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空间诗学视角下的城市公园场所营造

公园作为城市绿色开放空间,是市民亲近自然和放松身心的疗愈场所。在科技数字化世界快速发展过程中,城市公园空间的“同质化”和“碎片化”现象日益严重,如何以“诗性化”和“个性化”为核心,构建“诗情画意”和“个性魅力”的城市公园景观场所,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从空间诗学的视角来审视和思考景观,通过空间诗学中的诗性空间与诗性场所精神的理念为切入点,并结合上海松江方塔园的实践案例进行解析,以此来探讨“诗意”在城市公园中的“场所意象”营造策略。这不仅是对城市公园单纯地环境提升,更多地是希望用诗学的场所营造来创造更多的生态价值,探寻出一条耐久重用性的持续设计之道。

论巫、瞽史口述与《左传》的诗性特征

巫、瞽史一体的职官传统,使“史”与“诗”在三代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和同步性。巫、瞽史口述的历史是《左传》的早期史料来源;巫、瞽史口述的方法为《左传》所继承,并发展成一种“史有诗笔”的表现方法;巫、瞽史独立的、批判性的话语权力,构成了贯穿于《左传》中的史诗精神,具体表现为天命意识和道德意识的统一。对巫、瞽史口述与《左传》诗性特征的关系研究,对我们进一步从诗学的角度解读周代经典文本,有着重要启示作用。

意象体系、文化意蕴与生命冲动 ——论海子诗歌意象的意蕴空间

海子在诗歌中建构起独树一帜的意象谱系,这些意象群体与海子的生命体验、诗歌理想和文化哲思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细读海子诗歌的基础上,按照意象本身的特质及演进过程将其划分为母本意象群、远方意象群、父本意象群;结合时代、历史、文化背景,在意象体系的对立演进过程中探究海子诗歌的文化意蕴,发掘海子贯穿其中的文化思考、文化使命和诗歌精神;展现出由意象体系构成的“内滋性的生命空间”,以及其中绵延着的生命冲动。

晚年心事与诗情勃发——论何其芳的写诗、译诗与编诗实践(1959—1977)

在何其芳疾病缠身、政治受挫的晚年,他毅然爆发无限的诗情,倡导建立中国现代的格律诗。他努力创作了一批新诗,同时还写就诸多的旧体诗,并更为积极地译诗与编选诗集。这些或公开或未公开的诗艺实践,集中展现了何其芳的晚年心事。在写诗与评诗、新诗与旧诗、新诗与民歌以及外文与译文之间的悖论,导致其内在缠绕着深刻的苦闷与焦虑。不过,在始终如一的革命政治追求下,何其芳力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虽然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在思想解放下整合独具特色的诗艺主张,彰显了诗人革命家坚定的生命理想与高度自觉的文化精神。

精神、技艺和语境——论中文创意写作视域下的新诗教育

创意写作课程是高校新诗写作教学的重要途径。新诗警惕陈词滥调,其语言精神与中文创意写作学科内在的创意本体意涵相契合,两者能形成建设性的理论互动。新诗写作教学应注重具体诗艺的传授,令学生深刻理解一首诗的诞生过程所包孕的创造性元素。诗艺并非教条,而是充盈课堂的介质。新诗写作教学应使学生在具体的审美陌生化体验中,领会语言精神和创意内涵。写作工坊模式为学生搭建了沉浸式的新诗读写语境。在此语境下,学生间的审美交往促使其自主地破除自我陈见,获取新的美感经验。

南方诗学的建构——兼论中国当代诗歌的“现代性”维度与“城市精神”书写

南方诗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现代性”维度的观照,这种“现代性”可以看作是一种“城市精神”的书写,就是召唤“现代人”的出场。这种以“现代人”的此在生存为基础的现代性和城市精神,是在近代以来从以广东为起点的南方在与西方现代国家的交往与对话中生长出来的。这种精神也迥异于中国传统诗学的精神。中国传统诗学是以士君子和士大夫为写作主体的抒情言志诗学,是贵族化或精英化的,而中国现代诗学,是以从南方发端而逐渐渗透到中国整个现代文学内部的以平民或市民大众为写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城市诗学,我们将其命名为南方诗学。这个“南方”不同于传统的江南或地理的南方,而是一种精神的南方,或者说新南方。这些年来,个人对“南方诗学”的建构,包括了关于“南方”概念的重新界定、“南方诗歌”群落的梳理、“南方精神”谱系脉络的观照,而后进入“南方诗学”的理论建构。这样一个诗学建构所生长出的诸种可能性及其思想和艺术的实验,也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更具现场性的理论资源与研究方法。

家园的理念:芒福德城市学的诗性精神

城市为人类渴望美好生活提供了空间。千禧年后世界经济的普遍发展,在历史上首次让全球绝大多数人口成为城市居民。随之而来的各种“城市”研究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新的焦点。在形形色色的城市学说中,刘易斯·芒福德的思想再次成为学术前沿。虽然对他的评价在其身前身后一直莫衷一是,但这些争议更多地表明当下城市学界的傲慢与偏见。如何从一系列相关争论和辨析中,深入领会和理解芒福德以“诗性精神”为基础构想“人类家园”伟大理念的意义所在,这已成为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与卡尔·马克思提出“改造世界”的畅想一样,芒福德基于“城市的作用在于改造人”的立场倡导创建“诗性城市”,呈现了广阔的文明史视野和生态学愿景。在根本上,一座城市的改变不仅意味着生活场所的改变,更意味着生存目的之改变。事实说明,芒福德充满人文情怀的思想遗产对当下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体性”与“风骨”:《文心雕龙》身体诗学论

在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之后,《文心雕龙》把文学创作视为作家血气、精神、情志等抒发表现的结果,认为作品优劣高下犹如人情之变。“苦虑劳情说”“为情造文说”的提出,将文章与人的形神、气血、五脏、六腑、脉韵贯通统一起来,赋予诗学以人的性格与精神气象。作为中国古代诗学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同样受到了“体验哲学”的影响。在刘勰类比性论述中,诗文有辞采风骨,人的身体对应有五官形骸。艺术作品是情性和文采的融合,这与身体是肉体与精神统一的观念相一致,发中国诗学借体论艺、以身论文之滥觞。

漫议人生美学

中国传统哲学根本指向是人生论,其哲学可谓人生论哲学,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就是人生美学(人生论美学),它是中华民族的美学。人生美学的兴趣不像哲学美学那样探索抽象的美是什么,也不像艺术哲学那样从抽象的哲学理念出发探讨所谓艺术的本质,更不像艺术心理学或艺术符号学专门从心理学美学或符号学美学的角度探讨艺术的种种特征;它的根本兴趣在说明美与人的关系,美与人的生命的关系,美与人的日常生活的关系,总之,美与人生的关系。人生论美学既热烈执着于人生又高逸超拔于人生的美学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神的诗性呈现。

诗歌地理的标识:“蒙古马”精神的隐喻——以远心诗集《我命中的枣红马》为例

在女诗人创作已经丰富多元的时代,诗人远心以极具辨识度的地域文化书写,走进了大众的视野。“蒙古马”作为远心诗歌叙述的一个重要支点,体现出了蒙古高原深厚的地域文化。“蒙古马”精神熔铸了诗人的历史文化情结、英雄崇拜情结、朴素的自然生存观以及对自我生命价值的思考。诗人力求通过经典意象打通自然与精神的通道,以艺术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文明反思和生态理想,探寻回归自然、回归生命本真的诗学追求。

汉唐“白虹贯日”解释范式之转变及其文化记忆

“白虹贯日”的解读几经范式演变。先民记录白虹贯日为自然天象,到战国时期视其为政治禁忌,汉代从伦理角度进行比附、影射,六朝时期因社会动荡而将其比附为政治兵象,再到唐朝对其进行诗性阐释。从先秦到唐,“白虹贯日”解读范式的转变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记忆与文学特征,其间它也逐渐与广泛流传的荆轲刺秦王故事相联系,呈现出不同的文化解读。在唐代诗人笔下,荆轲刺秦王、白虹贯日在精诚、复仇和壮志豪情等方面成为盛唐气象、“少年精神”的象征,体现了蓬勃时代的青春力量。然而,安史之乱后,皇权政治式微,白虹贯日再度成为禁忌。

现代心灵的诗意关怀——论方英文的散文

在中国当代散文创作中,方英文是一位佳作迭出、引人注目的作家。他的散文具有独特的个性与品格,显示了当代中国散文创作的扎实成绩。与当代其他散文作家相比,方英文的散文品格独特、不从俗流,笔致自由洒脱。他善于书写自己对社会人生、自然万物的体悟,从众生百态上升到天道人心,提炼出一种诗意,从而形成了对现代心灵的诗意关怀,让人们获得心灵的宁静和超越。他以充满善意的幽默,新颖精巧的比喻及优雅精准的“方氏”语言,形成了“独此一家”的诗意化表达。

革命精神的高扬:论怀安诗派的诗学探索和创作实践

怀安诗社是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史上成立的第一个古典诗社,具有较为典型的诗歌流派属性,其以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主要成员,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诗学观念和创作实践。总体来看,它传承了早期革命者的诗歌风格,基调昂扬并富有战斗精神,同时他们对传统诗歌中雅俗问题的探讨亦值得注意,在继承诗界革命和南社等革命诗派风格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此外,他们对诗教功能的承续与实践,对当时及后来的中国文坛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江南文化资源的类型及其阐释

明清以来形成的江南文化以诗性精神为内核,由物质文化资源、社会文化资源和审美文化资源构成,主要类型有古镇文化资源、农桑文化资源、饮食文化资源、都市文化资源、工业文化资源、运河文化资源、园林和戏曲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已经成为江南地区再发展的重要基础。对江南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梳理和价值研究,探索其在城市化和后现代社会背景下的生存与复活之路,是保护江南文化和传扬江南诗性精神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三大重建:新诗,二次革命与再次复兴

科学地总结中国新诗诞生以来的经验和考察新诗的现状就会发现,中国现代诗学正面临三大前沿问题:实现"精神大解放"以后的诗歌精神重建、实现"诗体大解放"以后的诗体重建和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的诗歌传播方式重建。新诗面临二次革命,以迎接新的复兴。三大前沿问题就是二次革命的内容,直接关系到新诗的兴衰。

当下网络诗歌对诗歌精神的建构与解构

网络诗歌以虚拟空间里的精神自由为旨归,张扬着众生和谐的人伦理想;以多维创作中人性的共鸣为目的,真实地呈现出人际关系的复杂样态;以诗作内容上的时代现实为内蕴,具体历史地传承着当下的道德伦理状态。同时,消费至上的欲望化写作、网络技术掩藏下的"无主体"特征、虚拟空间个性极端叛逆的精神内质,集中体现了网络诗歌对诗歌精神的无情解构。

黄节《诗学》考辨

《诗学》是黄节重要的学术论著,此前学界多认为该书出版于民国,程中山先生《黄节〈诗学〉的成书年代及其版本考略》一文首次确认了出版于清宣统二年(1910)的《诗学源流》为《诗学》之最早版本,廓清了学界长期以来的误解;但在版本对比分析上,颇多值得商榷之处。通过版本对比分析,不仅可以见出该书的修订倾向,更可从中管窥作者的诗学思想和批评精神,从而为全面研究《诗学》奠定基础。

论冰心、林徽因诗歌精神的现代性

冰心诗歌中潜在的浓烈、激越情感和睿智的理性精神,充分表现了女性的人格建构、自我认知和寻找真谛的精神活动,从中可以看出现代女性沉心静气、内敛情感、提炼经验、构造心智的努力。林徽因诗歌表现的美与智慧,在与外界的交流中感知自我,认证自我的存在,发现美的价值,做人生价值定位,以感情的真实和理性的智慧的交融,将人生价值追求和艺术审美追求完美契合,以女性生命觉醒和社会价值定位呈现了现代女性的精神成长。

酒象与诗魂——酒文化探微

酒,作为诗的一个意象,不但具有跨越时空、贯穿古今的活力,而且具有变幻无穷、不断出新的魔力。酒文化在诗中的意蕴千变万化,诗的意境和主题就千差万别。在诗中,饮量的大小、饮速的快慢、饮者的多少等因素直接决定着诗境的美学效果,诗人的情感起伏,诗情的格调定位。至于酒象在表达相思、送别、田园等主题时所产生的效力则更是气象万千,令人回味。多变的酒象铸造了不朽的诗魂。

国魂凝处是诗魂

从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基因"这点出发,在论述国魂的五个方面,即其核心是强烈的爱国主义,其"基因"是高超的文字语言,其感性体现是丰富动人的情感,其理性体现是开拓活跃的思维,其精髓是广博深刻的哲理的同时,论述了作文化"主脉"的诗歌不仅与国魂这五个方面密不可分,而且以极为动人的艺术形式凝聚着国魂的方方面面,这一凝聚就是诗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