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文化:人类诗意栖居的生活样态

文化是人类对人自身、人的关系、人的对象的规定性,当然也是对人的生活的规定性,即人们对生活的价值判断和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因此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样态。这取决于作为文化内核的价值理念,形成什么样的价值理念,就会作出相应的价值判断,明确相应的人生目标,选择相应的生活方式。文化具有实践性,人和人的集合体接受什么样的文化,就会确立相应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准则、实现路径,然后付诸实践,呈现为外在的生活样态。不同文明形态的人类生活都存在世俗生活和理想生活两种样态,人们所追求的“诗意栖居”,由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优秀文化所规定,是人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充分发展,人类进入自由创造状态的生活方式,在实际生活中只能是超越现实功利的审美文化的实践结果。

感性体验与理性评判的合一——谈罗振亚的诗歌研究

罗振亚在诗歌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他善于将史与论结合起来,通过历史的考察与理论的阐释发掘研究对象的价值与局限;善于运用客观辩证的态度分析研究对象,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发现研究对象的个性差异;善于将情感体验融入诗歌分析之中,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形成了融感性体验与理性评判为一体的研究风格。

独立写作与诗性判断——李元胜诗歌简论

在时下的诗歌创作中,重庆诗人李元胜的作品显示着独特的审美质素,这根源于他独立的写作意识以及由这种意识深化而成的独特的存在意识。他追求的诗性判断凭借直觉的心理能力以及与对象的和谐关系而得以实现。他的诗歌已得到诗界普遍的关注和认同,对此进行分析研究,揭示其中隐含的诗歌精神和价值取向,对混乱无序的诗坛,对迷茫游移的诗写者,也许不无启示。

文体自觉的诗美沉淀——何其芳早期创作中的人格价值

何其芳前后期的创作有着不同的价值倾向,延安整风运动前后他的文学活动又有着创作与研究之别,人们因此常常见出他文学生命中的断裂性和失衡性,忽视了他在种种变化中的内在的一致性。其实,何其芳在早期创作中显现的文体自觉意识,是他一生文学活动的原点,造就了他根深蒂固的诗性人格,并在此后动荡复杂的社会变迁中一以贯之,始终坚持对社会现象和文学问题进行诗性判断,维护着文学的本质与尊严,最终为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胡塞尔论语言的逻辑性在隐喻中的起源

胡塞尔把逻辑判断的起源追溯到前谓词直观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由此带给逻辑判断形式以生命活力,突破了传统逻辑的那种僵化的理解,打破了西方两千余年占统治地位的实体主义的逻辑偏见,为原始思维、神话思维、艺术思维提供了更广阔的逻辑空间。然而,他出于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狭隘偏见,试图把一切诗性话语全部塞入“纯粹逻辑”的先验框架之中,以建立一门无所不包的“严格科学的哲学”,这就把逻辑形式的真正起源屏蔽掉了。在他那里,没有什么逻辑判断的起源,只有逻辑判断的前谓词阶段和谓词阶段所构成的“谱系”,因此语言、经验直观、诗归根结底也是逻辑,逻各斯的非逻辑含义被遮蔽了,活的隐喻被闷死了。纯粹逻辑是从语言中发展出来的,在隐喻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逻辑要素,而是诗性要素,语言起源于诗,而不是起源于逻辑。胡塞尔架空语言,一心要把非逻辑的东西都归于逻辑,无法真正解决逻辑的起源问题。但他提出的逻辑谱系学所暗示的恰好是:逻辑最初是语言中的非逻辑因素由于其自否定而形成起来的。

牛汉:“向阳湖”诗意与“潜在写作”

1969年至1974年间,牛汉在“向阳湖”的文化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和思想改造。在此,诗人不仅亲历了农村自然风光蕴育的诗情画意,而且感受到淳朴农民身上饱含的深情厚谊,心灵得到大自然的熏陶和情感上的慰藉。诗人独特的审美眼光和豁达的个性促成他对“向阳湖”作出“诗意的裁判”,并以“咀嚼苦难,反刍人生”的方式创造着诗意。在“向阳湖”的日子里,诗人努发掘生活与生命之美,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与诗歌守望相助,致力于“潜在写作”,其“归来”后的创作成就引人注目,为他迎来了人生和诗歌的第二个春天。

诗意启蒙的历程——电影《天上的恋人》和《小裁缝》之比较

《天上的恋人》和《小裁缝》这两部爱情故事影片 ,挖掘了不同时期开启文化蒙昧的故事 ,用各自的风格倡导诗意启蒙。两部影片中始终有一批跳跃在过去、自然和青春之中的青年男女形象 ,在爱和诗意启蒙之中交织着年轻的冲动和无畏的理想。本文从影片《天上的恋人》和《小裁缝》这两部电影所采用的表现手法、布景道具、爱情故事和故事结局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两部电影都表现了主人公的诗意启蒙历程 ,导演通过电影的感染力 ,揭示了同是诗意启蒙主题在不同年代的不同形式和风格 ,追寻其历史。

文学、历史与“看见”:“诗意的裁判”的可能和限度——论贾平凹《山本》的叙事艺术

贾平凹长篇小说创作从题材、主题到叙事手法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文章通过探讨贾平凹最新长篇《山本》的叙事艺术,揭示了贾平凹民间立场的历史叙事的最新特色,并把贾平凹的这种历史叙事的创新置于中国当代乃至历史上的文学叙事视域中去考量,力求彰显贾平凹民间立场的历史叙事的价值和限度。

对林语堂“智慧”的认知

林语堂的双语写作,格言警句频出,不因时地而辉煌,也不因时地而毁灭,任何时候都有生命力;他对人生抱着一种从容达观的态度,把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自由关系,作为构建理想社会的基础,从而达到诗意人生的境界;在幽默审美风格的建构中,性灵、闲适又为林语堂的散文涂抹上的个性色彩,渗透着自由解放和趣味追求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