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世纪以来“诗缘情而绮靡”说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陆机《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是与传统"诗言志"相对的诗学理论,它体现了古典诗歌的抒情特质。20世纪以来对"诗缘情而绮靡"的研究主要围绕"缘情"、"绮靡"的含义以及"诗缘情而绮靡"说在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诗论中的地位及影响等方面展开,对一些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于继承中有所创见。但对"诗缘情而绮靡"说尚缺乏系统全面的专题性研究,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与其在诗歌发展史程中的地位颇不相称。

李杜诗篇的人文意蕴与英译策略

李白、杜甫的诗是我国诗歌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其深厚的人文内涵与中华人文精神传统一脉相承。文章从句式章法、诗眼艺术、意象经营三个方面揭示其诗歌表现艺术,并提出在英语译介中传递其人文精神的相应策略,以期为中国古典诗歌对外译介中最大限度地诠释和传承文化精神探寻行之有效的途径。

张爱萍将军诗词创作的内容与特色

张爱萍将军1910年生于四川达县。15岁即投身革命。在戎马一生中,他创作了大量的旧体诗词,《神剑之歌》选收了他的诗词二百六十余首。他的诗词始终循着历史的踪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每一进程。其特点是语言自然平淡,通脱明净;风格刚健壮美或清新优美;形式不拘一格,常自创新调。将军巨大的人格力量和对诗艺的独到追求,决定了他诗品的崇高,并具有为他人所不能替代的风范和个性。

从《咏怀诗》中的意象看阮籍的生死意识

阮籍《咏怀诗》中有一些独特的意象反复出现,如"白日西颓"、"秋"、"坟墓"以及神仙意象等。诗人通过这些意象,凸现出对生死问题的强烈关注——由对万物的生命活动以及神仙世界中体验到个体生命的最终悲剧性结局,进而怀疑一切生存行为的价值,绝望之后"虚妄"感油然而生。阮籍是在时间的维度上以死观生,承受着"虚空"的重压,可以说,阮籍的深刻、苦闷、焦虑都源于此。阮籍《咏怀诗》中对生死问题的体认超越了同时代的人,表现为一种悲天悯人的天地精神。这是一种关怀终极生命的人类精神,它可以穿越时间的隧道延展到当代,给予我们以对待生命的启示。

从《诗言志辨》谈朱自清先生的治学方法

《诗言志辨》不仅体现了朱自清先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更以其科学的治学方法垂范后学。其治学方法主要体现在在治学选题上"从小处下手",文献上"爬梳剔抉",论证上"谨严地辨析"三个方面。

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言××""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

谈苏轼词的“多情”

词的特点是长于抒情。苏轼词之所以受到人们喜爱,在于他掌握了词的创作规律,在词中抒发了强烈的感情,从而引起读者共鸣。苏轼是一个多情的词人。他热情澎湃,激情四溢,豪情万丈。所以他的词具有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如火如荼的煽情性。苏轼词中表达了豪情、韧情、亲情、爱情、艳情、真情、怡情、民情、同情、傲情、乡情等。故称苏轼为词中"情圣"乃是当之无愧的。

陇南民歌与先秦风土歌谣——西汉水上游民俗文化对秦早期文化的接受与诠释之一

根植于西汉水上游的陇南民歌(山歌)内容庞杂,主题丰富,感情真挚,真切反映了礼县群众的日常生活、劳动场景和精神面貌。由于受西汉水上游特殊地域和秦文化的影响,这些民歌继承、诠释了秦早期文化,尤其是先秦风土歌谣的传统,大量运用了《诗经》"赋比兴"的艺术手法,是继承先秦文学"诗言志""缘情而发""兴观群怨"文化传统的典范。

曹操文艺思想初探(上)

曹操主张“歌以言志”,但“志”中含“情”,是对《毛诗序》情志论的承袭。在如何言志抒情的问题上,则主张“正而不谲”,而与《毛诗序》的“主文而谲谏”有同有异。

从赋诗言志到作诗言志——中国诗学产生历程考述

朱自清先生说"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理论的"开山纲领"。尔后,"诗言志"这一诗学命题成了中国古老诗学中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在历代学者研究基础上,拟从"赋诗言志"到"作诗言志"的历程看中国诗学的产生这一角度作出论述,试图进行比较系统和整体的把握。

谈柳永词的雅量高致

《乐章集》里有大量描写妓女的词,比较集中地表现了柳永的狂荡生活和浪子作风。因此,其词也被认为是意淫、语俗之作、无雅量高致。其实,柳词固多绮情艳思,但其羁旅词、宦游词、咏怀词亦不乏雅量高致。

“诗言志”的文化视阈

"诗言志"是中国诗经学的经典话语,是中国诗学的"开山的纲领"。结合"楚竹书"等出土文献,从文化学视阈,对"诗言志"的内涵及其形成的历史根源、逻辑起点进行分析,梳理和廓清对中国诗学和审美观念的表现主义抒情传统。

子大叔赋《褰裳》诗寓意评析

子大叔赋《褰裳》诗的寓意,历来学者由于对诗本义、春秋时期赋诗方式及赋诗背景的不同理解而存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子大叔赋诗寓意正是《毛诗序》之义,为思大国之正己;有的认为子大叔赋诗暗示威胁;还有学者认为子大叔赋诗是表达怨言。如果从赋诗当时晋、郑两国实力、赋诗人物之间的关系及赋诗的效果诸方面分析,《褰裳》诗的本义即"思大国正己"最为恰当。

“诗言志”考辨

"诗言志"是中国古典诗学关于诗歌本质问题的经典命题。从文学人类学这一角度进行考查,我们发现,原始巫术感情是"志"的最初含义。尔后,在人本思想开始构成对神本思想的解构思潮中,"志"的内涵也就趋向于世俗化的普通情志,最终与"诗缘性"这一后起命题相融合,形成了中国古典诗学对文学本质的最终体认。

唐代非实用性挽歌诗考察

唐代献赠挽歌主要是为悼亡而作,在丧礼上被吟唱,是丧礼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实用性是其主要特征,但是在唐代也存在一些非实用的挽歌诗。有些诗人借挽歌诗抒怀言志,有些诗人仿照古挽歌创作了拟古诗;还有少量挽歌作品被作为仕进之资和游戏笔墨,这些突破献赠程式的"破体"之作,其文学价值往往高于一般的献赠挽歌诗。

“狎”与袁宏道的人生趣向

袁宏道是公安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独抒性灵"主张风行一时,引领了晚明性灵文学的勃兴。从其相关诗作中"狎"字的使用,可以看出:不论是"狎"的生活态度,还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诗文主张,袁宏道的人生趣向始终是指向人生本身的,都是对于生命本身的关注。在他看来,获得人生应有之"趣",才是人生的意义所在。

试析唐游侠诗的抒情方式

唐朝是我国古代游侠诗歌发展的最高峰,不但在思想内容上超迈前人,表现出唐人特有的气质和情感,精神和理想,影响深远。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也是兼容并包,极于成熟。限于篇幅,文章仅就其抒情方式作了简要分析,认为直抒胸臆、心理刻画、借景抒情是其突出方式,体现了唐游侠诗歌内容的丰富性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诗歌的欲望表达与消费特征

从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女性诗歌写作,经过90年代以及新世纪以来的不断演变,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与形态。可以说,在中国现代诗歌的诸多发展浪潮中,新时期以来女性诗歌一直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女性诗歌的重要性及其特征,首先在于欲望化的抒写不仅仅是男权时代里的女性性别意识的凸起,而这样爆破性的"崛起"又与新时期市场经济与大众消费文化的不断兴起息息相关。

《诗大序》和《礼记·乐记》的诗乐理论

《诗大序》进一步阐明诗歌的本质特征,提出了抒情言志说;强调诗乐与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注重诗歌的教化作用;总结诗歌的体裁与表现方法,提出六义说。《礼记·乐记》集中论乐,涉及音乐的本原问题,提出物感心动的理论;阐述音乐的美感,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强调情感的真挚,发表"唯乐不可以为伪"的不刊之论。

“感物道情”与“诗言志”——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审美创作旨趣研究

朱熹的"感物道情"是对传统美学理论的两大源头———"交感"理论和"言志"理论的继承与整合,而这一整合已逻辑地走向了"兴",因此,朱熹的"感物道情"可以归结为一个"兴"字或一个"感"字。如果说"感物道情"与"交感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考察"感物"方面的话,那么"感物道情"与"诗言志"之关系则突出了朱熹对"情"之合理性的关切。"感物道情"与"诗言志"之关系反映了"感物道情"对"诗言志"理论的改造与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