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璠诗学与盛唐诗风

殷璠《河岳英灵集》一书以盛唐人的手眼选评盛唐诗歌,在反映时代风貌上实具有特殊鲜活的性能。其以"三来"、"四体"为诗论总纲,将"风骨"、"兴象"、"声律"以及"词秀调雅"、"思苦语奇"诸要素相贯串,构建起以生命本真之"神"为统摄的"风骨"与"声律"兼备、"既多兴象,复备风骨"的诗歌理念和"既闲新声,复晓古调,文质半取,风骚两挟"的诗学目标,不仅较完整地把握住盛唐时代的美学好尚和盛唐诗歌的气象风貌,亦初步揭示出唐人"以复古为通变"的创作路径,为唐诗的盛兴找到了其文学承传上的重要根据。

清代论诗诗的新貌

论诗诗发展到清代大为兴盛,清人在杜甫和元好问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多有新创,形成了多彩多姿的风貌。前者如论诗话、论闺秀、论域外,后者如诗加注文和诗加序文。这些新拓展,对扩大论诗诗的内涵,弥补其形式上的不足,皆有重要意义。

杨宪益翻译诗学思想研究

立足翻译研究文化学派关于翻译诗学的界定,分析杨宪益的中国典籍文献英译实践,从"可译性"的哲学思考、翻译的文化保真、翻译的读者观照和译文标准——"惟信惟真"等四个方面展开杨宪益翻译诗学思想的剖析,力争在翻译文字的吉光片羽中梳理、提炼出杨宪益秉持的翻译理念,为构建具有中国风范、中国气韵的中国翻译思想体系提供典型样本。

元好问雅正自然的诗学观

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中,对“自然”这一审美艺术形式进行了细致的阐述,充分体现了儒道思想的融会贯通与古典艺术所遵从的和谐雅正的美学宗旨。

海明威语言风格与中西美学

海明威语言风格体现了他非理性主义的审美取向，反映西方当代语言哲学的文化反思，与西方美学的转变和西方文学语言更新同步暗合。海明威对语言诗性智慧的开掘，与中国古代语言观、中国古典美学遥相呼应，透露出中西美学彼此沟通、趋向融合的信息。

周弼及其《三体唐诗》的诗学观

《三体唐诗》是南宋周弼编选的一部唐诗选本。在该书和自著诗文中,周弼对诗歌本体论、情景论、结构论、辨体论、声律论以及用事、咏物等进行了探讨。这些诗学观点大多针对诗坛流弊而发,在后世亦产生了较大影响。

杨万里易学与诗学

杨万里之易学注重阐明儒理,又于义理中参证史事,强调对人事的思考和天理的体悟。他认为易道之发扬关键在于圣人,因为圣人心性贞正、不变而常,故能取法天地,沟通天人,将天地之神聚于一心。进而,杨万里将此圣人感应天地,体悟易道之法应用到诗歌创作当中来,形成了其"兴上"论中独特的感应观念,他通过对《咸》卦的体悟,主张在感应过程中"无思"而"虚照",强调心的重要作用。在此体悟之上,杨万里融合了苏轼和吕本中的诗法理论,另辟蹊径形成了其既注重对法本身的了悟,又重视直触万物的诗法论和通变观。

儿童哲学与儿童文学关系的再认识——以马修斯的“儿童哲学”为视角

儿童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儿童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由于对儿童哲学内涵理解的不同致使儿童哲学与儿童文学的关系也比较模糊。马修斯的儿童哲学观中蕴含了广义儿童哲学的三层内涵——儿童的哲学、儿童的哲学教育以及童年哲学。从这三个层面的儿童哲学来看,童年哲学是儿童文学的立足点,儿童的哲学教育是儿童文学的教育内容,儿童的哲学是儿童文学的内在气质。

李白杜甫之论诗诗论略

在我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语史上,以诗论诗这一形式为李白、杜甫所首创。李、杜的论诗诗虽然传世不多,但却不仅以其特殊的形式,也以其丰富深刻的内容所反映出的诸多独特的文学思想对后世产生着极大的影响。本文旨在探讨李、杜论诗诗中蕴涵着的文学观、文学批评观、创作观等,并比较其异同,进而追寻其形成异同的原因,以认识李、杜论诗诗的价值。

班固阴阳五行思想论析

在东汉儒家经典谶纬化解说的大背景下,班固粉饰新朝与西汉的血脉接续关系,运用的理论就是已经完全成熟的阴阳五行学说。班固运用阴阳五行学说要解决三个问题:论证刘氏政权是上承尧后和正统嫡系之运,借阴阳五行的灾异感应现象以警示东汉政治施行王道,借齐诗的阴阳五行注经方法评论汉朝后宫干政引发外戚夺权的乱象。其目的是为了宣扬汉德、匡正汉主和挽救时弊。

从上博简孔子言论看孔子“君子观”

"君子"是儒家的重要概念,在先秦时期的儒家典籍中频繁出现。近年来,随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公布,一些关于孔子言论的重要儒家文献相继问世,经将上博简孔子诗论和政论两方面言论与《论语》《礼记》等传世文献参照、对读,不仅使传统的孔子"君子观"得到很好的诠释,而且还能发现前所未见的崭新内涵,对于全面、深入研究孔子"君子观"具有较强的发覆、补苴之功用。

诗语的言说——大江健三郎的文体策略和文体观

大江文学的晦涩难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文体造成的。然而 ,许多研究者对大江的文体缺乏全方位的把握 ,从而导致了对大江文学的文体策略缺乏足够的认识。对大江来说 ,新的文学的产生就意味着新的文体的创造。大江探索新的表现形式的背后 ,是其强烈的语言意识 。

翁显良先生的译诗观

翁显良是诗歌翻译仿译派的代表人物,对古诗英译有其独到的见解。在他不朽的译诗作品和文论中,始终如一地贯穿着这一翻译理念:译诗关键在于"再现意象"、"改创声律"。

文化诗学:理论、方法及局限

为在中国语境中合理地提出文化诗学的理论与方法,我们需要对这种来自西方的批评方法进行追根溯源的认识和理解。文化诗学有其启发性意义,也有其局限。这为我们改造它、完善它,从而提出适合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诗学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冯友兰的文艺本体论

哲学与诗学如同脉之水,二者虽分支不同却有着内在精神的互通。冯友兰站在哲学的高度对文艺予以提撕剖析,使文艺的阐释具备了哲学的深度,形成了他独特的哲性诗学观。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一座重镇,冯友兰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在对文艺本体的追问过程中体现出对儒家道统的继承。但其对文艺作品的本然样子、技进于道,以及对"道"内涵的丰富与延伸等饱含哲思的阐发,使他的诗学观让人耳目一新。

略论词人潘阆的功名观

潘阆的诗词作品在北宋已颇有名气,但今人对潘阆的研究甚少。他仰慕高洁、狂放不羁,却又心存功名、难绝尘想。从其诗词作品入手,揭示出潘阆充满矛盾的功名思想,由此论及潘阆在词史上的贡献。

浅探《摩罗诗力说》之诗学思想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留日时期大力倡导文艺运动的一篇重要诗论,也是他对以拜伦为"宗主"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开拓性论著。本文章中,鲁迅以宏大的气魄、深邃的眼光,对19世纪上半期磅礴于英、俄、波、匈等国的"摩罗诗力"与中国传统的诗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开创了我国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新领域。

近期中西诗学体系比较研究的新进展

现代意义的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其在建立之初,就是中西方学术融合的产物。20世纪比较诗学的发展,推动学者在比较视域下重建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蔡宗齐《比较诗学结构》将中西方诗学的宏观结构加以整体的比较,并由此建构出一个与西方文论相对的中国古代文论体系,表现出极为宏大和开阔的学术气象;具体的个案研究又以鞭辟入里、曲折切当而见长,为理论建构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并且在比较视野下,从和谐过程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论,由此对传统文论的发展作出了新的富于活力的阐释。它是作者多年来对中西方文论研精覃思的成果,也代表了近期比较诗学研究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新进展。

朝露与戏剧:中、英诗歌中的人生比喻及其诗学与文化意义

"朝露"与"戏剧"是中英诗歌中常用的人生比喻。它们分别体现了中英诗歌的某些基本特征,如前者注重自然感发,后者强调人为制作;前者采用抒情诗体式,后者则依赖戏剧结构。在文化上,它们揭示了中西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朝露人生观向往天人合一,戏剧人生观则力求模仿理念或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