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音古节,嗣响唐贤”:论朝鲜朝诗人李尚迪对唐诗的接受

李尚迪作为朝鲜朝晚期的杰出诗人,以其卓越的诗才与高尚的人格赢得了中朝文人的赞誉。他的汉诗作品往往遵循自然天成的创作观念,具有古典韵味与清丽格调,体现出诗人对唐诗风格的借鉴与模仿。此外,李尚迪的诗歌认识也与唐代诗学关联密切,可以说,唐代诗学对李尚迪的诗风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探究李尚迪对唐诗的接受,可以揭示朝鲜朝文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与继承,为认识古代中国与朝鲜的文学发展关系提供重要线索与独特视角。

以诗意为旨归——论作为诗人的汪曾祺

诗在汪曾祺的艺术生命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自述中,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是从诗歌起步的。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的新诗创作多种风格并存,除了自称“有点朦胧”、多受象征主义影响的现代主义风格外,还有平实通俗的现实主义风格,以及重抒情的浪漫主义风格。这些诗融入了汪曾祺个体化和私密化的生命体验,展现了被小说、散文盛名所遮蔽的诗情和才气,同时富有试验特征的“少作”也为他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此外,诗歌之于汪曾祺,不只是意味着文学生涯的起点,更重要的是感受和思考的起点,他不仅将诗意视作贯穿一生的追求,并且将诗歌的理念和技巧融入小说创作,使小说呈现出“向诗倾斜”的特征,积极推动了小说体式的多元化发展。

郁达夫在南洋:文化战士与浪漫诗人的双重特质

郁达夫以“颓废文人”的形象踏足“五四”文坛。1923年后,郁达夫文学思想中的“现实”因素逐渐增多。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郁达夫的文艺思想始终在浪漫与现实、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无产阶级文艺思想之间摇摆。抗日战争爆发后,郁达夫远赴新加坡,以“文化战士”的形象现身新马文坛。郁达夫在南洋时期的创作,政论及杂文共同建构了其文化战士形象,亦凸显了其作为浪漫诗人的气质;旧体诗及散文字里行间透露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使命感,但又隐含了浪漫派诗人的思绪。双重风格、双重意绪在不同的文本,甚至同一文本中拉扯、交替和碰撞,最终营构了具有双重精神特质的郁达夫。

延安时期何其芳的诗人心态与创作道路

1938年何其芳到达延安之后,一直思考着知识分子的转化问题,这一点反映在其心态和创作道路上,则体现为告别过去和真诚的忏悔。研究何其芳这一时期以《夜歌》为代表的创作,大致可以推究其诚实、矛盾、焦灼以及歌咏和叹息的心理意蕴。何其芳在《夜歌》中表现的诚实坦白和强烈的自卑心理、忏悔意识,使其成为战争时代作家群落中的一个悲剧典型。延安后期,何其芳从一个追求文学之美的诗人转变为一个政治的服从者。而在创作上,何其芳最终选择了具有"转变"性质的"暂时性停笔",其诗歌创作的"空白"更是引申出"何其芳现象"这一文学史命题,进而使何其芳成为一位跨越现当代文学史的作家典型。

近代满族闺秀诗群创作述要

近代满族闺秀诗人群体是一个活跃的创作群体,有十二人之多。她们从小深受家庭文化的熏陶,写诗作词,吟咏性情,创作出了具有较高水准的作品,成为近代满族诗坛的一翼。她们的创作题材不出风云月露、伤春悲秋,以抒写闺中情思表达闲愁之情为主,但由于命运不济,孤苦无依、生活困顿之状也多有表现。由于她们随宦父亲或丈夫到外地,还创作了不少山水诗,丰富了传统女性诗歌题材。值得注意的是,她们还以诗反映了上海的繁华和中日甲午战争,具有浓郁的近代色彩。她们的诗是纯乎性灵的产物,既清新明快又含蓄蕴藉,与汉族女性诗歌特色无异。

清代扬州女性文学社团“曲江亭诗社”考论

曲江亭诗社是乾嘉时期在扬州地区出现的女性文学社团,该诗社有《曲江亭唱和集》传世,且文学活动超越了家族文学群体的界限,具有一定的独立性。通过挖掘诗社的形成因素,考察内部成员的情况,分析诗歌创作特色及探索其文学渊源,可以看到清代扬州一带女性创作已经进入了社会性和公共性层面。曲江亭诗社是我们考察扬州地区女性文学整体风貌及价值的一个典型。

越华新锐诗人现代诗创作述略

越华新锐诗人曾广健、蔡忠、李伟贤在现代诗创作中奋发有为,分别出版了个人现代诗集。他们的现代诗创作具有一些鲜明的共同特征,扎实的华文文化功底等因素使他们在越华现代诗创作中脱颍而出。对他们的现代诗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对越南华文现代诗的创作概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中国古代性情文人的入仕情结——以陶渊明、李白、苏轼为例

陶渊明、李白、苏轼等都是具有政治情结的性情诗人。天生的"性情"本质决定了其政治仕途的必然失意。知其不可为仍为之,性情文人的政治关怀具有悲剧色彩。性情文人悲剧式的政治关怀反作用于其文学创作,无意中增添了其作品的厚重感,增强了其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对于一个真正的性情文人而言,生命的要旨应是保持其醇真质朴的性情本色,深刻地思考政治,穿越政治,有意或无意地实现自己的艺术人生。

论元代少数民族诗人词曲创作的审美特征

由于文学创作的特殊背景以及时代审美风尚的变迁,元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曲词诗歌创作呈现出了一种有异于中原汉族作家的独特审美风格,从而使文坛的传统审美情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诗性哲学与哲学的诗性

面对科学的咄咄逼迫 ,哲学已逐渐失去了家园 ,这证明哲学与科学联姻的失败。与其不断地向科学献媚 ,不如向诗性回归 ,这才是哲学的归乡之路。只有诗性哲学才能创造出生命的本真意义和体现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也只有诗性哲学家才能成为人类精神家园的创造者和守护者。哲学的诗性是指那种融理想性、创造性、超越性和终极关怀的指向性为一体的真善美相统一的属性。无论那一种哲学如果缺乏上述的诗性精神就不是好的哲学。当然哲学可以不是诗性哲学 ,但是哲学里不能没有诗性 。

袁沈同时轻薄甚,岂知万古有江河——论清代关中诗人屈复

清代中期诗坛创作虽然极其兴盛,但是由于清廷文网甚密,诗人大多不敢直面社会现实,诗歌创作多流于肤廓。关中诗人屈复高标独出,他不是遗民,却具有深切的遗民情怀,倡导诗歌要有"寄托"。屈复不但严肃批判了康雍乾时期流行的诗学流派"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等所流露的形式主义诗风,而且对清代中期堕落的士风和深刻的社会矛盾均有认真的思考和勇敢的揭露,在雍乾诗坛独树一帜,值得学界重视。

清初泰州遗民诗群的社会结构与创作特征

清初泰州遗民诗群是一个既具独特文化个性,又与扬州遗民诗群乃至淮海遗民诗群有着隶属关系的创作群体。这个诗群由泰州本籍遗民与流寓泰州的外籍遗民两部分构成,代表人物是吴嘉纪和冒襄。就社会活动的范围与生活方式而言,又可分为隐居家园和游食他乡两类。尽管是一个隐逸型的诗人群体,却呈现出极具个性的群体心态:高度关注现实,深切眷怀故国。由于相同的社会背景和生存环境,以及相似的人生境遇,使泰州遗民诗群在创作上体现出较为一致的特征:关注现实人生,嗟贫、叹苦,抒写人生苦况;家国兴亡之感,故国旧君之思;凄苦、严冷的诗风;诗学取向上以杜甫为宗。

唐末幕府诗人的仕进心态及其创作

入幕是唐末诗人的生存状态之一。罗隐等人由多年辗转科场,到四处干谒请托,再到投奔拥兵自重的藩镇的特殊经历表明,他们具有强烈的功名意识和仕进欲望。幕府生活影响着他们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以及创作心态,进而也影响到他们的创作。入幕前他们的诗歌多反映民瘼、抨击时弊,讥讽怨刺,尖峭犀利;入幕后他们的精力和才华主要被用于大量公文书启的写作,兴趣也转向内心世界和身边情事,相应地创作题材多集中于怀旧意绪的表达、细事琐物的描绘以及应酬赠答之类,诗风则趋向闲和平淡、委婉含蓄。

宋代宣城诗人群考论

宋代是宣城诗歌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出现了以"宣城四士"为核心的诗人群。该诗人群成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宣城本土诗人,一类是非宣城籍诗人。诗人群成员之间关系较为密切,在诗歌创作方面相互学习,彼此切磋。诗歌创作观念方面,受苏轼和江西诗派的影响,而又摒弃了江西诗派过分追求瘦硬奇拗的风气。他们的诗歌创作严守格律,讲究"镕化之功",追求平淡自然。

论新世纪中生代诗人的日常书写

相比于1980年代"第三代"诗人对日常生活的解构式书写,新世纪以来,中生代诗人在处理日常生活主题方面显得更为成熟和理性。他们将日常书写真正置放到了诗歌的现场,一方面注重在语言创造上作自我超越,另一方面又理性地将日常生活进行诗意的转化;既不随意地对日常题材作简单化处理,也不过分夸大日常书写的重要性,只是将其当作了诗歌书写的常态。中生代诗人这种提纯式的表达方式,源于他们在写作追求上的信念,同时也是对入心写作的有效实践。他们的日常书写对新世纪诗歌美学的重建和诗歌新格局的形成,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乐志林泉 跌荡文酒——惊隐诗社及其文学创作浅析

惊隐诗社是清初重要的遗民诗社 ,也是具有浓厚爱国精神的文学社团。该诗社的成员通过集体祭祀屈原、陶渊明、杜甫三位忠于故国、人格崇高的伟大诗人的特殊活动 ,表达他们不忘“旧国旧君”的情怀 ,并借“乐志林泉 ,跌荡文酒”的文学活动寄托爱国情思和民族情感。《天启崇祯两朝遗诗》、《明史记》、《广宋遗民录》三书的编纂 ,是惊隐诗社文学活动和思想活动的重要内容 ,是顾炎武所谓“以存人类于天下”的重要举措。惊隐诗社文学创作的艺术风格有着鲜明的遗民色彩 ,在清初的明遗民文学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惊隐诗社中小说家陈忱的《水浒后传》则堪称明遗民小说的杰作。

质朴、真挚、自然的女性书写——论唐代江苏籍女诗人的创作特点

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期,张夫人、晁采、刘采春、陈玉兰等江苏籍女诗人也积极参与诗歌创作,留下了艺术价值较高的作品。这些唐代江苏籍的女诗人在创作上有着鲜明的特点:将江南民歌和吴语词汇融入诗歌,表现出"亲水"特性;从日常的细节和意象出发写作,题材上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在情感表达上真挚、热烈、直白。她们的创作在中国女性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真正属于女性自己的质朴自然的书写。

河汾诸老探赜

河汾诸老是金末元初一批出生或落籍于黄河、汾河流域的诗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丰富了文坛巨星元好问“以唐人为指归”诗学思想的内涵,为肇启元明宗唐复古诗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严格说来,他们应被称为诗人群体而非诗派。其群体性活动和文学创作可先后以金室南渡和蒙古灭金为断,分为三期。其诗作以反映战乱带给人民的灾难和表现隐逸生活、山林情趣为主,兼有“陶之达”和“杜之忧”两种倾向。其诗学宗尚与金末元初学唐复古诗风相一致,但在学唐诗诸家方面特别强调转益多师,不拘一格。河汾诸老是金元易代之际文坛的重要现象,是一个有影响的金遗民诗人群体,对当时文学的继往开来和促使元诗繁荣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清代粤西女性词人及其创作

清中叶以后,粤西女性词人群崛起于桂北、桂东北、桂东南地区。其创作主体赋性凤慧,多出身名门,家族吟咏唱酬居多,在时间、地域分布上呈现出不均衡,却有着共通的悲剧命运。其创作大多自师其心,题材多感怀念亲,风格清丽纤婉。虽然词人不多词作有限,但弥补了粤西男性独擅词坛的结构性缺陷。

新罗宾贡生的汉诗与唐代格律诗

朝鲜从初唐时期开始就通过新罗宾贡生接受了中国格律诗的影响。其诗作集中表现了感时伤事、思乡、惜别、人生无常的情感;讲求押韵、平仄、对仗,同时用典灵活自然,注重运用隐喻手法;另外,其诗作深受晚唐唯美主义诗风的影响,但崔致远和朴仁范则体现出淡雅、通俗直白、叙事与议论相结合的现实主义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