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之风尚党”论

盛唐诗歌向来被视为中国诗歌的巅峰。李肇《国史补》对元和体的定位,以及对大历、贞元、元和诗风的概括,一向被人们视为经典性的切当的诗学结论,但对其"天宝之风尚党"的疑虑却置若罔闻。"尚党"即尚同,实际则谓盛唐诗歌的天宝时期存在着严重的雷同与模式化。如果从理想与精神的互同性、批判精神的互同性、表现形式与风格的异质同构三方面切入,"天宝之风尚党"这一惊世骇俗之论应当是符合实际的,它深入到后盛唐诗歌负面的实质。它使我们对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会有更全面深刻的把握。

遮蔽与凸显:从《忆昔》(二首)看杜甫对开天盛世的文学书写

由于世变而生成的追忆情节在杜甫的诗作中比比皆见,这些以追忆为主题的碎片化文本汇集起来就生成一种被印象化的人生态度。自天宝中期,杜诗中个人不如意的宣泄和发抒渐次被国事之忧怀所取代,自我命运与群体利益合流,个人遂居群体之下,杜甫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无比强烈。以闲情逸气为主题的作品不再是主流,儒者之杜甫已然确定,并一以贯之地延续到生命的终结。

边地大曲对开元天宝诗歌风格的影响

开元、天宝年间,大量诗歌谱入边地大曲传唱。边地大曲的传辞受乐曲特质影响和制约,多选用七言绝句的形式。这些诗作择韵响亮,选题刚健壮阔,情调苍凉悲慨,均体现出鲜明的边地大曲特色。边地大曲的诸多音乐要素共同作用,对盛唐诗风产生了影响。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研究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具体方式包括肯定钱氏文才、次韵作品、引用观点及编撰年谱等。朝鲜朝文人接受钱谦益的主要原因在于钱氏在文学和历史方面的成就与影响、对朝鲜古代作品的重视、为朝鲜朝文坛批判拟古派提供了依据以及钱谦益本身作为东林党人和性理学家的特点。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促进了朝鲜朝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抗战时期左翼诗人群的诗体探索

抗战左翼诗人群继承和发展了30年代中国诗歌会的诗歌理念,在诗歌大众化形式方面作了深入、广泛的尝试,其中最有成就的是朗诵诗和方言诗的探索,值得我们珍视和研究。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再探讨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是文宗本人的政治理想、对开元诗坛革新科举弊端举措的效法以及好古思想等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直接产物。这种押仄韵而不拘平仄粘对、"体格雅丽,意思遐远"之体并非前所未见之"变体",其最终所要追复的也并非本来意义上的"齐梁体",而是初盛唐以来祧体齐梁、声律未谐、风格清新典雅的应制和试诗之体。除却文宗个人因素以及试诗一体独特的体制渊源,这一独特体制的出现又是中晚唐诗坛齐梁体"声病"特征集中凸显、唐诗自身体制演进以及唐人对齐梁诗的持续体认尤其是古雅一体的重新发现的共同结果,具有独特的体制与风格内涵。

怀念吴贻弓导演

吴贻弓是中国20世纪后期杰出的电影导演、新时期上海电影的优秀管理者和新型企业家。他在电影艺术创新、电影体制改革、国际电影交流等各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对他在诗情电影风格的探索成就作出了较深入的论述,亦回忆了作者和他的学友往事和新时期电影探索的共同情谊,寄托了对吴贻弓导演永远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