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剧《诗宴·唐才子传》的主题意蕴与审美意象

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创作的《诗宴·唐才子传》是一部案头场上兼善的昆剧作品,在主题未更改的前提下艺术质量经打磨不断提升。《诗宴·唐才子传》在主题意蕴上,通过三个维度阐释了富有哲理性的“如何相逢”;在审美意象上,主要表现为凉秋冷冬,而在此意象之下,该作品揭示的是人生勇敢向前的正确取向和优秀诗作皆是诗人心血之凝结的道理。

“雅音古节,嗣响唐贤”:论朝鲜朝诗人李尚迪对唐诗的接受

李尚迪作为朝鲜朝晚期的杰出诗人,以其卓越的诗才与高尚的人格赢得了中朝文人的赞誉。他的汉诗作品往往遵循自然天成的创作观念,具有古典韵味与清丽格调,体现出诗人对唐诗风格的借鉴与模仿。此外,李尚迪的诗歌认识也与唐代诗学关联密切,可以说,唐代诗学对李尚迪的诗风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探究李尚迪对唐诗的接受,可以揭示朝鲜朝文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与继承,为认识古代中国与朝鲜的文学发展关系提供重要线索与独特视角。

学海堂与晚清岭南词坛考论

学海堂词人群体指的是学海堂师生或因地缘、血缘、学缘而参与学海堂词学活动的词人集团。由于其成员之间在地缘、血缘、学缘上的密切联系以及学海堂崇尚“实学”的词学价值观,注重朴学课业的词学养成和稼轩词风的受容与宗奉先贤的审美导向,使学海堂词人群体的词作和词学具有自身独有的特征。创作上继承岭南先贤崔与之、李昴英等词家创辟的“雄健”岭南词风,拓展词体纪史言志的功能,也因为受浙派和常派词风的影响,呈现“清雅”和“雄健”并存的特色;理论上“推尊词体、重视词律”,在词作和词学上具有浓郁的词史意识和学人本色。学海堂词人群体人数众多,在晚清传承流衍不断,成就卓著,在晚清词史上起到引领粤词及岭南词学的兴盛与转向的作用,其对晚清词坛及整个近代词坛的功绩不可磨灭。

晚明吴江叶氏家族闺秀词人的交游唱和与“群体书写”

晚明时期江南地区女性词人以群体化方式涌现,出现了以家族为载体的闺秀词人群体。叶氏家族闺秀词人群以沈宜修及其三女为核心,与叶氏家族、沈氏家族成员酬唱不断,其词作有近似的题材、高频率使用的典型意象,兼具“林下风”和“闺秀气”的艺术气质;叶氏家族闺秀词人在追忆与唱和中建构梦幻的艺术世界,典型地体现了晚明女性词人由“个体书写”到“群体书写”的转变。以交游唱和为视角,挖掘闺秀词人的心灵世界,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理解晚明女性词人群体书写的特点及其词史意义。

中国语境下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中“现代情绪”的书写

采用英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以及比较互参的方法,分析了现代派诗人对晚唐诗风的现代性重释、现代派诗人在非线性时间观中完成了自我主体的确证、现代派诗人对中国式“荒原”的书写等问题,着眼于当时的历史场域以及晚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社会层面,试图窥见一批知识分子在中国语境下传达出的不同于西方的、繁复的现代情思。

唐人送别诗译者群体行为批评分析

唐人送别诗久负盛誉,在英语世界得到了广泛传播。本文以李白送别诗《送友人》的三个译本为例,对洛威尔、小畑薰良和裘克安三位国内外译者形成的译者群体进行了译者行为批评分析。从翻译外而言,三位译者的身份分别为美国、日本和中国译者,其翻译诗学观和读者接受度存在差异。从翻译内而言,在叙述主体、意象叠加和时间变化三个方面,三位译者的译法也表现出差异性,而行为的差异性,皆源于译者身份、翻译态度和翻译目的等因素的差异,并最终表现为译文务实度的差异。文章最后对总的群体译者行为研究和传统译者行为研究思路进行了讨论。

现代文学史重构之“中间物”——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新诗“经典”塑造

新时期初期,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问世,相比于1950年代编撰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它试图重构中国新诗史,其特点是以现实主义为原则,置重文学社团、流派的诗史地位,建构出突出主流兼顾支流的述史框架,绘制群像式诗人图景,赋予郭沫若、艾青以新诗“经典”地位,重评冯至、戴望舒等的诗史贡献,将包括某些“逆流”诗人在内的大批缺席于此前文学史著作的诗人诗作叙写进新的诗史空间。该著策略性地处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诗学话语关系,一定程度地还原某些诗人诗作的真相,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在新时期文学史著作遴选、塑造“经典”过程中,发挥了历史“中间物”的作用。

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逻辑关系

清代唐宋诗之争是关乎诗歌本质、诗歌与作家、诗歌功用、诗歌流变、诗歌批评等一系列主要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些主要理论问题首先集中体现于杜诗、严羽《沧浪诗话》、宋诗和竟陵派。清代唐宋诗之争绝不是简单的师法策略问题,而是对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学问、赋比兴、穷而后工等传统诗学概念的价值定位,这些概念又可以以文学史观和诗人主体为出发点建构逻辑关系。诗学核心概念温柔敦厚所面临的困境及阐释途径,便极具代表性。

崔庆昌汉诗研究

崔庆昌与李达、白光勋合称“三唐诗人”,其诗学主张是全面宗唐。他的学习对象是唐诗整体,对整个唐王朝时期的唐诗都进行了学习模仿。他提倡率性直白的情感表达,重视诗歌的音乐性;其诗歌风格整体偏向于中晚唐的清苦,又带有边塞诗的刚劲;其诗境清澈澄明,诗意清新自然。崔庆昌虽没有诗学理论流传于世,但他的创作实践对朝鲜朝中期汉诗转向全面宗唐产生了重要影响。

梁溪词人群体与清初词坛

梁溪词人群体的形成受到地域文化、家族姻亲、交游唱和等多种因素影响。于创作上,既追求新变,又恪守传统。其词学思想主要包括“尊体论”“词律论”“性灵论”“创作论”四大方面,在与词坛桴鼓相应的同时也融入了新的思考。梁溪词人群体与阳羡词派、浙西词派交流碰撞、交错并存,并最终走向浙派,它们共同助推了清代词学中兴。

论唐代诗人并称现象

以姓氏连缀为主要形式的诗人并称是古代文学中一种常见的文学现象和作家称谓方法,尤其在诗歌艺术高度繁荣的唐代更是产生了大量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并称。这些诗人并称的产生时间和方式不一,主要依据声调进行姓氏排序,对文学创作、鉴赏、传播以及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探寻唐代诗歌丰厚内蕴的一条蹊径。

文学潜流与风气之先——宋代理学诗人范浚的宗唐心态

以往对宋代南渡时期诗坛的研究多集中于历经南渡的文人群体,众多生逢其时而诗名不彰的江南本土作家及其作品则成为文学史的潜流现象。作为身处其中的理学诗人,范浚关心国事却隐逸避世,不取元祐体与江西诗派而远绍唐代名家,诗学宗尚李杜却情近中晚唐诗人,雅好幽独之境却不内敛逼仄。此种诗学理念与创作个性之间的偏差错位,既与其取法乎上的创作理想有关,又是其历经两宋之变的人生经验暗合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诗人心态所致,还反映出南渡时期诗坛不乏反拨宋调而力挺唐音的独特倾向。其中不仅存在诸多值得解读的诗学意味,而且为进一步发掘文学潜流的价值意义提供了重要范本。

日本学者村上哲见的唐五代词研究

村上哲见的唐五代词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探讨了词体源流的相关论题;二是对中唐的词进行探讨,对本身是绝句而被看作歌辞的作品和由诗人创作非诗长短句的词进行了辨析;三是着眼于西蜀词和南唐词这两大五代词群体,对五代词的发展脉络进行了讨论。村上哲见的唐五代词研究,在词学通论性研究方面有诸多创见,体现出其“诗词贯通”的基本学术思想和以实证为基、重视对比研究的特征。但瑕瑜互见,村上的唐五代词研究过度强调词的发展演变与艺术特征,对具体词人、词作思想内容的考察较为缺乏,历来深受推崇的李煜词未有深入论及不免有所缺憾。

论唐宋庐山诗僧群体的发生、变迁

唐宋庐山诗僧群体的发生、变迁是与中外文化交流、朝代更替、社会转型发展等密切关联的复杂问题。从魏晋到唐代再到北宋,庐山诗僧群体经历从“佛理”到“苦吟”再到“世俗化”的过程,从一个虚幻的纯净世界走向纯粹的诗艺世界再走向日常的世俗世界。唐代庐山诗僧群体已慢慢从早期诗僧“谈佛”的禅诗中走出来,回到诗歌本身,甚至把探索诗艺看成终身功业。相对于唐代庐山诗僧群体,北宋庐山诗僧群体的诗歌艺术更为成熟,他们保留着唐代庐山诗僧群体“诗禅合一”的创作特色,由于北宋庐山诗僧们的交流更频繁,酬答、送别仍然是北宋庐山诗僧们的日常生活,且北宋庐山诗僧群体已慢慢从唐五代庐山诗僧群体“苦吟”中走出来,不仅回到诗歌本身上来,也慢慢回到俗世生活本身上来,朝着“世俗化”转向。

李煜词的内容与语言特色探析

在众多的南唐词人中,南唐后主李煜的成就最为显著。李煜词将其本人最为真实、真挚的感情融于词作内容中,并用真实质朴、自然平易的语言表达出来,从而创作出极具艺术特色和魅力的作品。文章以李煜词的艺术特色为研究目的,着重从内容特色、语言特色两个方面对李煜词进行具体解读,以期使读者能更加深入地了解李煜词的艺术特色。

盛唐河北诗人群与“燕赵文化精神”

盛唐时期以高适为代表的一大批河北地区的诗坛骄子,他们的优秀创作充分体现出“燕赵文化精神”,即慷慨赴国的献身精神、舍生取义的任侠豪气、顽强抗争的不屈意志。为唐诗的繁荣注入了刚健而饱满的思想内蕴,并震撼和感召了其他地域的诗人,产生了广泛的共鸣,成为“盛唐气象”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

杜甫的孤独感及其艺术提炼

杜甫具有深刻的孤独感,而且越到晚年,对于孤独心境的提炼也愈益自觉。“乾坤一腐儒”就是他对自己与整个世界的关系经过反复思考之后的最后概括。这种思考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艺术思维,并成为后期不少名篇创作灵感的来源。

论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

唐代边塞诗人在诗中多次提到汉代及汉代军事英雄,语言学意义上的解释不能说明其本质,这是唐代边塞诗人浓郁的汉代情结,是他们对泱泱大汉精神的深情呼唤。作为一种时代文化心理,它反映了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厚重的历史意识。

叶适与永嘉四灵之关系论

永嘉四灵的成功与叶适有相当关系 ,本文探讨了他们之间的交往 ,分析了叶适提携四灵的原因 。

“九华四俊”考

晚唐时期,在宣州和池州出现了众多文人,人们称呼其中的张乔、许棠、张蠙和周繇为"九华四俊",他们又与其他士人一起被称为"咸通十哲",在唐代皖籍作家中创作成就最为突出。但这个称呼并不见于唐人的记载,其得名的原因和时间经过初步分析可知,主要是因为他们同一年参加京兆府试并且同时获得举荐,又都来自宣、歙、池地区而闻名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