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复制时代下台湾地区现代诗的“行动”诗学——论林德俊诗集《乐善好诗》

在数字复制时代的文本大丰富背景下,除了数字化的形式外,诗歌还有其他回应这个时代的方式。林德俊以《乐善好诗》为代表的“写诗行动”一早受到瞩目,其价值主要不是具有诗意的语言,而在于创造诗意的写作行为上。一方面,他的“行动”本身具有数字时代的交互性、多媒体、碎片化等特点,另一方面,其作品在最受关注的“解构”之余实际上是对当代诗歌的重新想象和重构,具严肃的文化探索意味,并于写作的思维方式、语言策略、阐释机制等展开变革,重塑了当代诗歌在数字复制时代的文化角色。

诗性正义与活用经典——兼论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立场、方法及路径

外国文学经典是世界文化传承的核心,反映了特定时代的人类精神风貌和文明状态,体现了某一作家在特定文化情境中的生命体验与情感想象。文学经典的共同特征是思想的穿透力、情感的深刻性、语言与体裁的独创性、想象的延展性。大数据时代的外国文学经典研究是容量巨大的"话语场",各种力量形成的对话与张力使其文本意义得以不断增殖、演化与传播。善读外国文学经典,在反复精读中领悟其中积淀的深厚内涵,必叫人得自由、持正义、育人性;活用外国文学经典,使之成为有效"介入"生命历程的"秘笈"与"宝典"。阅读因自由而美丽,文学经典因诗性正义而厚德载物。

关于“中国诗性文化”的知识报告——对中国文化的现代阐释

古生物学研究揭示,物种的灭绝和变异,都根源于自然界固有食物链的突然中断,人类的起源亦如此。要而言之,一是第四纪冰川以及大洪水时代对原始食物资源的巨大破坏,正是在食物再分配过程中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分离;二是青铜时代原始公有制的瓦解以及轴心期私有制的成熟,它加剧了人类社会内部食物分配的激烈竞争,从而促发了人类个体精神生命的觉醒。中国文明正是在对食物匮乏与分配的持续应战中,创造出其以生命伦理学为本体内涵的中国诗性文化。从原始形态的角度,汉语中“诗”的本源即甲骨文中的“寺”,这是中国文明最古老的食物分配制度,其本质特征可归结为非对象化与非主体化,所以它正是反对私有制进程的历史产物。当然,与现代文明中的反异化思潮根本不同,它是一种回归诗性智慧的精神奋斗。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根本秘密正在于中国诗学之中。

再论中国古代应用文审美特征形成的原因

中国古代应用文具有明显的审美特征。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1、传统哲学本体论观念的模糊导致了古代文人认识上的模糊;2、古人的“诗性思维”和中国古代诗歌的绝对地位,影响到其它文体的分类和定性,进而影响到对应用文特点的把握;3、“尚用”的观念和“美文”的传统并存,导致应用文写作、欣赏和评价的审美化;4、古人对应用文缺乏宏观的理论认识,导致应用文观念的模糊;5、语言上的哲学文化传统和古代文章对应用文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有强大的影响力,使应用文语言具有一贯的形式美;6、古代社会体制的性质和人际关系,对应用文写作有特殊的要求,从而使“美”成为应用文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论但丁的“诗性的善”

关于但丁由失恋成就新生、由悲剧成全喜剧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尽管如此,仍需要对但丁的爱、善、德、治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以揭示天才诗人的深意。从但丁的《新生》和《神曲》中,我们看到了宣扬诗性的善的意图,这使爱和道德得以在意大利广泛传播;但丁向人们发出了道德告诫:只有接纳超乎肉欲和贪婪的道德的善,才能获得政治的清明;同样,只有获得政治清明的意大利新人,才能够开天辟地,建立起向往已久的、能够给自己带来福祉的人间天国。

真善美:从诗的主题到诗的创造——论莎士比亚的诗歌美学观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包含了两个真善美的结合体。从微观上看,传统莎学认为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所呈献的对象即青年男子实际上是实体化了的真善美的概念,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的“美”、顺应自然将由美延续的“善”和忠诚真实的“真”等三重品格于一身,构成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核心主题。从宏观上看,莎士比亚认为“美”是诗歌灵感之源和诗歌的主题,坚持诗与美结合以诗延续美的诗人之“善”,竭力实现真诚地审美真实地表现美的诗人之“真”,真善美三者结合渗透了诗人的整个诗歌创作过程。这两个真善美的结合体相互渗透,体现了莎士比亚的诗歌美学观,并成为他重要的诗歌成就。

试论孟子的生命诗性乐境论

孔子开创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并开启了儒家美学中的生命诗性乐境论,即个体生命完满实现"仁"时所生成的诗性境界。孟子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他继承孔子的生命诗性乐境理论,从"善、信、美、大、圣、神"六个层面,层层递进地进行论述和深化,从而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大地》的“史”性和“诗”性

1938年,赛珍珠因《大地》三部曲"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而荣获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在《大地》第一部中,"史"性和"诗"性的特质得到了充分展现,"史"性使其拥有厚重的内容,"诗"性使其具备艺术魅力,二者的共同构成使作品获得持久生命力的"真实"性。

诗情如涛 精品如珠——读杜克强《听涛吟稿》几点感受

《听涛吟稿》是一本给人以厚重感的诗集。它的许多诗作大气与微抒情浑然融合,有的甚至臻于化境;许多诗作表现出关注现实社会的襟怀,富有政治激情;许多诗作颇有历史质感,却没有把诗写成历史;许多诗作虽是私人化的书写,却洋溢着当下社会稀缺的人文关怀。

探析《白轮船》的二元世界

艾特玛托夫认为人对自然态度的好坏是善恶的判断标准。本文拟从现实世界与自然世界鲜明的二元对立来阐释作者寓意在作品中人性应向善的旨意,人性的美好本该如同纯真的自然世界,人该是诗意地栖居于大地。

论审美教育与诗意生活

人总是希望一切圆满,但人生却充满遗憾与悔悟,说明人的选择存在诸多迷误,这是由于审美精神的式微导致的人生价值错位、选择不当造成的。要使人作出有价值的人生选择,当然要靠教育,特别是审美教育。只有审美教育造就的审美理性,才能使人知道什么是自己需要的,不再陷于本能的"想要"的懵懂,最终选择并创造自己真正需要的生活,达到诗意的栖居。

哲学与诗学的冲突和融合——董仲舒诗学观探微

诗三百在董仲舒阐述春秋大义的过程中主要发挥“达意”、“正言”的作用。基于此,董仲舒提出“以诗为天下法”的诗学观点,但在“知天”的问题上拒斥了诗和诗人,主张“知天,诗人之所难也”。同时,《诗》、《春秋》在董仲舒阐释哲学的过程中面临着共同的困境,由此提出“诗无达诂”、“春秋无达辞”等理论命题。在现实政治的情境中,“知天”的问题非但是诗人所难,董仲舒本人也是难以把握的。

硬与冷背后的温情——析鲁迅儿童视角作品的美感特征

鲁迅的儿童视角作品对中国现代儿童本位观的确立,以及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些作品中,鲁迅将儿童的游戏天性作为重要的表现内容,体现出儿童视角中的善与成人视角中的真双重审美特征,并呈现出纯真的诗性意蕴,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作出开拓性贡献。

论布莱克《天真之歌》的天真

布莱克的《一切宗教归一》、《没有自然宗教》和《天真之歌》是创作于同一时期的作品。布莱克认为一切事物的本质是“诗性”(PoeticGenius)。诗性之所在即是本真之境。如果能超越官能的感官的束缚,就能认识本真的诗性。布莱克的这些思想自觉不自觉地渗入了《天真之歌》的创作,并且在《天真之歌》里布莱克进一步表明“天真”是超越官能的感官束缚的关键,这样就赋予了天真以深刻的内涵。《天真之歌》所表现出来的天真是一种智慧的天真,它本身所意味着的是一种深刻的力量。

白话书写的音乐性实验:鲁迅的《野草》和《好的故事》

本文通过分析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好的故事》中的韵律,论述了鲁迅梦想通过散文诗为白话创造一种新的音乐的原因和过程。鲁迅以波德莱尔式的散文诗作为自己语言创造的起点,在《好的故事》中营造了一个将诗的音乐融入白话的自由空间,为白话诗学的建构提供了一种方案。

一次伟大的诗歌行动——海子的《太阳,你是父亲的好女儿》解读

海子以创造出"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为诗学理想,不断实践着"伟大的诗歌行动"。《太阳,你是父亲的好女儿》一诗以诗体小说的独特形式在篇幅、内容和情感表达程度上从一般的叙事诗中脱颖而出,在高扬理想主义的"大诗"中深情咏唱。此外,在这部作品中以爱情为主的人物意象与以理想为主的事物意象融为一体,海子将"太阳"设为"女儿"这一角色,用"女儿"指称太阳,赋予太阳以新的意义。诗人生命本体能量的涨出以及语言极大的密度和质量导致了海子诗歌语言的狂欢化特征。

六朝五言诗句法、结构、诗境新论——“圆美流转”境界的追求

六朝五言诗发展方方面面无不体现出对"圆美流转"的追求。沿着"圆美流转"这条主线,追溯六朝五言诗艺术形式的发展过程,有关六朝五言诗声音格律的演变,时贤已多有高论,省略不谈,而将注意力转向句法和结构两方面。句法研究着重勾勒对偶联的滥觞、诞生、发展过程,分析各种简单和复杂对偶联的特征,以及联中用典和倒装所产生的特殊审美效果。结构研究则力图揭示六朝诗人如何在汉代古诗的基础上创造出三重、四重、迭加、线性等诗篇结构。结语将探究这些句法和结构的创新如何帮助营造一种独特的、"圆美流转"的诗境。由于六朝诗坛作品卷帙浩繁,无法全面铺开讨论,集中细读了曹植、陶渊明、谢灵运、谢朓四位诗人的作品,借以揭示六朝五言诗句法、结构、诗境三方面演变的过程。

中国传统诗性正义与悲剧的缺乏

在中国传统社会,悲剧缺乏的现象与诗性正义密切相关。在诗性正义的思维模式中,悲剧内容不利于人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悲剧情感无益于人们修身养性;根据人们行为的模仿性,悲剧不能被用作道德教化的手段,只有宣扬善恶报应的正剧才能被用以道德教化。在传统诗性正义的思想观念下,文人具有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意识,创作正剧用以劝惩,读者、观众习惯了福善祸淫的情节和结局,悲剧得不到人们价值观、情感的认同和接受。诗性正义深刻影响传统文学的面貌,也深刻影响传统社会。

香港现代主义思潮的政治意涵——以《好望角》为中心的讨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现代主义思潮切入现实政治的思想路径与四十年代平津地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化建国方案在理论层面具有相似性,《好望角》作为该思潮后期代表性刊物,延续了昆南、马朗等人以现代主义重构民族文化的意图与策略,尤具典型意义,其核心人物李英豪与九叶诗人袁可嘉在理论上师出同源,这使得他们在面对何为现代与何为现实等理论问题时,逻辑相似,且建构出相近的“民主诗学”体系,而现代主义理论的高度抽象性也为其设置了相同的障碍,即无法将这一民主体系化为实践。七十年代中后期叶维廉关于“中国诗学”的持续思考,既是这两支内蕴政治诉求的中国现代主义思潮的衔接与延伸,亦再一次证明了其寄身于文化层面的局限性。

“中华好诗词”音讹集正

我国古典诗词中存在一种既可平读、亦可仄读的"两读"现象,河北电视台季播节目"中华好诗词"在这类读音上出现不少误讹。为减少因电视传播而造成的以讹传讹,应该谨对其作些集中性之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