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他编纂了至少十余部科举考试用书,这些书深受市场欢迎,在士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拟就袁黄编纂的、且在当时已经出版过的科举考试用书进行考证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明代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和二三场在整个科举考试中的地位。

论唐代省试诗的传奇化

唐代省试诗内容与审美风格虽以雅正庄肃为主,但同时存在着新异骇怪的现象。不仅在广义的省试诗中有传奇化命题情形,而且在体现国家意志的科场试诗中也出现了传奇化元素。神仙故事、传奇异闻均成了省试诗写作对象。省试诗出现传奇化的原因,首先是出于对皇家歌功颂德的需要,其次体现出道家文化在国家意志中的位置,此外还明显受到唐传奇文化氛围的影响。虽然省试诗的传奇化并未成为传统,但这一新气象的出现是对传统命题范式的拓展与突破,表现出唐代省试诗创作的开放心态和革新精神。

乾隆帝、学政与试律诗

乾隆年间,科举大小试增试五言律诗,其本意在于化繁为简,实现清朝储才与抡才的统一。然而,试律诗自上而下进入科举乡会试、学政考试的进程以及在科举场次的调整,又偏离了乾隆帝的初衷。试律诗最终定为乡会试的头场文体,与八股文并重,对清后期的选才取向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清代科场加试试帖诗之始末及原因探析

清乾隆二十二年,在诗歌退出科场数百年后,乾隆下令在乡、会试中增考五言八韵律诗,此年因之成为科举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年份。以这一事件为切入点,研究清初诗赋在各类考试中的运用情况,联系乾隆及其祖父康熙的教育背景、个人素质,可能有助于认识这一看似偶然、但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

唐代省试诗中的“比兴”手法

受"赋题"写作模式的限制,唐代省试诗的比兴手法在写作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却具有鲜明的特点:比兴沦为在诗歌末尾表达仕途热望的固定套式,比兴的使用中伴随着叙述主体、叙述视角的转换;比兴模式具有不同于《诗经》的时代特色;比兴的难点在于恰当处理诗歌题目与比兴内容的关系。

清代试帖诗限韵及用韵分析

自乾隆二十二年,清代乡、会试均增加五言八韵唐律一首,通称"试帖诗"。这是一种有着严格程式要求的诗歌体裁,尤以事先限定韵部为突出特征。会试及顺天府乡试诗题均由皇帝钦命,同时指定一字作为韵部,其他各省乡试则由主考官命题限韵。从限韵角度对这些试帖诗进行统计分析,为研究清代科举、文学、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论赋得诗的渊源与流变

赋得诗兴起于梁陈时期,这些诗作多是分题作诗,敷衍成篇。梁代赋得诗巧构形似之言,体现了重赋写的特质。陈代赋得诗以赋咏古人诗句、咏史为主,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赋得体的诗题形式,这些诗作工于写景、情景交融,艺术技巧和审美特征进一步增强。在唐宋科举制度的影响下,以赋得为题的试贴诗大量出现,其格律对仗要求严苛,作者自由发挥的空间进一步受到限制。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赋得诗也随之销声匿迹。

论“诗赋取士”之前唐初科举与诗歌的关系

高宗永隆二年,杂文正式成为进士科的考试内容,进士科随后不久即进入"诗赋取士"的阶段。诗赋进入初唐科举,是一个逐渐渗入的过程。最初出于统治者个人对诗赋文辞的喜好,后来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的"尚文"风气,促使进士科加试杂文成为必然的改革。进士科沦为"辞科",与其科目性质有关。一大批文坛巨擘由进士科出身,科举进士科间接地促进了律诗的形成。"应制唱和"是唐代科举省试诗的本质特征,省试诗与唱和诗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

乾隆时期试律诗艺术风格探析

自乾隆二十二年开始会试中加入试律诗,二十四年乡试中又加入试律诗,此后试律诗推广到各类考试之中。其中尤以乡、会试为主,每科乡会试考官需要对士子的试律诗做出点评。通过现存的乾隆时期考官评语可见当时试律诗的艺术风格和师法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试律诗的艺术风格亦与当时诗坛的诗风相关,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宋代科举解试、省试诗文献考论

宋代省试、解试多数时间考有诗,但这类诗在现存文献中保存却很少,《万宝诗山》成书及真伪情况复杂,其它拟作专辑多未流传,科场所作只零星散见于各类文献中,文人场外拟作则相对较多。宋代省试、解试诗作出题多以古人诗句为题,尤其是以杜甫诗句为题较多,命题相对较为随意。宋代省试、发解试诗及拟作对研究宋代科举考试内容、宋代诗歌及文学风尚有重大意义。

湖州历代巍科人物谱略

湖州人杰地灵,历代巍科人物荟萃。经考,湖州历代文科状元16名,自明清以来登榜眼、探花、传胪、会元者18名(重复者不计)。对湖州历代巍科人物进行考略与评述,旨在从科举角度去探析湖州的人文鼎盛。

科举试赋:由才性之辨到朋党之争——以唐宋两代为中心的考察

科举试赋始于唐朝,起初以"赋兼才学"为核心,经学家、古文家、辞赋家讨论的是辞赋取士能否为国家择选真正的饱学之士。然而从唐代中后期至两宋,尤其是随着政治层面党争的加剧,文学意义上的辞赋取士与经义取士衍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使得试赋之争具有浓厚的意气之嫌与党争色彩,由此辞赋的创作就不单纯是辞赋"因体代变"的纯粹文学意义上的变革,而具有了时代思潮、政党之见、君子小人之辨的政治品格。唐宋两代的科举试赋只有从这个维度上去理解,才能阐发其中的历史流变和时代特征。

张九龄进士中举时间考辨

张九龄进士中举时间,新旧唐书张九龄本传无明确记载。历来主要有长安二年说、景龙元年说。今人又提出神功元年说,三说各有影响。本文追根寻源,梳理三说来源,进行考辨,指出景龙元年说和神功元年说致误之由,确定张九龄长安二年中进士举之说证据来源最为可靠,可为定论。

从唐代科举诗看及第士人心态

唐代出现大量与科举直接相关的诗歌即科举诗,它是反映唐代科举活动及其在此活动中心理的诗歌,其中及第抒怀诗主要抒发了士人及第时的心理感受。士人由于性格、文化背景、人生境遇等差异,在及第时表现出种种不同的心态:春风得意、志得意满之情;心存感激、感恩报德之意;清醒认识、平静对待之心;业成身退、归隐山林之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