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丈量--景观诗词文本挖掘与空间制图研究进展

诗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一环,研究诗词在风景园林中的应用有利于指引规划设计师对诗词文化景观的空间营建,引导人们在诗词文化景观中的意境感知。从发文趋势、研究区域、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技术汇总5个方面对诗词文学文本挖掘与空间制图研究进行系统文献综述,并总结出当前诗词文学定量研究的技术指标。同时,对诗词文学文本挖掘与空间制图丈量技术在风景园林中的应用进行了展望,探讨了诗词文学中的时空耦合对景观发展的作用机制、空间营建及引导意境感知体验的应用途径,以期丰富诗意的丈量手段与诗意景观的复兴。

《学衡》与《新青年》诗学观念的参差对话

《学衡》内在诗学观念的贯通,具有隐伏的本体论与方法论层面的潜在脉络。由文学自身的思考出发,强调诗文差异与内在格律,是《学衡》诗学观念的本体论建构;而作诗的具体实践,先学文而学诗,由摹仿而创造,“以新材料入旧格律”,此三者构成《学衡》诗学观念的方法论论述。从诗、文、小说的文类视野审视,《学衡》坚持文字本位的态度,坚守诗优于文、文优于小说的诗学观念。《学衡》的文学论点乃针对《新青年》而发,然而其文学理念与当时的社会风潮产生隔阂,仅能完成自身理想的“独立性”。《学衡》从边缘发出的向“中心”主流《新青年》的质疑,必须等待不同间隔的时间审视,而断定其是否将时时刻刻皆处于“边缘”,这是值得进一步思索的论题。

李浔江南诗境美学论

李浔在江南温润绵软的怀抱里恣肆地抒写属于自己的江南感觉,其江南诗借助江南文化原型展开自然白描、人文抒写、历史叙事与风物传说,丰富了新诗的现代表达和诗美营造;充分运用多元文化语境沉积物所潜藏的亲切感和审美化,尝试用吴方言进行诗性建构,实现诗歌语言运思方式的陌生化,获得陌生化效果;其江南诗的风格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通感、联觉、变形等传统江南诗词文人所擅长的歌咏手法,形成了青春浪漫与含蓄简约兼具的风格,体现了李浔江南诗的美学价值和意蕴。

现代性与民族性的融合:中国现代诗剧的审美特征

中国现代诗剧作为一种融合了中西诗剧传统的戏剧文体,它固然具备了中外诗剧的某些共同特征,但它毕竟是“中国化”了的现代戏剧文体形式。即使是对西方诗剧艺术的接受与借鉴,也是经过了选择和创造性转化的,其中来源于西方的某些因素,也已经内化为其有机的构成成分。作为一个特定国度的特定时代的特殊文体形式,无疑具有自身独特的审美特征,而这种独特的审美特征,正是中国现代诗剧区别于西方诗剧的独特内蕴。这主要表现为其现代性特征与民族性特质:呼唤并表现现代人的现代意识、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借鉴与创化,以及意境与情境的融合、对民族传统文化及民间文化资源的运用。

作品修改与诗思嬗变的互动——以戴望舒对诗集《我底记忆》的修改为考察中心

戴望舒《我底记忆》的修改历程略为复杂,它的几次精调细改导致了文本的解读差异,造就了不同的版(文)本本性。除了艺术上的精益求精,其版本变迁与戴望舒不同时期的诗学观念之间具有十分紧密的互文关系。在各个版本的诸多差异之中,诗歌造艺的完善彰显了诗人创作新诗体——无韵自由诗的成熟;《断指》等作品的删弃折射出了诗人在其文学道路选择上的矛盾;诗歌形式的大改又暗合了诗人思想的裂隙、碰撞与交锋。整个文本修改不仅可挖掘出其诞生与传衍过程中所沉淀的种种文学史信息,亦可剖析文本演变背后诗人的心路历程,透视其诗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情况。

“景”与“诗景”:唐代文人园林景观审美与诗学概念的形成

“景”在唐代成为一个具有景观审美义的诗学概念,与唐代文人的园林景观审美密切相关。唐代文人的园林景观营造与审美促使山水审美由宏观远赏向微观近赏转变,自然山水向园林山水延伸,“园景”成为继自然山水之后又一重要的诗歌书写对象。不仅“景”“风景”“景物”等用来描述园景,而且出现了“胜景”“清景”“幽景”等丰富的品鉴园林景观的诗歌语汇。同时,在“采园景入诗”之主动行为与普遍行为的影响下,“吟景”“入诗”“诗情”“诗境”等诗语大量涌现,“诗境”概念应运而生。由“景”到“诗景”,可以看到唐代文人园林景观审美在诗学概念的形成中有着重要作用。

语言学转向下的非线性设计思考——以温岭博物馆建筑设计为例

文章从19世纪末哲学“语言学转向”出发,比较东西方哲学对语言的不同态度,指出语言不仅包含语意,更有诗意的体验和新意的追求。在此理解上重新审视“非线性”语言,并以温岭博物馆创作思考为例,阐述其设计中非线性的语意、诗意与新意。

从执正驭奇到正复为奇--以欧、黄为例看北宋诗歌理念的转变

为剖析北宋诗坛的变革过程,特别是探究欧阳修与黄庭坚两位诗人如何解决北宋诗坛诗风浮华与“前人诗已作尽”的困境,试将欧阳修与黄庭坚的诗作进行深入解读,分析他们各自提出的诗法理论和创作实践,以及他们如何互相影响、共同推动北宋诗风的转变。欧阳修与黄庭坚在诗法上各有所长。欧阳修主张“执正驭奇”,他践履韩愈,强调在继承前人传统的基础上,追求创新与变化;而黄庭坚则以杜甫为宗,提出“正复为奇”的诗学观念,注重在规范的基础上实现突破。二人的诗学观念和实践,不仅推动了北宋诗风的转变,也使宋诗形成了与唐诗截然不同的风貌。通过对二人诗歌理念的比较,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北宋诗坛变革过程的理解,而且对于认识宋诗独特风貌的形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跨界与融合: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2022年度研究报告

新时代的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处于整体推进态势中,2022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窗口期。其发展特征表现为:对近40年来学科的转型及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反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民族文学研究成为热点;以三大史诗为主的史诗理论方法研究有突破性进展;神话观念在民俗及民众生活世界中的实践研究得到拓展;新技术与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成为一个新的学科生长点;与“非遗”运动、遗产旅游、电子媒介相结合的新神话主义研究处于不断深化状态中;民族文学研究与多元学科理论与方法相融合呈加快趋势。同时存在着学科内部发展不平衡、学科影响力不足等问题。

楚诗学观念变迁的历史考察

《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楚人用诗的文化现象,实质上是当时北方史家诗学观念的体现与运用。相较而言,楚简及楚地传世文献能更真实地反映楚人用诗及楚诗学观念。楚简中有关楚诗学的内容,证明了楚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北方诗学观念影响,但仍然具有不同于北方的自身诗学发展脉络。从春秋时期楚人的功利用诗,至楚简中所反映的楚人自有的诗学体系,再到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中心的楚诗人群体引导诗歌回归艺术本体,体现了楚诗学观念的整体演进脉络。

中国现代漆画之父乔十光艺术思想探析——中国近现代设计教育先行者研究系列

探究中国现代漆画之父乔十光的艺术思想,为中国现代漆画发展提供启示。通过“史”“评”结合的方法并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回顾乔十光的漆画艺术成长轨迹,以“‘画化’装饰:从自然形态到艺术形态”“‘漆化’思维:从漆艺技法到漆画语言”“‘诗化’意境:从装饰表现到写意抽象”三个维度探究其艺术思想。乔十光开拓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创造性传承与发展的现代漆画道路,将民族性、装饰性与漆画的本体语言相结合,呈现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民族装饰风格绘画样式,开创了民族艺术创新发展的新范式,形成了中国现代漆画表现的新形式。

魏晋南北朝鉴赏感悟法与批评文体的诗性建构

魏晋南北朝众多文论家娴熟而密集地采用鉴赏感悟法进行文学批评,体现出批评的时代性和民族性。这主要表现在三大维度:敏锐的艺术感受力、精准的审美判断力和高超的批评传达力,对批评文体的诗性建构皆有重要影响。以曹丕、陆机、刘勰为代表的文论家在语言的形式与风格感受方面,在对作品结构与情思把握方面,都堪称典范;而其鉴别作品之味、判定不同风格、对艺术家成就和个性特征的评析等,都极为突出。同时,善于营造“批评意境”,话语方式的表达上具有折中性和灵活性,这些都与魏晋之后整个社会的审美转向、文论家的阅读体验和审美实践分不开,且凸显了此阶段中国文论浓郁的诗性特征,对当前文学批评方法的选用、文体品格的营造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园与境:山水审美的园林转向与唐“诗境”说的形成

关于唐诗境说形成的原因,学界忽略了山水审美逐渐向园林审美过渡这一重要现象。实际上,正是山水审美的园林转向促使“境”的审美义形成并逐渐成熟,进而走进诗歌,直接影响到诗歌意境的生成以及诗境理论的形成。园林审美、境之审美义的开创与诗境理论的形成,三者同时在中唐并起并非巧合,而是三者长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交错发展的必然结果。“境”在唐代异军突起以及诗境说在唐代形成,除了玄学、佛学以及诗歌艺术自身发展规律所致外,山水审美的园林转向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诗境”说又反向深化了园林审美,并影响到后世园林的诗情建构,乃至进一步旁涉其他艺术领域,丰富与拓展了中国古典艺术和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视域。

黄庭坚诗歌意象组合范式论

黄庭坚重视诗法的研炼,具有极高的驾驭语言、运用意象的才能,并开宋诗学之风气。他在诗歌创作中构建了很多独具特色的意象组合,尤其在“并置式”意象组合中,利用时空间跳跃性来搭配意象,以提升诗歌的艺术层次;在“对比式”意象组合中,利用具象与抽象、动态与静态、冷暖色调的鲜明对比来传情达意。他在诗歌中的意象组合富有灵活性及创造性,形成了耳目一新的诗歌风格,对于宋诗之境的开拓具有一定的范式意义。

元代前期科举废止与诗学观念的演变

元代前期科举制度的废止对文学观念的演变产生了一定影响。科举被废后,诗坛发起了带有竞技意味的诗社活动,也出现了以娱情悦性为宗旨的闲散诗会。与“为文造情”的科举程文不同,元代前期文人在诗文创作中往往流露出真实情感,并在诗学理论中有“尚情”的倾向。针对科举所引发的较为功利的创作态度,元代前期诗论家尊崇自然风格,标举“尚天”理念。科举废止后,元人大量北游,在诗学理论中也推崇“尚游”思想,这与江西诗派后学所崇尚的“闭门觅句”是一种不同的创作观念。此期对唐宋诗体的辨析趋于深化,并潜在地影响了崇唐的文体观念。这些与宋代以来的诗学思想有明显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标示着宋元诗学观念的转型。

舞台诗剧《只此青绿》的中国画意境美学研究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浓郁的宋代美学意蕴、沉郁顿挫跌宕起伏的艺术表现力成为近年来最热门的舞剧之一,使宋代美学和传统绘画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在《只此青绿》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画意境美学思想,其中身体意象的诗性表达、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生命韵律,都体现了出“天人合一”“虚实结合”“情景交融”“三远法”“经营位置”等中国画意境美学思想。《只此青绿》通过“再生”与“重构”传统绘画艺术,让中国画意境美学在“转世”中得以重生,赋予了传统绘画现代的生机与活力。

清閟阁雅集的品格与倪瓒的诗学观

倪瓒的清閟阁雅集与顾瑛的玉山雅集显示出诸多不同特点,诸如不追求盛大场面与轰动效应,雅集成员多为性情相投的知己好友,雅集内容多为清赏山水景致与论诗品画,雅集目的乃是为了获取朋友间的情感慰藉与审美愉悦,这与顾瑛玉山雅集的追求场面豪华与感官快适形成鲜明区别。清閟阁雅集的这种特点,是倪瓒坚持其个人操守与高雅艺术品格所决定的。如此的操守品格也决定了其诗学观念的内涵,即融“性情之正”与“冲淡闲逸”于一体,从而展现出“逸品上”的独特诗学品位。

李贺诗歌对鲁迅前期文学创作的影响

李贺的诗歌,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儒家“思无邪”和“温柔敦厚”的思想禁锢,以强烈的爱憎倾诉了自己的不幸际遇,大胆地揭露了皇帝的昏庸腐败,对劳动人民和宫女表现出深切的同情;李贺诗歌鲜明的进步倾向以及与鲁迅生活遭遇、思想的相似性,使得鲁迅喜爱李贺的诗歌并从中汲取了大量的养分。李贺对鲁迅作品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鲁迅诗歌中隐讳曲折,晦涩难懂的比兴手法的运用;二是通过梦境等奇特的方式来抒发感情;三是新奇瑰丽、怪异甚至恐怖的艺术形象的塑造。

舞蹈诗剧的诗性、结构与意境分析——从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谈起

舞蹈诗剧是在舞蹈诗基础上发展出的一种体裁样式。雅各布森的“诗性理论”对舞蹈诗剧的诗性、结构分析有着重要启示。诗性是舞蹈的一种内在品质,当作品的意义交流倾向于舞蹈形式本身,形式本身凸显的品质成为解释作品的主导因素时,舞蹈的诗性功能凸显。舞蹈诗剧的内在结构(即各篇章设置)注重“等值原则”,各篇章间体现“相似与同位”的关系,这种特殊组合方式,使舞蹈诗剧的内在结构具有从选择轴投射至组合轴的特征。舞蹈诗剧追求意境的表达,这点与皮尔斯提出的“解释项的无限衍义”概念有着相同的性质。意境源于具体表现对象,舞蹈须巧用各种符号形式引导接收者“跳过对象”,才能使作品的解释项朝着远处开拓。而解释项层层展开的过程,就是由“意”生“境”获得意境的过程,也是无限衍义的进行过程。

对“朦胧诗论争”中艾青立场的重新审视

艾青在"朦胧诗论争"前后立场的改变,呈现出丰富的意味:有政治意识的影响,有随个人身份地位提升而来的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自觉维护,有对诗坛话语权的争夺,有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对艺术价值的坚持,也有人事方面的误会。通过对艾青立场的审视,我们能够看到不同背景"归来"的两代人在新时期所发生的摩擦,在生动的细节之中去读懂历史,进而思索如何走出民族的"世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