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论元代家庭诗学教育

家庭诗学教育往往基于儿童在诗歌方面的特殊资质,面对早慧与成长、举业和学诗之间的选择,元代家长亦有谨慎考量。“文采传家”“诗学传家”几乎是元代文化家族的基本内质,并衍化为一种浓郁的社会文化氛围。在以“家”为原点的诗学教育场域中,家塾是重要的场所。元代家塾诗学教育受时代环境影响颇多,也是由“家”向社会层面过渡的重要节点。经由对诗人家庭学诗经历的考察,可窥探诗人诗学观念形成之原委及古典诗学的传承机制,同时,也可为当代儿童的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些许启示。

元代江南教育与地域诗学的三种学理关联

教育与诗学的关系有三种:教育主体即从教者与诗人及诗坛的关系;教育内容与诗歌教习及诗学宗尚的关系;教育对象及效果与诗人群体(包括流派)、地域诗学传统、诗学传播的关系。宋元以来江南士人的阶层下移及元代社会从业环境的变化,促使诗坛名流多司教职,以学官、教师作为职业身份的诗坛主体,改变了以往诗坛的构成模式,成为元代江南诗坛的一大特征。在元代官学、书院、家塾刻书中,诗学教材的刊刻是重要一项,这些教材反映了元代江南地区的诗学宗尚。在教育推力下,因宗尚、师承等因素聚合而成的地域性诗人群体或流派,以及所形成的地域诗学传统,是推动元代诗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诗学教育在元代江南的兴盛,促进了诗学普及,对古典诗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元前诗歌叙事传统的演进及体制特征

在从先秦以至唐宋漫长的历时变迁中,中国古代各体文学的叙事与抒情性能递经共生、分化、消长、互渗的进程。尤其是二者在经历了体制分化之后,诗歌叙事就进入分途发展演进阶段。其具体演进历程大略分三段式,首先是抒情与叙事之各体消长,其次是诗歌叙事之多体式分布,终至诗歌叙事传统之凝定成形。诗歌叙事传统一旦形成,就表征出若干体制特征:其一,常规叙事诗有较强叙事特性,而非叙事诗也蕴涵叙事成分,不论叙事诗还是抒情诗,其叙事性能均渐趋增强;其二,诗歌叙事主要体现在正文中,而其叙事性也表征于附件上,且因附件与正文相配合,而使诗歌叙事更显完善;其三,诗歌叙事既向体式内部充实,同时也向诗歌体式之外拓展,呈现为诗作跨文本组合,或为诗歌叙事之跨文类。此外,为应对诗歌叙事的创作实绩,还催生一系列诗歌叙事理论。

宋元之际诗学阐释中的“经典诗史”构建与“典范”选择

宋元之际诗论家在诗学阐释中基于统绪论而重构诗史,也即在古代诗歌发展的自然史基础上,按一定标准拣择某些时段的诗作,加以勾连,从而建构起一个“经典诗歌史”。大体而言,是从《诗》到《骚》,到汉魏古诗,再到盛唐诗的这样一个经典诗歌史,其实质就是对后世诗歌有无承传《诗三百》创作精神的价值判断。与“经典诗歌史”相匹配的“诗歌典范”选择则落实到“经典诗歌史”中的杰出诗人身上,于《诗》称里闾之人,于汉魏称苏、李,于盛唐称李、杜等。要之,总出于指导创作,振起其时诗道之需。

金华文派诗歌创作及诗学思想研究

金华文派作家群是元明之际诗坛上一支重要力量,其诗学思想在崇尚平易正大诗风、注重自得之趣的同时,强调诗歌关照历史现实、体悟山水自然之美。他们追求“合乎法度”与“本乎性情”的辩证,重视自我感情的抒发,主张人品与诗品相结合,由师古而师心,自成一派。金华文派的诗论不像宋代由于理学的兴盛将诗学导入艰涩,反倒是他们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成果引导诗学走向深入,为明代诗学批评的发展注入多元活力。

从元杂剧到小说——论百回本《西游记》承继的民族文化观

元代杂剧西游故事无论是在取材还是叙述形式上均影响了吴承恩百回本《西游记》的创作,学界对此展开的研究成果也较多。事实上,吴承恩在对“俗”文本继承的基础上,对元杂剧西游故事中出现的民族文化融合与交流的因素作了相当的改良,使得百回本《西游记》成为“俗”中见“雅”、集结文学观赏性与思想深度的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研究元杂剧西游故事与百回本西游故事之间的关联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掌握中国文学作品所蕴含的多元文化色彩与民族文化融合思想,对当今的文学创作具有启示意义。

江湖与江西之间:戴表元的诗学归属与救治策略

作为宋元之际的重要诗论家,戴表元的诗学主张对于诗学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宋元诗学转型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对江湖与江西两种诗风的调和与救治,戴表元尤其致力于此。过往学界多将戴表元目为江西后学,然而经过考察,综合考量诗风、地域与师承关系,应当指出戴表元诗学脱胎于江湖诗派。戴表元对江西、江湖两派的弊端均有深切体认,故而提出了相应的救治策略,推动了宋元诗学转型。

元僧诗与僧诗文献研究

元代文学与元诗的特点之一是释、道、伊斯兰教、基督教四种宗教教士齐聚文坛。僧诗是元诗重要组成部分,但以往研究积累极少,文献散失亦多。本文对元僧诗基本情况作了概括,并就诗僧别集的散失、辑佚、考释等,作了专题研究。忽略元僧诗,导致元僧诗文献散失;文献散失,直接后果则是对元僧诗的忽略。两者互为因果。元僧诗文献研究可以证实:元代僧诗相当活跃;宋元之际士人出家与科举不再实行有一定关系,主要是出于生活方式的选择;迄于元,诗僧是受到南宋江湖诗派影响明显的群体。

元人诗风追求“清和”论

元代诗论家的诗风追求是"清和"。长期以来,学者们将元诗的特点也是元代诗学追求的风格概括为"雅正"。雅正确实是中国诗学的一个风格概念,但更多的时候,或者说它更重要的意义,是儒家诗论所悬置的诗学规范和标准,因而不能用来概括一个时代的诗歌特点。从元代诗论家的论述和诗歌创作中去追寻,去概括,元人主导性的诗风追求是清和(清、和)、恬淡、平易。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清和"。要认识元代诗论家心目中的"清和",需要对这些相关概念的元人论述作大量系统的梳理,以期比较清晰地认识元人的这一风格主张和诗风追求。元人追求"清和",也是要在唐、宋诗繁荣之后,在诗风上于唐宋诗之外别树一帜。

元代道教戏剧程式化结构解析

道教特有的神仙信仰在丰富和充实元杂剧内容的同时,使"仙凡仙——戏中戏"程式化结构成为可能,构成了元代道教戏剧与众不同的审美意蕴和艺术表现形式,促进了道教与戏剧之间紧密结合与良性互动,既形成盛极一时的元代道教戏剧又促进道教向民间进一步辐射和渗透。道教以其独特的神仙信仰系统丰富和充实了元杂剧主题内容,建立起仙凡仙和戏中戏的程式化戏剧结构。

《元曲选》增删元杂剧之说多臆断——《元曲选》与先期刊抄元杂剧作品比较研究

戏曲研究者通常批评臧懋循《元曲选》大量删改元杂剧,这是一种错误认识。《元曲选》所载元杂剧与元刊本比较,在情节、思想内容、人物、曲词等方面,差别确实很大,而将《元曲选》所载元杂剧与早期明刊元杂剧比较,虽有差异,但并不太大,有的甚至完全一样。所以,如果说《元曲选》对元杂剧有所修订,这种修订也应该是在之前明刊本基础上的修订,而非直接取于元刊本。因此,臧懋循"师心自用"改订元杂剧之说实属臆断,《元曲选》同元刊本杂剧不同处应当看作是明人的集体作为。

元杂剧中的书生赘婿形象分析

赘婚是一种男从女嫁的婚姻类型。元杂剧中有许多作品涉及到赘婚,以赘婿的社会身份而言,尤以书生赘婿为多。元杂剧对书生入赘原因及婚后遭遇的描述与现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是由剧作者们对于自身乃至元代整个书生命运的关注与同情造成的。

元杂剧繁兴原因新探

近年出版的文学史中,中国学者对于元杂剧在短时期内突然繁荣仍然祖述"汉人受压迫"的旧说,但是近年翻译出版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却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了"互动说"。作者同意此说,但参酌陈寅恪以近代社会学之"集团研究法"论史,借助"与中原文化迥异的胡化地域和胡化集团士族",分疏唐代政治制度及士族政治分野的研究方法,从由金入元的北地汉人世侯文士集团,比照《录鬼簿》关于元曲作家的记载,佛教"以像立教"的传布特点,以及元人碑记中关于戏剧的记载,对于元杂剧短时期内突然繁兴的原因提出了新说。

宋元医药剧表演形态论略

宋元医药剧是指宋杂剧和金元院本中以医药为题材的戏剧。由有关表演内容的各类文献资料,可将其表演形态归纳为副末与副净打调、二净戏弄、谈谐笑话、唱诨、集合药名念白等几种类型。宋元医药剧不仅相对集中地呈现了宋杂剧和金元院本的表演形态,而且对明清时期体制完备的药名剧或药性剧的产生有直接影响。

元好问、严羽宋诗持论考察

金与南宋对峙,其文艺思想、诗学批评差异很大。作为当时南北诗学的代表人物,元好问和严羽对宋诗持论同中有异。其相同处表现在两人都对宋诗持批评态度,不同之处在于元好问论诗无门户之见,对宋诗的评价侧重于思想内容且较为客观中肯。严羽则门户之见森严,对宋诗批评过甚。探究两人宋诗持论差异之成因,可见其主要受文化思潮、国情时势以及自身素养等多方面的影响。

元代诗学“主唐”“宗宋”论

唐宋诗之争,贯穿明清诗学史数百年,成为深刻影响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元代紧接宋代,元代诗论家最先面对宗唐宗宋问题,也是最早思考和讨论这一问题的论者。他们时代最接近唐宋,对这一问题有着独特的思考,也有独特价值。元代诗论家对唐宋诗发展历史和流派的梳理,对唐宋诗精神的把握,和"宋出于唐"的文学史判断,都极有价值。有些观点,至今为文学史家所继承,有些则不被今人所了解。元人有宗唐宗宋之论,但他们不把唐宋对立,没有明清人的偏执与极端之论。也可以说,元人有唐宋之分而无唐宋之争。其论是圆融且客观的,因而在诗歌发展史上也更具借鉴意义。

元杂剧口头编演形态探论——以《元刊杂剧三十种》为中心

《元刊杂剧三十种》是目前唯一遗存的元代刊刻的杂剧文本,是今人探求元剧舞台真相的主要文献依据。元刊本显示出元剧即兴表演的诸多形态特征,主要有以下两种:剧本中存在不少与口头编演活动相关的舞台术语,提示杂剧艺人进行即兴演出;元刊本大量的文字讹误和替代性符码,亦与剧目的口头编创方式密切相关。这都说明伶人的确曾以口头编演的方式广泛地参与了元杂剧宾白、科范的创作。

20世纪以来元代少数民族杂剧研究综述

元杂剧是中国古典戏剧史的高峰,作家队伍庞大,尤其是少数民族剧作家的创作,成为元杂剧的一大亮点。其中,石君宝、李直夫、杨景贤、丁野夫等人的创作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20世纪以来,有关他们的研究,在文献整理、文本解读以及文学史意义估衡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割裂舞台演出与剧本文学的案头化研究倾向较为严重。

元代历史剧文人作者的创作心态蠡测

蒙元入主中原后 ,政治上的压迫、文化上的对立以及科举制度的不平等 ,造成元代文人最终沦为社会政治生活的 边缘人 .进退两难中的元代历史剧文人作者于隐之痛与仕之忧的对立情结中 ,借助历史剧创作寄托其寻求超脱时的理想与自尊 .这种创作心态 ,既体现于同一剧作中 ,又体现于同一作者的不同剧作中 ,前者以 七里滩 、 陈抟高卧 、 介子推 等历史剧最为典型 ,后者以关汉卿的历史剧作品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