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论元代家庭诗学教育

家庭诗学教育往往基于儿童在诗歌方面的特殊资质,面对早慧与成长、举业和学诗之间的选择,元代家长亦有谨慎考量。“文采传家”“诗学传家”几乎是元代文化家族的基本内质,并衍化为一种浓郁的社会文化氛围。在以“家”为原点的诗学教育场域中,家塾是重要的场所。元代家塾诗学教育受时代环境影响颇多,也是由“家”向社会层面过渡的重要节点。经由对诗人家庭学诗经历的考察,可窥探诗人诗学观念形成之原委及古典诗学的传承机制,同时,也可为当代儿童的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些许启示。

元代江南教育与地域诗学的三种学理关联

教育与诗学的关系有三种:教育主体即从教者与诗人及诗坛的关系;教育内容与诗歌教习及诗学宗尚的关系;教育对象及效果与诗人群体(包括流派)、地域诗学传统、诗学传播的关系。宋元以来江南士人的阶层下移及元代社会从业环境的变化,促使诗坛名流多司教职,以学官、教师作为职业身份的诗坛主体,改变了以往诗坛的构成模式,成为元代江南诗坛的一大特征。在元代官学、书院、家塾刻书中,诗学教材的刊刻是重要一项,这些教材反映了元代江南地区的诗学宗尚。在教育推力下,因宗尚、师承等因素聚合而成的地域性诗人群体或流派,以及所形成的地域诗学传统,是推动元代诗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诗学教育在元代江南的兴盛,促进了诗学普及,对古典诗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元之际诗学阐释中的“经典诗史”构建与“典范”选择

宋元之际诗论家在诗学阐释中基于统绪论而重构诗史,也即在古代诗歌发展的自然史基础上,按一定标准拣择某些时段的诗作,加以勾连,从而建构起一个“经典诗歌史”。大体而言,是从《诗》到《骚》,到汉魏古诗,再到盛唐诗的这样一个经典诗歌史,其实质就是对后世诗歌有无承传《诗三百》创作精神的价值判断。与“经典诗歌史”相匹配的“诗歌典范”选择则落实到“经典诗歌史”中的杰出诗人身上,于《诗》称里闾之人,于汉魏称苏、李,于盛唐称李、杜等。要之,总出于指导创作,振起其时诗道之需。

金华文派诗歌创作及诗学思想研究

金华文派作家群是元明之际诗坛上一支重要力量,其诗学思想在崇尚平易正大诗风、注重自得之趣的同时,强调诗歌关照历史现实、体悟山水自然之美。他们追求“合乎法度”与“本乎性情”的辩证,重视自我感情的抒发,主张人品与诗品相结合,由师古而师心,自成一派。金华文派的诗论不像宋代由于理学的兴盛将诗学导入艰涩,反倒是他们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成果引导诗学走向深入,为明代诗学批评的发展注入多元活力。

从元杂剧到小说——论百回本《西游记》承继的民族文化观

元代杂剧西游故事无论是在取材还是叙述形式上均影响了吴承恩百回本《西游记》的创作,学界对此展开的研究成果也较多。事实上,吴承恩在对“俗”文本继承的基础上,对元杂剧西游故事中出现的民族文化融合与交流的因素作了相当的改良,使得百回本《西游记》成为“俗”中见“雅”、集结文学观赏性与思想深度的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研究元杂剧西游故事与百回本西游故事之间的关联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掌握中国文学作品所蕴含的多元文化色彩与民族文化融合思想,对当今的文学创作具有启示意义。

江湖与江西之间:戴表元的诗学归属与救治策略

作为宋元之际的重要诗论家,戴表元的诗学主张对于诗学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宋元诗学转型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对江湖与江西两种诗风的调和与救治,戴表元尤其致力于此。过往学界多将戴表元目为江西后学,然而经过考察,综合考量诗风、地域与师承关系,应当指出戴表元诗学脱胎于江湖诗派。戴表元对江西、江湖两派的弊端均有深切体认,故而提出了相应的救治策略,推动了宋元诗学转型。

元代的乐府诗选与乐府诗学

吴莱《乐府类编》、左克明《古乐府》、胡翰《古乐府诗类编》、周巽亨《历代乐府诗辞》四部元代的乐府诗选本体现出政治教化和诗乐复古的官方礼乐观,代表了元代乐府诗学的主流;它改变了以往乐府诗学发展的学术轨道,强烈地体现出官方礼乐文化对乐府文学和文化的影响,把后世乐府诗创作引上了复古的道路。

元代前期科举废止与诗学观念的演变

元代前期科举制度的废止对文学观念的演变产生了一定影响。科举被废后,诗坛发起了带有竞技意味的诗社活动,也出现了以娱情悦性为宗旨的闲散诗会。与“为文造情”的科举程文不同,元代前期文人在诗文创作中往往流露出真实情感,并在诗学理论中有“尚情”的倾向。针对科举所引发的较为功利的创作态度,元代前期诗论家尊崇自然风格,标举“尚天”理念。科举废止后,元人大量北游,在诗学理论中也推崇“尚游”思想,这与江西诗派后学所崇尚的“闭门觅句”是一种不同的创作观念。此期对唐宋诗体的辨析趋于深化,并潜在地影响了崇唐的文体观念。这些与宋代以来的诗学思想有明显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标示着宋元诗学观念的转型。

应试背景下的元代诗歌教习及其诗学意义

元代科举有明显迥异于其他时代的特征,元代诗歌教习亦呈现独特的样式。元代举业虽压缩了诗歌教习空间,但经义、古赋等考试内容仍然间接引导初学者习诗。诗法作品、诗学类书等进入元代教育系统,丰富了诗歌初学者学诗的内容,相应地也丰盈了其诗学意义。其一,蒙求诗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诗学发展的“驱动力”,助推了中国古典诗学在雅俗互动中扩散、普及与扎根;其二,蒙求诗学成为判断古典诗学雅俗高下的“基准线”,是诗人作诗的参照标准。

徐达左《金兰集》初探

《金兰集》是元末明初耕渔轩文人唱和活动总集,由徐达左辑录,收录徐达左友朋唱和之作。耕渔轩唱和活动,着意于朋友之间的意气相投,具有行吟泽畔、弋钩草野的隐士风流。耕渔轩活动体现了元末士人崇尚自我、表达自我的风尚。

关汉卿剧作中清官形象研究述评

清官形象在关汉卿剧作中时常出现,并成为关作的主要特征之一,向来为研究者所重视,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文章拟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将关于关剧中清官形象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关汉卿剧作中清官形象的成因研究、关汉卿剧作中清官形象的个案研究、关汉卿剧作中清官形象的文化意蕴研究。

元杂剧匡助复仇的忠义任侠观念

由于血亲观念广为人们认同,血亲复仇也具有不容置疑的执行力,人们尊重血亲复仇者,甚至愿意牺牲自己来帮助和成全他们。因此,在元杂剧中,我们看到很多忠义之士,不惜一切代价为故主复仇;同时,还有诸多侠义之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对弱小的复仇者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实现复仇。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血亲复仇的正义性。

论臧懋循元杂剧编改的“剧学”奠基意义

臧懋循出于其自觉的“剧”本体观念而非当时普遍的“曲”本体观念,对元杂剧进行了系统编改。脚色层面,参照传奇脚色体制对元杂剧脚色进行系统性重建,并深入剧作内部,从上场诗、下场诗及科白方面,对相应脚色名目作出实质性的行当化调整。关目层面,调整聚焦以增强关目紧凑性,调度人物以增强关目戏剧性。排场层面,调整分折以优化布局,利用辅场景以烘托主场。曲白协同层面,添加曲间白以形成互动对话,甚至对曲本身进行增删修改,曲白统筹安排以优化叙事效果。在古代戏曲理论偏重“曲学”的传统格局中,其对古代戏曲“剧学”理论的建构有着切实的奠基意义。

论元杂剧爱情婚姻戏的女性形象书写

元杂剧是元代戏剧艺术成熟的标志。其中爱情婚姻戏数量最多,所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丰富、鲜明,个性突出。元杂剧爱情婚姻戏剧本继承了文学抒写爱情婚姻的传统,其女性形象书写的成功,得益于元代宽松的社会环境,也是大量文人投入杂剧创作的结果,承载了元代文人仕途和婚姻的幻想。这些爱情婚姻戏中的女性形象符合女性善良、勤劳、包容的传统理念,元杂剧爱情婚姻戏塑造的女性形象,对后世明清戏曲发展重要影响。

元代神仙道化剧中的梦意象及其道教意蕴

元代神仙道化剧中有大量“梦”意象以及以梦度脱的情节设置,这反映了道教文化对梦意象的逐渐渗透。在道教典籍中,“梦”常作为一种手段向凡人展现黑暗的现实生活,以达到凡人省悟并最终出家的终极目的。元代神仙道化剧中,梦意象时常与“度脱”“死亡”等因素紧密相连,并设置一个全新时空以映衬黑暗现实,具有鲜明的体验性和超越性。因此,作为文学意象,元代神仙道化剧中的梦意象的道教意蕴深厚,这一现象与元代时代特征息息相关。

元人“唐诗分期”谫论

元诗多宗唐,推崇“盛唐”诗风。元人在前人基础上完成唐诗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诗学体系建构。元人唐诗分期标准的迥异,体现了元人在宗唐背景下多元的诗学观,而不同的诗学观的现实意义是元人指摘当时诗弊继而促进元诗的发展。

元代瓷上杂剧元素成因探析

元代是我国杂剧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杂剧故事的唱词道白、故事情节、演出情景等得到广泛传播,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在这一社会风尚下,磁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瓷器上出现了不少杂剧元素,并与各自的装饰技法相结合,成为这一时期瓷上装饰的突出特点。瓷上杂剧元素的形成,既受到杂剧演出场所、演出情景的直接影响,也与元人独特的爱情观及道教和神仙道化剧的流行有着密切关系,此外亦有文人参与创作青花瓷上杂剧人物故事图的现象。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这一时期的瓷上杂剧元素创作呈现较为繁荣的局面。

释来复《澹游集》展示的元末士人闲乐真趣

诗僧释来复于元末时所编的《澹游集》,是一部独特的总集,收录的是编者住持四明定水寺时交游唱和之作。其独特性有以下数端:其一,它是诗僧所编,所收作品的作者则世俗僧道、华夷南北、高官隐士,无所不有,身份地位各别,而交游总归之为“澹”——绝去世俗势利,纯为自然清赏。其二,成书之时地与呈现的心态特别。元末东南,四围烽火,四明是一方清净之地。一些远离尘俗者来此躲避战火。四壁烽火中的暂时安定,使他们悟出了生命的价值,珍惜生命,成了包括僧人在内的共同心理追求。其三,对于如何体现生命的价值有独特体认——追求闲乐真趣。寻求心灵的安逸,在忘世与忘我的境界中,体悟人生真谛。诗僧释来复编成的这部作品,展示了独特的人生追求与趣味,值得深入研究。

元代蒙古族文人诗学性情论

“性情”范畴多用以指代主体论,其衍生出的“吟咏性情”命题又与诗歌本体论、功能论有密切关联。及至元代诗学性情论指涉颇广,涉及自然、雅正、抒发个人性情和有益社会政教等多个方面。元代蒙古族文人从“吟咏性情”出发,对性情论作出了多角度的阐扬。僧家奴、燮理溥化、脱脱等人偏于吟咏社会情志,发挥世教作用;以萨都剌为代表的另一支偏于吟咏个人情志,但对社会问题也不乏关注。诸人对同一范畴作出不同方向的诠解是其来有自的,充分反映着元代华夷一体的文坛特征。探抉其诗学性情论有助于进一步全面把握元代诗学思想及时代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