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鉴赏感悟法与批评文体的诗性建构

魏晋南北朝众多文论家娴熟而密集地采用鉴赏感悟法进行文学批评,体现出批评的时代性和民族性。这主要表现在三大维度:敏锐的艺术感受力、精准的审美判断力和高超的批评传达力,对批评文体的诗性建构皆有重要影响。以曹丕、陆机、刘勰为代表的文论家在语言的形式与风格感受方面,在对作品结构与情思把握方面,都堪称典范;而其鉴别作品之味、判定不同风格、对艺术家成就和个性特征的评析等,都极为突出。同时,善于营造“批评意境”,话语方式的表达上具有折中性和灵活性,这些都与魏晋之后整个社会的审美转向、文论家的阅读体验和审美实践分不开,且凸显了此阶段中国文论浓郁的诗性特征,对当前文学批评方法的选用、文体品格的营造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诗诗”: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

“论诗诗”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而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这种批评文体由于借用诗的文体形式和比兴象征等艺术表现方法来品评诗人诗作,因而在点破诗学要妙、总结诗学规律的同时,具有浓郁的诗性意味。但是,从根本上决定“论诗诗”之诗性特质的则是诗论家有意择取的与逻辑推论、抽象言说相悖的直觉象征型思维方式。“论诗诗”的形成,从客观上看,是中国古代批评文体之“文学”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使然;从主观上看,则是中国古代诗评家一身二任的特殊身分所致。在理论界普遍不满中国文论“失语”的今天,“论诗诗”这种富有民族特色的诗性批评文体理应经过更新和重铸而整合到我们当今的文学批评体系中来。

中国古代论诗诗的理论特质

论诗诗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一种独具魅力而又富于理论内涵的形式。从外在形态看,论诗诗似乎处于一种散在的状态,但从中又可以寻绎出内在的整体性,即一贯的诗学观念、鲜明的批评主体立场以及系统的诗学价值标准。论诗诗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大型组诗所展示的诗史风貌;二是以辨体意识对于诗史的选择与判断。论诗组诗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的辨体意识。论诗组诗具有浓厚的情感色彩和强烈的指向性,体现出鲜明的诗学立场。作者以之评价不同的诗人、诗作就会产生鲜明的情感反差,从而激发了论诗诗中的活性因素。论诗诗不是抽象的概括或枯燥的说教,而是以审美意象来呈现其诗歌美学观念的,而这种审美意象产生的契机则是感兴的生发。论诗诗中的名言往往超越了一般的诗歌批评,而升华为一种诗性哲学。

杨慎崇尚六朝的诗学取向的批评史意义

杨慎对六朝诗风的崇尚,是对前七子“诗必盛唐”的反拨,突出表现为对《选》诗的诗歌史地位的强调,对于探讨近体律诗的源头与辨析古近体诗差异,在明代诗学辨体批评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但也带来了以词为诗而导致的“纤艳不逞”的诗风流弊。

《古赋辩体》之前的元朝赋论

《古赋辩体》之前的元朝赋论分为北方赋论与南方赋论。北方赋论上承金朝,对金朝律赋基本持否定态度,比较激进的一派如郝经等大力倡导和创作古赋,主张上溯楚、汉古赋,影响到祝尧"祖骚宗汉"的提出;温和一派如王恽等则把律赋当作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对唐宋律赋颇为赞赏,希望革除金朝律赋弊端。南方赋论上承宋朝,对宋朝律赋也有批评,赋家普遍提倡和创作古赋,应是元廷恢复科举之后,如刘壎,其赋论以宋朝议论说理的文赋为古赋,在南方赋家中颇有代表性,这与祝尧对宋朝古赋的批评不同,影响到祝尧对古赋的"辩体"。

宋之问诗歌艺术接受述论

自唐以降历代诗学批评家对宋之问诗歌艺术进行了评点阐释,而这些品评不仅零星散落、琐碎细杂,而且存在片面随意、概念模糊等问题。系统梳理诗评家对宋之问诗歌艺术的零星点评,可以呈现宋之问诗歌艺术的阐释历史,即不同时代不同诗学观念背景下宋之问诗歌艺术的接受情形。

论王夫之的辨体批评

辨体批评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批评方法。王夫之对“诗史”的批驳,对不同类型诗歌文体特点的精审辨析,对诗歌文体在语言表达方式上的特征,都结合具体作品进行了细致分析,他的辨体批评体现了学者的严谨,形成了从体裁规范的角度分析评价作家作品的批评个性。

王世懋对后七子格调论的修正

王世懋是明代诗学复古格调派流弊的反省者与革新者,他对后七子格调论的矫正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反对拘泥格调;二,肯定文学风格的渐变与过渡性;三,强调冲淡含蓄的神韵。

《文心雕龙》与魏晋南北朝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古代诗学辨体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诗歌独特的文体体制规范逐步形成,确立了诗歌的审美特征。尤其是《文心雕龙》,无论是在语体、文体还是作家风格、时代风格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对后世诗学理论发展有巨大影响。

从中国诗论之传统与诗风之转变谈《槐聚诗存》之评赏

从中国诗论之传统与诗风之转变来看,钱锺书《槐聚诗存》自有其特色。钱氏论诗虽有通观古今的眼光与识见,但他自己的诗作则因气禀所近,乃以一己之才情智力学识为诗,以使事用典及偶对之工巧取胜,精工锻炼虽然有余,而略欠博大浑涵发扬流畅之致,终不免落入宋诗之作风。

先唐诗歌的类书传播及其文学史意义

魏晋南北朝类书的编撰之风,使诗歌通过类书得以广泛传播,有效促进了追求辞藻和事典的六朝浮靡诗风的发展,也促成了诗歌的“摘句”批评方式。唐初类书编撰与诗坛的互动,进一步促使六朝绮靡诗风在初唐盛行,伴随类书在文人层的深入和持久传播,类书诗歌“摘句”特点深入人心,经历数百年的涵养浸润,逐渐内化为文人的价值理念,使诗歌的“摘句”批评成为中国诗歌批评的一种重要范式。

品藻:李德懋诗评品格的体现

李德懋作为一位饱学中国诗学理论的朝鲜文学家,他在品评朝鲜与中国的诗人诗作时,善于运用品藻的批评方法去评点与比较中、朝、日等国诗作在风格类型、体制结构、语言修辞等方面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品评优劣。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意新语工之品(诗歌修辞批评),其二是辨味之品(诗歌风格批评),其三是格调家数之品(诗歌比较批评)。

宗白华美学批评的诗性特征

宗白华美学批评的诗性特征表现为批评文体的文学化、批评话语的美文化和批评思维的直觉化。三者紧密联系,共同铸就了宗白华美学批评的诗性特征。

日本诗话视阈中的杨万里

日本诗话对杨万里的关注主要着眼于其诗艺及诗学思想,对杨万里"清新""尖巧"诗风有清晰的体认,在褒扬杨诗之妙的同时,对其诗风轻率之弊亦有探讨,对其"浅切俚俗"之诗风、"触物感兴"等诗学思想也有双重考量。从日本汉诗话中对杨万里诗艺的讨论,对其诗的释读、摘引与品评,对其诗论的广泛征引、评论以及对其诗歌的推崇及拟写,均可窥见日本汉诗界对杨万里的受容状况及杨万里在日本汉诗界的地位。

诗歌与学问的坚守——陈衍的文学史意义

陈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诗人和学者,他支持维新,光明磊砢,一生坚守于诗歌与学问的"荒寒之路",在晚清与民国诗坛上影响很大。他将朴学与诗歌融于一炉,揭橥"同光体"诗歌及其理论,创作诗论与诗文成就斐然。但同光派在众多的诗派诗人中,影响最大,也最为人们所诟病,所以陈衍长期以来一直未受到研究上应有的重视,因此,对他的文学史意义进行去蔽还真的重显是很有必要的。

船山学术路径:楚文化诗性视域中的儒家理性批判

船山之学本原六经圣奥以批判宋明,贯通百家之说而深契楚风,究心性理之学而归于践履。船山为学上溯六经,本原《易传》;濡染楚风,雅好《庄》、《骚》;推演性理,而传承胡宏之论。述《易传》不拘于象数之末,近《庄》、《骚》得其闳通之思,由理气论上达践履之学。可见船山学术深受楚风濡染,是建立在诗性感悟之上的理性思辨体系,体现了王船山以楚文化之诗性眼光对传统儒学的理性批判。

论刘禹锡出牧苏州期间的散文创作

纵览刘禹锡出牧苏州期间的散文创作,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他不仅能熟练驾驭多种题材与文体,因材挥翰,著笔成春,而且以文论道,撰写了多篇饱含真知灼见的文集序言,包括由点到面、举重若轻的《澈上人文集纪》,凸显个性、直指性灵的《彭阳唱和集引》,文道并重、力倡风雅的《唐故相国李公集纪》,自道甘苦、金针度人的《刘氏集略说》。它们不仅体现了诗人的诗学思想和文学理念,而且从一个特殊视角反映了当时的文坛风尚,庶几可视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

评梅尧臣诗体革新的意识

梅尧臣以其豪爽、古硬的诗歌创作,廓清了北宋初期西昆体诗风的影响,致力营造一种新的诗歌风气。作为"愈穷则愈工"的典型代表,他执诗坛牛耳,呼吁进行诗体革新运动,为宋代诗歌的发展探索到一条切合实际的理论道路。从诗体批评的角度,作为理解宋诗的新方法,分析梅诗的革新意识,以此管窥宋诗的风气神韵。

试论唐代诗歌批评作品中的艺术风格理论

唐代以"诗格"为主的一系列诗歌理论著作,其间所论及的诗歌风格理论可以说上承魏晋南北朝,下启有宋一代。对于刘勰、钟嵘等人的观点既有所继承,也有自己的一些创新,拟结合唐代诗歌理论著作与实际的诗歌创作,对当时的诗歌风格理论进行一些简单梳理与阐释。

诗评著作目录学分类演变及诗学意义

诗评著作在历代诸家目录中经历了由总集类、文史类到诗文评类的分类演变过程,其中不同时期又有各自相对复杂的分类方法。梳理这个过程,可以清晰地勾勒出诗歌批评模式、诗评意识自觉、诗评观念变化、诗学体系构建的发展历程及相互影响,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