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20年中国散文诗的审美追求

新世纪20年中国文学创作已成为重要的学术议题。散文诗作为新文体在中国历经百年的探索积累,终有一些崭新的审美要素发生,逐渐树立了文体品质和自信。近20年来,散文诗通过修辞能力激增、题材扩容、民族特质的显现以及对真正强力精神结构的召唤,反映现代社会的多重文化特征和心理症候,呈现国人生活经验和精神世界的芜杂、微妙。重审散文诗创作得失,意在反思当前诗歌创作的整体情况,为散文诗创作寻找可供转化的精神和形式资源。

宫崎骏动画艺术的人文情怀与诗意追求

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是将动画艺术上升到人文高度的思想者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宫崎骏就已经实现了动画电影在形式上的突破,并奠定了作为动画电影大师不可动摇的地位。他将对人生与世界,对至真至诚的人性的探索,融入于一个个神奇瑰丽的想象世界,带给了观众无穷的审美愉悦及人文思考。

市场中国个人化写作的演变

市场中国的个人化叙事起初有诗性方向,后来被现实生存的反诗性冲动所扭转,它们不断排除宏大历史并降低人性高度,由最初对抗理性思考而坠落至对生命自由的歪曲,个人生存被简单等同于不为历史承担责任的庸常生活,以至演变成一种伪个人化的类型化公共写作。

忠实对等,形神兼求:诗歌翻译的理想原则——兼析李正栓诗歌翻译实践

诗歌翻译标准众多，原则纷繁。有重神似者，有重形似者，有信达雅，有信达切，有信达优，也有传神达意等原则与标准。国外译界也有各种各样的翻译理论与原则，这些理论对我国译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我们认为，忠实原文，对等表达，力求形神兼备，是诗歌翻译应该遵守的一条简便易行、容易操作的原则。

“以文为诗”与诗界革命的诗学追求

晚清诗界革命采取"以文为诗"的诗学策略,解构传统格律诗体,重建自由的新诗体。通过口语、新名词介入诗歌,消解格律诗的节律及文体形式,实现诗歌结构的嬗变与功能的转换。这一诗学策略启发了胡适等白话新诗人对现代诗歌自由体式的建设与发扬,进而形成了20世纪以降占据诗坛主流地位的"现代自由体"诗。

文治与风雅——清高宗的个人趣味与乾隆朝文化、文学

虽然清高宗留下的庞大诗文集足以使他跻身于历史上最高产的诗人之列,但学界至今还很少认真对待高宗的文学创作,更不要说将乾隆朝的文学风气与高宗的文艺趣味联系起来考虑。而一旦由此考察,便会感觉到乾隆朝文学的走向和高宗的文治方略乃至个人趣味紧密相关。这位皇帝涉足文学活动之深入,历代帝王鲜有其比。这样,考察高宗的文治与乾隆朝的文化环境、高宗个人趣味与官方文艺思想的导向,就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乾隆朝诗学的趋向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视角。

闻一多与徐志摩的关系及其诗学追求的比较

徐志摩和闻一多同倡新诗格律化,但其创格追求却并不完全相同。闻一多强调整齐字句是调合的音节必然产生出来的现象,徐志摩则强调诗感跳动和血脉流转构成诗形。徐志摩诗作没有闻一多严谨,但诗却和音节波动互为因果。徐诗轻灵而不失自然,闻诗沉郁却也蕴藉,都是复杂的金银盾。闻一多对徐志摩之死失语的表象背后,是因诗学追求之差异而有所攻讦。徐志摩所爱者是移情别恋、罔顾道德和舆论、追求自由与美的女性。闻一多所爱者则是祖国和人民,为了人民自由和美好,甘愿赴汤蹈火,面对手枪毫不畏惧。虽然两人最终都为自己的追求献出生命,但徐志摩之死留给后人无尽话题和唏嘘,闻一多的牺牲则让人永远赞颂和铭记。

鲁迅与周作人新诗比较

周氏兄弟都积极地从事过新诗的创作,都为草创期的"五四"诗坛做出了不易的贡献。二人新诗创作数量虽不多,时间也不长,但却引领了新诗的发展方向。

对真实的担当与重建汉语诗歌精神——于坚诗歌理论两题

于坚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在长诗《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中,于坚借对乌鸦的重新“命名”这一诗学事件,呈现了诗人的两难境遇:对“真实”的追寻与面对“真实”的诗学压力,表现出了要承担“真实”的诗学勇气和诗学自觉。在随笔集《棕皮手记》涉及诗学的篇章中,于坚把这种担当具体为重建汉语诗歌精神的追求。

论厉鹗的山水诗

山水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一朵奇葩,至清代再次焕发出夺目的光彩。清代中期重要诗派———浙派的领袖人物厉鹗可称是清代最有成就的山水诗人之一,而且就题材及艺术技巧上来说也对山水诗这一传统题材有所开拓和深化。同时,厉鹗的山水诗突出地体现了"浙派"人士的人格取向、诗学好尚和审美追求,这几种因素是互为因果和互相渗透的。

王维对人生价值和生存方式的独特追求

王维在诗作中表现了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并促使其不断反思自我的生存价值和人生追求。这种反思使王维在充分认识到朝政的黑暗和自我政治才干的平凡后放弃了时人所崇尚的建功立业等儒家传统价值观,而选择了亦官亦隐的独特生活方式,在蓝田辋川的自然山水、田园风情和诗画园林艺术以及佛教信仰中追求心灵的自由解脱,并成就了其山水田园诗的非凡成就。王维开创的诗意栖居模式与其卓越的山水田园诗一起成为抚慰尘世间困顿灵魂的绝佳安慰剂,并赢得了后世的持久仰慕。

“窥探中国心灵的幽情壮采”——宗白华形上诗学建构中的“民族根性”

在创新实践中,宗白华遵循兼具西方“理智”精神和中华传统的“元学”精神的理路建构起他系统化而深具民族根性的形上诗学大厦:从论述艺术主体、艺术文本、接受者与世界(“道”)之间的关系中将生命的广大境界和宇宙的奥境统一于其独特的美学感悟。宗白华形上诗学体系的内在精神充分体现出宗先生对中华学术千百年来寻觅宇宙人生奥秘之“道”的穿透性领悟。

论梁宗岱诗学批评“真的追寻”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梁宗岱是有着鲜明个性的诗学批评家:诗人的敏感、重文采,评论家的理性与逻辑的严明,熔铸在梁宗岱的批评文字之中。梁宗岱的批评执着于"真的追寻"。"较真儿"体现出他的批评个性:重视文章中字、词、句甚至文法、结构的批评,强调文章表达要"中肯"与"确当"。梁宗岱的这类批评有的放矢,针对性强,尖锐,不留情面;梁宗岱有诗人的气质,在其诗性批评中彰显浪漫与理想情愫,有强烈生命意识及情感张力,追求艺术恒久价值,这恰是我们今天多元文学批评时代所缺乏的。

广告文案的美学追求和诗化功能

文化语境的改变,使广告文案的要素趋于简化,而传播方式又为广告的诗情画境提供了条件,从而使得建立在诗性思维基础上的广告获得更大的艺术表现空间。广告文案的注入情感令消费者忘不了、丢不开;创设画境使消费者获愉悦、添亲和;而借用诗歌的艺术技巧也让消费者生快感、发共鸣。这都是广告人将美学追求融入广告的结果。

中国山水画的文人血统

本文通过把握中国山水画品评标准中画格与人格的关联来观照中国山水画的文人化进程,并通过考察中国山水画创作对形与意的诗化追求、书法入画等特征来阐明中国山水画独特的文人品性与精神特质。

诗意的追求:教学评价的现实呼唤

教学评价要有对诗意的超越性追求,这既是教学评价的现实呼唤,也是教学评价的最高境界。诗意的追求旨在教学评价过程中关注学生丰富的、完整的内在情感体验,重视学生美的发现和生成,以及给予学生生命成长的自由空间。

巧思妙语谱华章——评刘铁群教授的《广西现当代散文史》

刘铁群教授的《广西现当代散文史》是一部研究区域散文史的杰作。该书具有鲜明的历史意识,受其影响形成纵横交织的著作架构。作者追求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格,无论是剖析研究对象的得失、阐释文学现象的成因,还是对散文文本进行细读、解析,抑或是进行比较研究,均凸显出科学性、客观性特征。语言方面,该书概括研究对象的特点时用语精炼、比喻形象,行文中的语言则生动形象、意象纷呈,凸显出作者对语言的诗性追求。

论萧颖士、李华的诗序

萧颖士与李华齐名,他们力追古道,变革文体,是盛唐向中唐过渡的重要文人,也是诗序变革的关键性人物。萧颖士诗序多表现盛世景象,歌咏盛世情怀,与他没有充分体味时世苦难有关;李华是古文家,有复古文化观念,其诗序描写形象生动,朴实无华,流畅自然,情感深厚,有些诗与序相互映照、互相补充,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

阎志抒情诗的情怀与审美追寻——从诗集《时间之诗》出发

阎志的诗作以自己独特的生存体验为基础,用真挚的感受集中抒写了诗人灵魂颤动、思想火花与对诗美的追寻,既有大企业家敢于担当的家国情怀,又跳动着一颗诗人的悲悯之心。阎志对大自然始终抱有敬畏、挚爱之心,生态情怀一直充溢其诗歌创作的始终,这本诗集更是融入现代审美情趣,进入了一种虚静、空灵、澄明、通达的美学境界。诗人在意象的经营上下过很深的功夫,擅长从生活的感悟中捕捉意象,营造诗美的意境世界,艺术地处理自己的情感空间,赋予诗歌以丰沛的情感和深刻的内涵。

消费主义文化下的诗性追求——论杰克·伦敦笔下的马丁·伊登

以消费主义文化为视角,对杰克·伦敦塑造的小说主人公马丁·伊登进行新的解读,着重探析马丁的诗性追求与消费文化的冲突。马丁对文学和爱情的诗性追求在消费文化中被异化和消解,而他的生命归宿则喻示着诗性追求对消费文化的抗争。在当今消费主义文化蔓延的语境下,对这一命题的思索具有当代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