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论元代家庭诗学教育

家庭诗学教育往往基于儿童在诗歌方面的特殊资质,面对早慧与成长、举业和学诗之间的选择,元代家长亦有谨慎考量。“文采传家”“诗学传家”几乎是元代文化家族的基本内质,并衍化为一种浓郁的社会文化氛围。在以“家”为原点的诗学教育场域中,家塾是重要的场所。元代家塾诗学教育受时代环境影响颇多,也是由“家”向社会层面过渡的重要节点。经由对诗人家庭学诗经历的考察,可窥探诗人诗学观念形成之原委及古典诗学的传承机制,同时,也可为当代儿童的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些许启示。

元代江南教育与地域诗学的三种学理关联

教育与诗学的关系有三种:教育主体即从教者与诗人及诗坛的关系;教育内容与诗歌教习及诗学宗尚的关系;教育对象及效果与诗人群体(包括流派)、地域诗学传统、诗学传播的关系。宋元以来江南士人的阶层下移及元代社会从业环境的变化,促使诗坛名流多司教职,以学官、教师作为职业身份的诗坛主体,改变了以往诗坛的构成模式,成为元代江南诗坛的一大特征。在元代官学、书院、家塾刻书中,诗学教材的刊刻是重要一项,这些教材反映了元代江南地区的诗学宗尚。在教育推力下,因宗尚、师承等因素聚合而成的地域性诗人群体或流派,以及所形成的地域诗学传统,是推动元代诗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诗学教育在元代江南的兴盛,促进了诗学普及,对古典诗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元前诗歌叙事传统的演进及体制特征

在从先秦以至唐宋漫长的历时变迁中,中国古代各体文学的叙事与抒情性能递经共生、分化、消长、互渗的进程。尤其是二者在经历了体制分化之后,诗歌叙事就进入分途发展演进阶段。其具体演进历程大略分三段式,首先是抒情与叙事之各体消长,其次是诗歌叙事之多体式分布,终至诗歌叙事传统之凝定成形。诗歌叙事传统一旦形成,就表征出若干体制特征:其一,常规叙事诗有较强叙事特性,而非叙事诗也蕴涵叙事成分,不论叙事诗还是抒情诗,其叙事性能均渐趋增强;其二,诗歌叙事主要体现在正文中,而其叙事性也表征于附件上,且因附件与正文相配合,而使诗歌叙事更显完善;其三,诗歌叙事既向体式内部充实,同时也向诗歌体式之外拓展,呈现为诗作跨文本组合,或为诗歌叙事之跨文类。此外,为应对诗歌叙事的创作实绩,还催生一系列诗歌叙事理论。

宋元之际诗学阐释中的“经典诗史”构建与“典范”选择

宋元之际诗论家在诗学阐释中基于统绪论而重构诗史,也即在古代诗歌发展的自然史基础上,按一定标准拣择某些时段的诗作,加以勾连,从而建构起一个“经典诗歌史”。大体而言,是从《诗》到《骚》,到汉魏古诗,再到盛唐诗的这样一个经典诗歌史,其实质就是对后世诗歌有无承传《诗三百》创作精神的价值判断。与“经典诗歌史”相匹配的“诗歌典范”选择则落实到“经典诗歌史”中的杰出诗人身上,于《诗》称里闾之人,于汉魏称苏、李,于盛唐称李、杜等。要之,总出于指导创作,振起其时诗道之需。

金华文派诗歌创作及诗学思想研究

金华文派作家群是元明之际诗坛上一支重要力量,其诗学思想在崇尚平易正大诗风、注重自得之趣的同时,强调诗歌关照历史现实、体悟山水自然之美。他们追求“合乎法度”与“本乎性情”的辩证,重视自我感情的抒发,主张人品与诗品相结合,由师古而师心,自成一派。金华文派的诗论不像宋代由于理学的兴盛将诗学导入艰涩,反倒是他们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成果引导诗学走向深入,为明代诗学批评的发展注入多元活力。

程文在元代多族士人圈中的交游考略

程文是元代著名的理学家、诗人,在元末江南文坛相当活跃,积极参与多族士人圈的文化互动。与其交好的文人中,既有贡师泰、虞集、揭傒斯等江南汉民族文人,又有朵列图、余阙、月鲁不花等蒙古、色目文化菁英。程文的多族文化交游是以汉语为媒介、以传统的汉诗文创作为中心的儒家文化交流活动,他的交游活动见证了元代多族士人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反映了蒙古、色目文人融入中原儒家文化的史实及其在中华多民族文化史上的贡献。

江湖与江西之间:戴表元的诗学归属与救治策略

作为宋元之际的重要诗论家,戴表元的诗学主张对于诗学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宋元诗学转型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对江湖与江西两种诗风的调和与救治,戴表元尤其致力于此。过往学界多将戴表元目为江西后学,然而经过考察,综合考量诗风、地域与师承关系,应当指出戴表元诗学脱胎于江湖诗派。戴表元对江西、江湖两派的弊端均有深切体认,故而提出了相应的救治策略,推动了宋元诗学转型。

元代的乐府诗选与乐府诗学

吴莱《乐府类编》、左克明《古乐府》、胡翰《古乐府诗类编》、周巽亨《历代乐府诗辞》四部元代的乐府诗选本体现出政治教化和诗乐复古的官方礼乐观,代表了元代乐府诗学的主流;它改变了以往乐府诗学发展的学术轨道,强烈地体现出官方礼乐文化对乐府文学和文化的影响,把后世乐府诗创作引上了复古的道路。

元代前期科举废止与诗学观念的演变

元代前期科举制度的废止对文学观念的演变产生了一定影响。科举被废后,诗坛发起了带有竞技意味的诗社活动,也出现了以娱情悦性为宗旨的闲散诗会。与“为文造情”的科举程文不同,元代前期文人在诗文创作中往往流露出真实情感,并在诗学理论中有“尚情”的倾向。针对科举所引发的较为功利的创作态度,元代前期诗论家尊崇自然风格,标举“尚天”理念。科举废止后,元人大量北游,在诗学理论中也推崇“尚游”思想,这与江西诗派后学所崇尚的“闭门觅句”是一种不同的创作观念。此期对唐宋诗体的辨析趋于深化,并潜在地影响了崇唐的文体观念。这些与宋代以来的诗学思想有明显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标示着宋元诗学观念的转型。

应试背景下的元代诗歌教习及其诗学意义

元代科举有明显迥异于其他时代的特征,元代诗歌教习亦呈现独特的样式。元代举业虽压缩了诗歌教习空间,但经义、古赋等考试内容仍然间接引导初学者习诗。诗法作品、诗学类书等进入元代教育系统,丰富了诗歌初学者学诗的内容,相应地也丰盈了其诗学意义。其一,蒙求诗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诗学发展的“驱动力”,助推了中国古典诗学在雅俗互动中扩散、普及与扎根;其二,蒙求诗学成为判断古典诗学雅俗高下的“基准线”,是诗人作诗的参照标准。

徐达左《金兰集》初探

《金兰集》是元末明初耕渔轩文人唱和活动总集,由徐达左辑录,收录徐达左友朋唱和之作。耕渔轩唱和活动,着意于朋友之间的意气相投,具有行吟泽畔、弋钩草野的隐士风流。耕渔轩活动体现了元末士人崇尚自我、表达自我的风尚。

一统皇元气象殊——评任红敏《元代文坛格局与走向研究》

任红敏在天津古籍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的《元代文坛格局与走向研究》,是当前元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突破。该书从文坛格局和文体格局两个视角研究元代文学,全面审视了元代文学史、文化史的相关问题,是从史学观念到学理模式的重要创新。该书力图在“多元文化—文人活动—文学格局”的三维体系中,建立文学研究坚实的历史学、地理学和文化学支撑,增强文学研究的整体性、理论性和丰富性,是一部研究元代文学的宏观论著。

释来复《澹游集》展示的元末士人闲乐真趣

诗僧释来复于元末时所编的《澹游集》,是一部独特的总集,收录的是编者住持四明定水寺时交游唱和之作。其独特性有以下数端:其一,它是诗僧所编,所收作品的作者则世俗僧道、华夷南北、高官隐士,无所不有,身份地位各别,而交游总归之为“澹”——绝去世俗势利,纯为自然清赏。其二,成书之时地与呈现的心态特别。元末东南,四围烽火,四明是一方清净之地。一些远离尘俗者来此躲避战火。四壁烽火中的暂时安定,使他们悟出了生命的价值,珍惜生命,成了包括僧人在内的共同心理追求。其三,对于如何体现生命的价值有独特体认——追求闲乐真趣。寻求心灵的安逸,在忘世与忘我的境界中,体悟人生真谛。诗僧释来复编成的这部作品,展示了独特的人生追求与趣味,值得深入研究。

元人“唐诗分期”谫论

元诗多宗唐,推崇“盛唐”诗风。元人在前人基础上完成唐诗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诗学体系建构。元人唐诗分期标准的迥异,体现了元人在宗唐背景下多元的诗学观,而不同的诗学观的现实意义是元人指摘当时诗弊继而促进元诗的发展。

元代蒙古族文人诗学性情论

“性情”范畴多用以指代主体论,其衍生出的“吟咏性情”命题又与诗歌本体论、功能论有密切关联。及至元代诗学性情论指涉颇广,涉及自然、雅正、抒发个人性情和有益社会政教等多个方面。元代蒙古族文人从“吟咏性情”出发,对性情论作出了多角度的阐扬。僧家奴、燮理溥化、脱脱等人偏于吟咏社会情志,发挥世教作用;以萨都剌为代表的另一支偏于吟咏个人情志,但对社会问题也不乏关注。诸人对同一范畴作出不同方向的诠解是其来有自的,充分反映着元代华夷一体的文坛特征。探抉其诗学性情论有助于进一步全面把握元代诗学思想及时代特点。

杨齐贤、萧士赟、徐祯卿三家李白诗注与宋元明诗学

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之前的全本李诗注,现仅存宋杨齐贤、元萧士赞《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一种。后明人重刻此书,附入明徐祯卿注。一方面,杨、萧注皆有博而不约、祖述宋人记录、以史证诗的特点,但徐注的尚简主情与两家也不无渊源。另一方面,萧注在诗语出处、诗章结构、诗人寓意处下功夫,徐注以诗旨概说、句意笺注为特色。三家注释话语的离合轨迹,既关乎注家情感动机,也是取舍《文选》李善注与五臣注不同理路的结果,更受到宋元明文本诠释分工、李杜接受纷争与诗学向心力的影响。

元僧诗与僧诗文献研究

元代文学与元诗的特点之一是释、道、伊斯兰教、基督教四种宗教教士齐聚文坛。僧诗是元诗重要组成部分,但以往研究积累极少,文献散失亦多。本文对元僧诗基本情况作了概括,并就诗僧别集的散失、辑佚、考释等,作了专题研究。忽略元僧诗,导致元僧诗文献散失;文献散失,直接后果则是对元僧诗的忽略。两者互为因果。元僧诗文献研究可以证实:元代僧诗相当活跃;宋元之际士人出家与科举不再实行有一定关系,主要是出于生活方式的选择;迄于元,诗僧是受到南宋江湖诗派影响明显的群体。

元人诗风追求“清和”论

元代诗论家的诗风追求是"清和"。长期以来,学者们将元诗的特点也是元代诗学追求的风格概括为"雅正"。雅正确实是中国诗学的一个风格概念,但更多的时候,或者说它更重要的意义,是儒家诗论所悬置的诗学规范和标准,因而不能用来概括一个时代的诗歌特点。从元代诗论家的论述和诗歌创作中去追寻,去概括,元人主导性的诗风追求是清和(清、和)、恬淡、平易。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清和"。要认识元代诗论家心目中的"清和",需要对这些相关概念的元人论述作大量系统的梳理,以期比较清晰地认识元人的这一风格主张和诗风追求。元人追求"清和",也是要在唐、宋诗繁荣之后,在诗风上于唐宋诗之外别树一帜。

元好问、严羽宋诗持论考察

金与南宋对峙,其文艺思想、诗学批评差异很大。作为当时南北诗学的代表人物,元好问和严羽对宋诗持论同中有异。其相同处表现在两人都对宋诗持批评态度,不同之处在于元好问论诗无门户之见,对宋诗的评价侧重于思想内容且较为客观中肯。严羽则门户之见森严,对宋诗批评过甚。探究两人宋诗持论差异之成因,可见其主要受文化思潮、国情时势以及自身素养等多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