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MO-OFDM系统的联合估计检测算法

针对最大似然检测算法复杂度高,最小二乘信道估计性能较差等缺陷,提出了一种SAGE-IGQS联合估计检测算法,该算法使用LS算法进行信道初始化,采用SAGE算法进行信道迭代估计,并结合改进的Grover量子搜索算法进行信号检测,从而提高了系统的有效性。理论研究和仿真结果表明:该算法在降低系统复杂度的情况下,误比特率性能优于传统的联合检测算法,与理想信道估计下的最大似然检测算法相接近。

说“诗圣”

诗人杜甫被尊为"诗圣",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宋人是视杜甫为诗圣的,但诗圣成为杜甫的专称则在明代中后期以后。而杜甫的被称为诗圣,包括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指诗艺的高超绝伦,一是指道德修养达到极高的境界,足以为人师表,为人们所景仰和崇拜。杜甫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仁民爱物的博大胸襟,舍己为人的奉献精神和精妙绝伦的诗歌艺术,仍是我们所应继承和发扬光大的。他"诗圣"的桂冠是当之无愧的。

论陶渊明的“诗圣”之名

中国古人曾以"诗圣"之名称许曹植、陶潜、李白、杜甫。而清末以来,"诗圣就是杜甫"的观点似乎成为不刊之论了。评判"诗圣",究竟是以诗歌艺术价值为标准,还是以诗歌的道德教化为标准,这是应该澄清和解决的学术问题。我们认为,评判"诗圣"的首要标准是诗歌的艺术价值,其次是诗歌弘扬圣贤先达思想,以及善化人心、教化社会的功效。在数千年的诗史上,"诗圣"不止一人,"中国诗圣"当为集合名词。从诗道、守训、弘儒、入圣四个层面论证陶潜的"诗圣"之名,并认为,陶渊明堪为中国首席诗圣。

圣门诗狂——论李调元诗歌的艺术形象、悲剧精神与思想启蒙意义

李调元的诗歌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圣门诗狂"。这一形象在思想上是本于儒而归于道,希为圣而流为狂;在艺术上可与杜甫同志,与渊明同趣,与太白同调,既表达着对儒家圣贤人格的追求,也表达着对人性解放和个性自由的追求。李调元在诗中还批判现实,否定"好官",与黄宗羲否定君权具有同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他的"蠢翁词"充溢着一种不肯低头,与世俗社会抗争到底的悲剧精神。这一切提升了李调元诗歌的艺术价值,在中国诗歌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未能割妻子 卜宅近前峰——论杜甫诗歌的道释意蕴

千家注杜,都只是围绕一个"儒"字,对杜诗中的道释意蕴几乎视而不见。尽管杜甫一生频繁出入道释,但儒学始终都占据着杜甫灵魂的主导地位。道释在杜甫的心灵坐标中总是若隐若现,无足轻重,且无论悟道与否,杜甫的修道学佛不但无损于其"诗圣"的伟大形象,反而更显示了"诗圣"的难得、可贵,所以我们无需回避杜甫身上的道释痕迹,一个儒道释的杜甫形象应该更全面丰富,也更真实可亲。

西安杜公祠兴衰考——兼论杜甫祭祀形象的演变

杜甫生前足迹所及之地,存有多处历代祭祀、纪念杜甫的文化场所,西安杜公祠就是其中之一。因其创建及修缮文献保存完整,而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以明清时期创建、重修西安杜公祠的历史为线索,穷究杜公祠碑刻、地方文献等相关记载,考证西安杜公祠的兴衰历程,探究杜甫"乡贤""诗圣"及"国士"三重文化形象在祠堂祭祀活动中的演变历程。

“纪念杜甫诞生130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六届年会”会议综述

为纪念诗圣杜甫诞生1 300周年,各地专家学者在古都西安隆重集会。会议议题涉及杜甫的生平和思想与创作、杜诗学、杜诗研究与当下诗词创作、域外杜诗研究、杜甫与长安、杜诗与长安文化等。会议的学术研讨集中体现了以下几大特色:时代气息,文化研究;最新成果,集中展示;命题集中,亮点突出;回归学术,精神传承。

难民与诗圣——余光中笔下的杜甫

基于一种情不自禁的文化孺慕和历史归属感,余光中以特定的视角,在《湘逝》、《不忍开灯的缘故》与《草堂祭杜甫》中,为杜甫塑造形象。余光中造像时,特重杜甫的内心世界;其《湘逝》一诗,更以第一人称的"独白"方式叙述,与咏写其他诗人用示现呼告——以"你"直呼——的"谈心"方式不同。这种更贴近余氏自我的手法,隐约有说杜甫就是谈自己的意涵,更显示杜甫对余光中的意义非凡。余光中用杜甫最脍炙人口的诗句,加以点染转化,为诗圣塑像,因为这些诗句就是杜甫的"符号",最切合杜甫本人。杜甫暮年栖栖遑遑往来于山城、泽国间,余光中从情、理两端,设身处地去揣摩杜甫的心境,刻画非常细腻。他凭一样"向北的心情"(就是北望中原的思归之情),以"安史之乱最憔悴的难民"与"历史成就最辉煌的诗圣"之强烈对比为主轴,咏写杜甫,与一般添彩附丽的颂歌不同。

诗圣的技艺：杜甫诗歌的创造性及其成就

杜甫被尊称为"诗圣",除了其诗中所体现的忠君爱国、心系天下苍生之外,在其晚年飘泊不定,仍不忘以诗作诤谏,所言必中,目光犀利。此乃其诗具有史的性质的原因所在。而其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以口头语入诗,擅用典故;二是各种体裁,均有创造性突破与开拓;三是在诗史书写方面,注重细节描写,而其仿史书写,则可补正史之阙。此中,其七律的创作,堪称匠心独运,独步千古,《秋兴八首》乃此中典范。此连章组诗,既是诗史,复为诗学技巧创造之巅峰。在结构上循环往复,互相呼应。在其中,杜甫将个体生命与大唐帝国的兴衰紧密结合,可歌可泣。杜甫在技巧艺术与内容的开拓与创造,为时人及后世所不可企及,此乃成就其"诗圣"的原因所在。

杜甫杜诗散论

在唐代众多诗人中,杜甫及杜诗独树一帜,受到历代士人推崇,虽然有论者对杜甫生前身后一段时间的影响提出质疑,但在诗界心目中,他不仅是当时的一流诗人,而且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空前影响的第一人。杜甫被后来诗界尊为"诗圣",大多数人认为是自宋代开始酝酿,到明代中期经过陈献章才被尊为"诗圣"。但从其诗圣地位的形成历程来看,中唐无疑是这一地位的重要奠基时期。杜甫的诗歌成就巨大,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开创性诗人代表,其诗歌所透露的思想、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持久支撑民族文化复兴的基础,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价值。

清初诗人题咏帝王书法的言说方式与“圣君”政治

诗人因观“帝王书法”而题写的论书诗文往往被研究者忽视。清初诗人朱彝尊、王士禛、査慎行等获观或受赐了较多明、清两朝帝王书迹,留下了许多诗文题咏,但常被当作一般迎合君主权威的“颂圣”文章而未被深究。事实上,这些诗文题咏艺术化言说方式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深沉的、已内化为我们民族心理特征的情感——对“圣君”的呼唤。诗人通过追比远古贤王的“尧文羲画”说、在下瞻仰的“云汉天章”说及与《兰亭》相比较的“超越书圣”说,传达了华夏民族知识分子心中“圣君”的应然形象,以及由明末到清初“圣君”传统的断与续带来的情感起伏。对诗人而言,帝王处理政事和艺文的关系是否得当、华夏民族数千年来的“圣君”传统是否能得以接续,才是评价帝王书法最重要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