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数字人文研究方法争议浅析——以宋词流派特征远距离阅读项目为例

文章以笔者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信息学院泰德·安德伍德教授的数字人文课程上开展的宋词流派特征远距离阅读项目为例,综合调研国内外文献,总结数字人文方法应用中的争议点,探讨算法机械性、研究方法与主题互动性弱、人文学科属性遭削减等现阶段数字人文方法弊端。

论士人的心理构成对南宋词风的影响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变化,士人的心理世界也随之生变。爱国主义精神、理性意识、闲逸心态共同建构了南宋士人的心理世界。词至南宋几乎为士人所独享,士人们的心灵世界无疑会直接影响到词风的形成。于是,在士人们旋律不一的复杂心态的影响下,豪放、风雅、疏狂成为南宋词坛的主要风格。从南渡词人张元干、朱敦儒、陈与义到中兴词人张孝祥、辛弃疾、陆游;江湖词人姜夔、吴文英;再到遗民词人周密、张炎,等等,这些南宋主要词人的作品无不或轻或重、或隐或显地呈现了这样的艺术风格。

学堂乐歌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清末民初时期,学堂乐歌作为一种歌诗体的音乐文学样式,在当时各种新式学堂中相当普及和流行。学堂乐歌的广泛传唱,极大地加速了中国近代新型音乐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学堂乐歌的大量传播直接参与了早期白话新诗语言的形式变革,为早期白话新诗的大众化奠定了一系列坚实基础。二者构成了一种实质意义上的同构关系,学堂乐歌在新诗发生期当属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主旨新解——以《周易·井卦》为坐标

诗歌中用以起兴之物或事不仅可引出他物或事,而且还有讽喻、象征的意义,对我们理解诗歌内容的构建、主旨的表达和情感的抒发起到恰如坐标一样的导向与辐射作用。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诗实际是用《周易.井卦》来起兴的。他将"讽喻王不明,贤人修己全洁而不见用,怀才不遇,而心中恻怆"这一主旨,通过该诗的"爱情悲剧",导向和辐射到当时的政治现实。他极有可能是通过该诗来讽喻皇帝,反映其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并对因革新而遭打击的官员表示深深的同情。

从诗歌存在形态看唐宋诗的审美异趣

诗分唐宋由来已久。本文从诗歌存在形态的角度,举其代表性的诗人诗作,对唐宋诗歌的四个不同方面的美学风格作一对比,从中彰显其差异之处,对认识后世各种诗歌流派的发展线索和具体形态或有所裨益。

子弟书与岔曲——北京地区的两种韵文

子弟书和岔曲是北京地区的两种韵文。它们诞生于清代中叶并流传至今。它们是珍贵的满汉民族文化遗产 ,兼有通俗文艺与高雅文艺的特性。它们是北京民间文学和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论《诗经》中所蕴涵的古典生态存在论审美意识

对于当代生态存在论审美观探讨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对于某些经典的审美解读,而《诗经》产生于3000多年前,是我国先民对于“天人之和”的审美诉求,其核心内涵是“与天地同和”之“志”。《诗经》的古典生态存在论思想体现在包含生态人文内涵的风体诗、反映初民本真爱情的“桑间濮上”诗、建立在古代生态平等之上的比兴手法与对于生于斯养于斯之家园怀念的“怀归”诗等方面,由此表现出我国古典生态存在论美学思想所特有的“诗体”、“诗意”与“诗法”,说明《诗经》在建设当代生态存在论审美观之中的重要作用与“实践美学”的理论局限。

论《宋诗精华录》所选东坡诗

苏轼诗歌,既是宋诗之典型,需以一种最大化的方式,来呈现宋诗的精彩;也需以一种最恰当的解释,来说明宋诗的典范。因而,唐宋诗比较的角度,无疑是一个最为适合表现苏诗之精义的解释框架。东坡其人其诗,完全可以成为唐宋比较的标本。文章以陈衍《宋诗精华录》所选东坡诗为典型,从雅兴高致的心灵境界、瘦硬通神的山水写意、世俗人生的静观细省、化解悲哀的慧命双修、理趣成为人生戏剧以及由虚入实的现实世界六个方面,作唐宋比较。既力探石遗的评赏与圈点的幽旨,亦融合学界与个人唐宋诗观,力图发展出一套系统深入的苏诗比较论述。

论晚唐体与西昆体的渊源与离合

晚唐体与西昆体同列宋初三体,传统上被视为截然对立的两种体式、两个流派。然而,在宋初诗学发展的历程中,西昆体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晚唐体诗学的创作经验和诗学理念,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关系。要考察宋型诗理念与范式的建构过程,就必须先捋清两者之间的渊源离合。

论宋代的歌行类乐府

歌行类乐府,是宋代乐府诗中变化与发展最快、参与创作的诗人最多、最具个性与风彩的一类乐府诗。北宋的歌行类乐府,以田锡、梅尧臣、欧阳修、张方平、孔仲武、苏轼六人之作最具代表性,而周紫芝、陆游、汪元量三人,则是南宋歌行类乐府史上的三大家。鲜明的时代特征,诗题新旧互关、形式多样,诗歌体式的律绝化,是宋代歌行类乐府所呈现出来的三个最为明显的特点。

宋初隐逸作家的人格变易与诗风追求

宋初隐逸作家的诗歌创作,不仅为当代诗坛增添了许多雅逸脱俗的清超气息,其影响所及,甚至关系到两宋诗学精神的重构与再造。宋初隐风袭自晚唐五代,但随着隐士群体政治文化地位的不断改善,不仅隐君数量有增无减,以单纯出世为指向的乱世情感也逐步消解,而以融通出处、淡化仕隐隔阂为特征的新的隐逸心态正日臻成熟。相对于唐末五代隐士与世暌隔、幽苦孤独的吟唱,宋初隐君的诗歌创作则明显流露出自信、自在、闲适、和愉的情调。隐、仕两类人群通过旷日持久的唱和酬答,有效实现了隐、仕人格的互补与契合;同时,隐逸作家静正和愉的创作心态,也影响和改变着当代诗坛鄙俗浅陋的衰弱景象。宋初隐逸者的作品大多充满生命自由的快感,更加贴近人情人性的内在本质,其艺术风格或清雅、或飘逸、或闲适、或狂放,呈现着多元个性的魅力。前人多将"九僧"、林逋、魏野、潘阆等人的诗歌作品归入"晚唐体",太过简单,且有悖创作实际。

论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

关于晚清"同光体"的前身,陈衍上溯为道咸年间的"宋诗派",钱基博等则强调桐城诗派的影响。事实上在道咸年间的诗坛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宗宋风气,这种宗宋诗风是由"宋诗派"、桐城诗派和经世派共同形成的。而陈衍对"宋诗派"的推崇,则与他所持"学人之诗"的论诗主张有关。

欧阳修转益多师及其诗风渊源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中转益多师、博采众长:不仅全面师法唐代诗歌技巧,合理借鉴时辈诗人优点,还大胆吸收散文、辞赋等文体质素,形成了气格高致而平易疏畅的诗歌风格。其不同文体师法各有侧重,使其诗歌在不同的文体间又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

鳌峰书院与近代前夜的闽省学风——嘉道间福建鳌峰书院学风转变及其影响初探

嘉道之际,兴盛一时的乾嘉汉学在总体上开始走下坡路,但在原有汉学不发达的地区却呈现局部上升的趋势。嘉道间福建鳌峰书院学风转变就反映了这点。当时福建境内社会危机加剧,促使福建学者关注现实,思想逐步由虚空转入务实。在传统士人眼里,社会风俗的变化与学术人心的改变紧密相关。于是反思学术人心成为扭转危机的重要途径。陈寿祺等人通过改革作为福建书院教育中心的鳌峰书院,促使福建的学风发生了变化,在福建兴起崇经致用的新学风。同时,陈寿祺所倡导的学风也体现了注重经世致用、汉宋学并重等嘉道以后的汉学新风气。

日本藏南宋遗民诗人严子安“和唐诗”辑考

据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万里集九《晓风集》抄卷,参照内阁文库本《三体幻云抄》,可辑得严子安"和《三体唐诗》绝句"一百六十一首,比照相关文献可考知严子安可能是南宋遗民诗人,其身份近似汪元量。他以和唐诗的方式表达了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这些诗在传世文献中多已散佚,长期不为人知。从新辑出的诗作看,流行于日本江户时代的各类"三体唐诗"抄卷的文献价值值得关注。自宋以来就有"和唐"之事,但和写整部唐诗选本是《三体唐诗》一书流传之后的事。这既证明《三体唐诗》一书影响甚大,也反映出"和唐""拟唐"在元已成一时风气。这是当时习诗者的一种学习方式,也是一种解诗方式与抒情方式。这一风气推动了以选本为中心的唐诗经典系列的形成,强化了人们关于唐诗的经典意识。

论宋玉赋的创作特点与其对汉散体赋的影响

宋玉赋的"问对"结构、"韵散相间"的语言、"铺陈""卒章见义"的表现手法、多元的题材,标志着散体赋表现方法的成熟与定型,它对汉散体赋以及赋体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宋玉是赋体文学特别是汉散体赋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以诗为词”亦“檃括”创作词调歌曲

宋人改编诗为歌辞,采用了“以诗度曲”、“檃括”等方式。“以诗为词”是“檃括”的方法之一,最直接的目的是使“诗”合于歌唱。陈师道评论苏轼“以诗为词”,即着眼于其“檃括”创作歌曲。李清照“句读不葺之诗”,当谓声诗。单纯从案头文学表现手法的角度阐释“以诗为词”有失全面。

唐后乐府诗的界定与分类

由于历史、文化、审美等多方面的原因,宋、辽、金、元、明、清六朝的"唐后乐府诗",与传统的"汉唐乐府诗"相比,具有明显的质的变化与不同。从立题名篇的角度来看,唐后乐府诗可分为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新题乐府系由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等所构成,应对各自的界定与类别特点进行甄别与考察。研究唐后乐府诗,不能以研究汉唐乐府诗的眼光进行审视。日本学人松浦久友提出的"非乐府歌行"说,与唐后乐府诗的实况严重不符,不能用以界定唐后的"乐府歌行"。

《诗经》诗体正变简论

《诗经》的诗体包括句型和体式两方面。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诗经》以四字齐言为正格,而以杂言为变格。周代尚和的浓重的礼乐文化是《诗经》正格发生的决定性因素,而《诗经》内在的抒情性、发展性、音乐性、地域性和原创性又同时决定杂言诗的并存。正格与变格之间的关系是发展演变的、协调配合的和厚此薄彼的。而正格和变格的互动潜在着审美的、革命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