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诗学:开端、意图与方法——赵勇教授访谈录

批判诗学的早期开端也许可以追溯到《介入偏离与阅读倾斜》,因为此文隐含着20世纪80年代的某种问题意识。而所谓介入,自然是来自于萨特。在“后理论”时代,当越来越多的作家、学者具有了某种“后知识分子”的特征时,把萨特的介入拿过来就更具有某种现实意义。至于批判诗学形成的原因,其一是现实层面,其二在学理层面。前者意味着要直面中国当下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现状,进而尽可能解决其批判精神不断流失的问题。后者则涉及文化诗学,是对童庆炳先生文艺理论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受阿多诺、伽达默尔和巴赫金等人的理论启发,可以把“亦此亦彼”“二律背反”“间性思维”等看成是批判诗学的方法或路径。而既要向阿多诺学习,又要向萨特取经;既要有理论深度,又要能通俗易懂,大概是批判诗学的批评实践的基本构想和努力目标。

论“批判诗学”的品质——赵勇《走向批判诗学:理论与实践》试评

《走向批判诗学:理论与实践》勾勒了“批判诗学”的理论路径和具体实践,是针对中国批评现状所提出的创造性的文艺理论话语。当下文学批评的困境之一是学院批评及论文体,深层威胁则在于批判精神流失。应对批评的窘境,批判诗学具有以下品质:它从内在批评和文学介入获取方法论资源和价值观取向,以介入为实践品格;从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法兰克福学派汲取元气和力量,以批判为核心立场;重视互动和对话,力图在艺术自主与文学介入之间、作家与知识分子角色扮演之间等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以居间为路径和方法;反思、拓展童庆炳的文化诗学话语而有所创造,交融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尝试新的建构。

《学衡》与《新青年》诗学观念的参差对话

《学衡》内在诗学观念的贯通,具有隐伏的本体论与方法论层面的潜在脉络。由文学自身的思考出发,强调诗文差异与内在格律,是《学衡》诗学观念的本体论建构;而作诗的具体实践,先学文而学诗,由摹仿而创造,“以新材料入旧格律”,此三者构成《学衡》诗学观念的方法论论述。从诗、文、小说的文类视野审视,《学衡》坚持文字本位的态度,坚守诗优于文、文优于小说的诗学观念。《学衡》的文学论点乃针对《新青年》而发,然而其文学理念与当时的社会风潮产生隔阂,仅能完成自身理想的“独立性”。《学衡》从边缘发出的向“中心”主流《新青年》的质疑,必须等待不同间隔的时间审视,而断定其是否将时时刻刻皆处于“边缘”,这是值得进一步思索的论题。

陈田《明诗纪事》中的贵州书写

明代贵州地区的诗人与诗歌常处于被忽视的状态,明诗总集和选集中选及贵州诗人与诗歌的少之又少。鉴于此,陈田《明诗纪事》侧重于展现贵州诗人与诗歌,极具史学和诗学价值。《明诗纪事》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把明代贵州诗学成就及其风貌置于明朝诗史中进行审视批评,一改此前贵州诗坛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境况而客观公正地与主流诗人进行比较;其二,纪贵州开明教化、持节建功等学界少纪之事。关注黔事之“最”与“始”,有意填补史缺。

杜甫《丽人行》与唐代宫禁批评的诗学呈现

杜甫《丽人行》对中晚唐诗坛在宫禁政治批评方面的诗学探索,有着深刻的影响。天宝十一载冬杨国忠封丞相,杜甫对时局深怀忧惧,于是即事名篇,以一次外戚女性出游的新闻为发端,来表达对时政的强烈批判。这场批判,远溯《诗经》的“以女观政”的讽喻传统,实现了情感抒发与思想熔铸的绝妙平衡。《丽人行》促成了唐代宫禁批评诗学传统的形成,具有经典价值,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它鼓舞了后世诗人自觉将原本被视为禁忌的宫廷政治批评纳入诗学实践;另一方面,它抓取“新闻”画面所展开的批评,开启了中晚唐宫词重视真实历史材料的风气,升华了唐代宫禁批评之诗学实践的历史意义。

赋的双重叙事进程英译研究

赋的修辞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叙事方法进行,目前对赋的翻译现象尚未有从叙事学角度进行的考察,遑论对赋及其英译中的双重叙事进程加以分析。本文揭示扬雄《羽猎赋》和潘岳《射雉赋》中存在的双重叙事进程,以早期苏格兰传教士湛约翰、美国汉学家康达维和美国学者窦瑞格的译本为例,分析美颂和讽刺这两种进程在英译过程中的传递和改变,以及译者受到的双重进程之影响。三位译者都倾向于认同讽喻进程,而避免成为美颂进程的理想读者。本文挖掘出其深层原因:译者的不同诗学观、翻译目的以及特定时空会影响和限制译者对文本的理解。双重叙事进程理论与相关叙事学视角可为赋及其他相关文类的翻译研究提供崭新的维度。

“古学—俗学—缪学”——钱谦益的“学”论及其诗学批评

作为承明启清的诗坛巨擘和杰出学者,钱谦益关于古典学术之发展演变的体认感知与理论建设独树一帜,且惯于从“学”的角度和层面阐发论述其文学思想。基于对时弊现状与早年经历的反思,钱谦益敏锐觉察到明代士人因科考和心学而逐渐败坏的学术风气和日益空疏的学问素养,创造性地拈出“俗学”概念并作诠释及批判。根柢于正统经史的“古学”历三变之后,堕落并衰败为当世之“俗学”,在此基础上钱谦益更进一步引入“缪学”之说,进而系统性地提出“古学—俗学—缪学”三级理论架构。钱氏诗学批评亦以其“学”之体系为理论前提及统摄线索而展开,他以如“嘉定四先生”、公安派、竟陵派等批评对象所接近“古学”“俗学”“缪学”的程度为参考标准进行相关剖析与界定,并借助《列朝诗集》的编纂及人物小传写作全方位展现晚明诗学谱系,勾勒相应的诗学发展脉络。

吴闿生说杜与桐城派杜诗学在民国时期的传衍——以《古今诗范》为中心

吴闿生是清季民国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编《古今诗范》选录精审,评点详赡,在桐城派诗歌选本系列中尤具典型性。是选选评杜诗细密周全,涉及五七言古律诸体,所评涵括杜诗性情论、笔法论、章法论、风格论诸多方面:推崇阐扬杜诗流露之至性至情,细致评析“生龙活虎”“凌空倒影”“穷神尽相”等杜诗用笔之法,揭橥杜甫七律连章体的体式特色,聚焦探析杜诗“沉”“雄”风格。吴氏杜诗学既继承了传统杜诗学思想的精髓,又赓续发扬了桐城派诗学的批评传统,堪为民国时期桐城派杜诗学的集成典范。

曾国藩对曾纪泽诗作的批阅及其诗学教育观

曾国藩对曾纪泽的诗歌习作勤加批阅,其批语多随诗作一同收录于《曾纪泽集》。其中既有对句法、章法、音节、辞采等诗歌技法的批阅,又有对气势、情韵、趣味、机神等内在情感的品评。从这些评语自身出发,可以看出曾国藩将主张“拟宋”而突破宋人、强调“句法”又力戒俗韵、提倡“气势”且诗格养成等诗学观与诗学教育理念相融合的实现过程;同时在清末私家诗学教育背景下,这些“家学课业”性质的短评也较为客观地反映了曾纪泽早期诗作学习及曾国藩诗学教育的循序进程。这些散见批语可为近代诗学史上“趋庭闻诗”等私家诗学教育类型问题的深入探讨提供直观的文献参考样本。

当代诗歌批评中的“古典性”与“现代性”之辨

关于汉语新诗之“古典性”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自新文学初期就已开始。“古典”即意味落后,“古典性”与“现代性”相对立等论调,随着新诗获得普遍认可后便逐渐销声匿迹。但对这两个命题的讨论,却一直延续到当代诗歌批评中,并逐渐成为较核心的诗学问题。虽然诗论者们对“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定义及延展各个不同,但也往往会将其并举,认为两者原是摆脱“平庸”的不同法门,而很少会在两者间建立严格对立的关系。自1980年代末以来,批评界秉承着推动诗歌创作发展的宗旨,热衷于讨论在古典诗词中发掘现代性以及在现代诗中激活、重续与转化古典资源的可能性,据此提出了“新古典主义”“古典现代性”等力图熔铸古今、打通中西的诗学概念。

论南宋禅僧的诗学观念——以橘洲宝昙、北磵居简和物初大观为例

南宋禅僧宝昙、居简、大观对诗歌的本质、诗人与自然环境和前人经验之关系的探讨,对诗歌审美特征的把握和诗歌美学风格的追求,以及为禅僧从事文学创作提供理论支持,显现出该群体的诗学观念:他们认为“诗为道之余”,反对雕琢苦吟,推崇平淡之美;既提倡“江山之助”,也重视“遍考前作”;强调诗歌创作本乎性情,应以抒情达意为先;他们相信禅僧热衷诗文与参禅修行并行不悖。这些观念反映了他们的创新精神,表明了他们决不甘当士人诗坛的附庸而致力成为诗坛重要一翼的态度,昭示着禅僧“诗人”身份意识的强化。

宋代方志在《宋诗话全编》补遗中的文献价值——以《会稽续志》为中心

吴文治先生主编的《宋诗话全编》是迄今为止收录宋代诗话最为全面的大型图书,其中不仅汇集了一些原已单独编纂成书的宋代诗话,还整理了宋代各种著述中零散的论诗记载。然而,由于该书搜集资料不全,导致许多宋代诗话被遗漏。特别是在宋代方志类著作中,蕴含了大量宝贵的诗话史料,编者却普遍忽略了这一部分文献。如《张淏诗话》仅有三十条,系从张淏《云谷杂记》中辑录,而实际上,还可以从张淏《会稽续志》中辑录诗话九十余条,是原书的三倍,如此才能完整、全面地反映《张淏诗话》的全貌。

解构的行动属性和行动效应——以英语世界鲁迅批评为中心

解构作为“行动”,本质上是一种有力的阅读书写行为,同时表现出对文本阐释的绝对自由的追求以及对作者意图的反叛冲动。解构的行动效应,在20世纪80、90年代英语世界鲁迅批评的“解构范式”中得到充分体现:其一,在理论立场上,通过质疑鲁迅的写作意图以挑战或消解文学的革命与启蒙意义;其二,在文本阐释上,对“鲁迅/叙述者”的阶级位置进行严厉的审视,甚至有意“制造”鲁迅与民众之间的阶级距离,从而揭示鲁迅笔下启蒙者的自我怀疑、否定以及行动上的“无能”。我们需要反思英语世界鲁迅批评的伦理失范问题,避免一种预设的、二元对立的批评立场,而应以切合中国语境的、对话的、整体性的立场重审鲁迅的写作,在肯定启蒙价值的基础上为鲁迅阐释重新安置一个稳定可靠的批评视角。

传统诗学内化与诗歌史想象——史美钧的新诗批评理论

史美钧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文坛比较活跃的作家,创作了大量的小说、诗歌、散文与文艺评论,但在后来的文学研究里,一直处在寂寂无名的状态,被今天的读者所遗忘。通过挖掘民国时期的文献资料发现,史美钧发表过一系列新诗评论文章,既有对重要诗人的长篇专论,也有对中国新诗发展的总体概述,具有一定的述史倾向。史美钧的新诗理论与批评实践延续了传统诗学的言志缘情与诗教思想,并依据时代精神进行全新的现代阐释,彰显诗歌思想的纯粹性、新诗知识的教育性与诗形结构的统一性,丰富了现代诗学的审美内涵。重新发现史美钧新诗批评的理论价值,可以扩大中国现代诗歌批评理论的知识谱系。

大一统的诗学表达:以由云龙《定庵诗话》为考察中心

大一统思想对古今中国影响深远,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生活的实践经验和历史反思,也是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关键来源。从结构上看,大一统或共同体意识包含了意义、实践和审美三种范式。刚性化的实践通过诗教和乐教的内在转换,就像一个强力旋涡把近代云南学者卷进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之中,而由云龙的《定庵诗话》则是其中的经典美学样本。值得注意的是,诗话体现的不是一种“静观式”的诗学知识观,而是指向“知识之后”的道德和政治实践。诗话一方面呈现了大一统的诗学表达源自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另一方面也呈现了政治秩序是伦理和德性之人向善的天然结果。

An Eternal Quest for Poetic Dwell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co-Ethic Thoughts in Silent Spring and Wolf Totem

This thesis is aimed at conduct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coethic thoughts in Silent Spring and Wolf Totem. It points out that Carson and Jiang's eco-ethics are relatively complete, ideal and objective. Moreover, the most shining features are that they not only unfold the grim fact of ecological crisis before the public, but also instil confidence and hope in each and every reader.

From Diction to Form —— The Influence of Aristotle's Poetics on Formalism

Aristotle's Poetics exerts great influence upon literary critical theories.What he discussed in the Poetics has been direct or indirect sources for the later literary critical theories.Formalism Criticism,the first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al theory,mainly takes linguistics as an approach to study literature and especially takes the form of literature as their research focus.This approach can be traced back to what Aristotle discussed about diction in Poetics.Aristotle's deliberate discussion about diction in Poetics,actually lays a foundation for Formalism Criticism.From diction to form shows the influence of Aristotle's poetics upon Formalism.

三股道上走的车?——新时期文论研究、作家批评与诗学建构的分离及统合的可能性

新时期文论研究、作家批评与诗学建构分别体现了元理论诉求,观察、创造素质以及文学史视野,三者原本可以视为文艺学或文学原理的不同知识形态,却形成了事实上的隔阂、分离乃至对立。实际上,各民族早期的文论、批评与诗学是三位一体的。甚至可以说,文论、批评与诗学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关系,而这一点可能事关文艺学、文学原理这个学科、这门知识的理据。理论家、作家和诗人作为一个文学共同体,构成了特殊的差异性对话和主体间性关系。作家批评与诗人诗学,作为理论家的外位视角对文学的思考,提供了理论研究不易发现的问题或对盲点的认知,三者融合可形成“大文艺学”的视野、架构与格局。

论屈复与清代秦声

屈复是清初诗人,清代秦声的奠基人。屈复的一生,堪称是诗学的一生。历来涉及屈复的评价,大抵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贬抑论者,一种是褒赞论者,还有一种是褒贬互见论者。钱钟书早年在《容安馆札记》中,完全沿袭清代诗人沈德潜、袁枚的观点,故不乏微词,晚年则将李因笃、屈复视作清代秦声的奠基人,给予新的评价。就诗学源流而言,屈复所倡导的“寄托说”,作为清代早期诗人典型的诗学观点,构成了清代秦声的特色内涵;就诗歌题材而言,屈复坚持独立的不合作立场,撰写大量有所寄怀的诗歌,其寄托方式精微而多样;就诗家情怀而言,屈复放弃科举,虽不能擢发于当代,却不失为非遗民的“遗民”诗人;就诗学话语而言,屈复诗风被界定为“豪而俚”,自有其语言根底和话语特征;就诗学批评而言,屈复从对《诗经》《楚辞》《乐府》《唐诗》等等的专题研究中,提炼一己的诗法、诗意和诗学观念,同时又从《明四家诗选》《王渔洋诗选》等著述中,寻觅到一种近世的诗性参照;就诗学影响而言,屈复倡导的豪放而激昂的诗风,也影响到清代以降至民国时期关陇诗人的诗作风格。

抗战大后方诗论建构的模式与演变——以艾青、朱光潜、黄药眠为中心

抗战大后方的诗论建构大体存在诗人、学者和革命家三条路径并交织形成各具典范性的诗学模式。这其中,艾青、朱光潜与黄药眠尤具典范意义。在欧洲现代派诗歌影响下,艾青凭诗人的经验对诗美、诗的形象、散文美及象征、联想等语言问题进行诗性传达,在以诗论诗中率先建构起感性诗学的诗论模式。朱光潜以学者的态度在中西互证中对意象、情趣、格律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系统探讨,在以理论诗中建构起理性诗学的诗论模式。久经马克思主义洗礼的革命理论家黄药眠则以时代论诗,关注文艺政治关系、诗人的战斗性并倡导诗的精神形式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在介入现实中建构起政治诗学的诗论模式。在诗学与政治间,这三种诗论模式与威廉·燕卜荪为代表的英美新批评在大后方形成理论呼应,不仅填补了战时本土诗论的空缺,构建起中国自主的诗论话语体系,还清晰凸显出抗战大后方诗论建构的形成、演变及其内外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