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境视域下朱湘变通译法价值考——以《鲁拜集·希望》三个汉译版本的比较为例

翻译家朱湘主张以变通译法再现诗歌优美意境,译出许多诗味隽永的佳作,译诗鲁拜便是典范之一。以朱湘、胡适、郭沫若《鲁拜集·希望》汉译版本比较为例,分析朱湘如何匠心独运地再现原作的神韵与意境,提升译作的接受效果。对比发现,不同于胡适的自由意译和郭沫若的字面直译,朱湘以变通译境的方式,形神兼备地译活了原诗的神韵。其秘诀是以意境再现为宗旨,以意境的构造肌理为准则,根据中西文学的共性与差异进行变通,文质兼善地译出诗意盎然的意境。朱湘的变通译法将诗歌翻译的文学性、科学性和接受性融为一体,不仅为西诗汉译研究提供了重要路径,也为中国诗歌译介与传播提供了良好借鉴。

《文心雕龙》与朱湘译诗美学

朱湘汲取《文心雕龙》中的诗学元素,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译诗美学。就翻译目标而言,朱湘译诗肩负复兴中国诗学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就译诗本质而言,诗歌翻译并非“字义”的简单对换,而“意境”的整体再现,实现诗学效果的对等转换。就译诗路径而言,诗歌翻译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朱湘译诗美学集文学性、接受性、科学性于一体,无论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翻译体系,还是指导诗歌翻译实践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中国诗学“兴象”论

“兴象”是中国诗歌独特的意象类型 ,它受到中国诗学的普遍认同与推崇 ,一方面在于吻合中国人对诗性形象的设计和对某种特定审美趣味的追求。另一方面它更接近中国美学所强调的对“道”的体验 ,和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也更易展现个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意识。“兴象”在构“象”上、喻“兴”方式上都有自己的特点 ,并在审美上表现出情景交融、意在言外。

引发之象:中国艺术之生成方式

中国文化在理性化的过程中,发展出诗性思维,其特征在于将人文世界与自然世界看成一个整体。在此整体中,人所创造的符号与自然具有同样真实的意义,从而与西方文化强调符号世界与符号所表征的世界之间的距离相区别。正因为中国文化将符号世界与自然世界一视同仁地看待,由符号所构筑的"象"与自然之象之间才能够相互感发,这种相互感发的背后又正是那种万物一体的整体宇宙观。由此,与西方艺术关注真实(自然世界)与虚构(符号世界)之间的张力不同,中国艺术注重的是部分(实或象)与整体(虚或道)的关系,即强调通过有限的象引发出对宇宙人生的一种更广大的整体意识。

一个卓别林式的喜剧诗人——论西部诗怪李老乡

从喜剧的角度切入,探讨了西部诗人李老乡在中国新诗戏剧化中的地位和其作品的喜剧风格、表现方式、精神内涵、非常规化的语言特点及其影响,从而展现出当代西部诗歌多元性存在的一面。

论“迹”与“所以迹”:郭象本体论诗学

无论是《庄子注》抑或《庄子序》均非严格意义上的诗学著作,然而《庄子》本身的诗学特质和审美境界,以及郭象哲学体系中所蕴含的本体论诗学,在魏晋诗学发展中都具有重要意义。郭象以辨名析理的思辨方式,在否定"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基础上,以庄子所提出的"迹"与"所以迹"的现象—本体哲学为逻辑基点,以"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的经典诠释为理论核心,以客体的"自然""性分"、主体的"无为""坐忘"等哲学范畴为理论内涵,建构其本体论哲学体系;以"无心玄应"为审美发生,"寄言无言"为审美表现,"理至迹灭"为审美境界,"至乐无乐"为审美范例,建构其本体论诗学体系。这既是对《庄子》诗学的继承,也是一种扬弃与发展。

乡邦世族与晚清诗学传承——以湘社为例

以易顺鼎、程颂万为代表的湘社作家群,集中体现了乡邦世族在晚清诗学传承中的作用。世传家学是诗学传承的重要途径,并造就家族文学的思想底色;对本家族文学造诣的自豪感维系了传习文学技巧的热情,以及统一文风在家族代际禅替间的稳定;家庭独特的文化氛围,还会浸染进作家的创作个性。家族在文化圈子内和地方上的影响力,能帮助作家获取文化资源,掌握传播领域话语权,并促成第一读者给出正面的权威批评。女性文学的传承附庸于家族文学。

朱湘诗学(下)

朱湘诗学是现代诗学宝库中的一笔丰富遗产,为新诗"现代性"安置了一块"诗性的基石"。其内容主要有潜在的爱国诗学、显在的悲剧诗学、启蒙的精英诗学、完善的形式诗学、先在的传统诗学、融通的西方诗学和唯美的批评诗学。但诗学的偏至与不完善,批评的感性与单面化也是必须正视的问题。

张孝祥词学思想初探

张孝祥一直被视为辛派,但他与辛派是有区别的,表现在词学思想上就是明显的诗化和雅化倾向。诗化揭示了其词学思想之渊源,雅化则是其后学的发展趋势。

比较视野中的中西诗学——美藉学者陈世骧的中西诗学研究

对美藉华裔学者陈世骧的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可以立足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宏观方面,陈世骧通过中西文学尤其是诗歌传统的比较,认为中国文学乃是抒情传统,它迥异于西方的叙事传统;微观方面,陈世骧对中西诗论中的字词作了深入的辨析比较,俾助于人们认识中西诗学概念在文字表达上的异同。陈世骧的中西诗学研究,实际上并非宏微观绝然分割,而是两者有机地互为融合。通过剖析陈世骧的论著,能使读者充分认识中国诗学的抒情传统特色和中西诗学概念在文字上的异同表述,从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诗学的内涵及其特征。

说“气象”

本文从"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的《人间词话》中,拈出"气象"二字为探其本:首先,梳理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本原的气与气象的关系,呈现出气象特定的文化含义,及其进入中国传统诗学本体建构的必然性。然后,考察了作为一种诗学观念的气象说的发生过程,揭示了气象说丰富的审美意蕴,及其在中国传统诗学本体建构中的重要地位。

论湘派语文教育的特征

湘派语文教育的特征是湖南语文教育的集体旨趣和共同追求。它的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湖南语文教育已经呈现和具备了的共同特点,二是依据湖湘文化的特质和湖湘语文的历史传统,再结合新的语文教育理念提出湖南语文教育应该追求的理想特质。湘派语文教育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原道、诗性、质朴、大气"。

历史与话语的狂欢——莫言小说《檀香刑》浅论

由于作家莫言对习焉不察的非主流民间史所予以的深切关注 ,其创作历程也映现着他探寻神肖的历史真谛的自我心灵轨迹。其近作《檀香刑》 ,杂糅多种话语拆解了清王朝走向末路的那段历史。以檀香刑罚为纽结点 ,由政治、亲情与性爱交织着且无孔不入的权力之网中 ,各色人等都在多调的杂语中挣扎着又狂欢着。

论朱湘的诗学思想

朱湘的诗充满着深厚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同时又特别讲究诗情、诗意、诗形、诗韵,注重诗的音乐的美。他的诗学思想与他的诗歌创作的美学追求是相谐和的,其诗学观是以爱国思想、民族意识为主导的。在朱湘看来,作为真正的诗人,要在对自然、人生的歌咏中,显现诗人的内在的本真情感,而这本真情感的显现又必须在诗形上符合“诗的真理即是美”的审美标准,因而关注人生社会、亲近自我情感、注重艺术美就成了朱湘诗学思想的主体。

论“象喻”的诗性阐释方式

“象喻”是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提出的一种重要而独特的诗性阐释方式,这种阐释方式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解释者借助一些生动具体、含蓄隽永的自然美的意象或意境来喻示解释对象的内在风神和整体韵味,因此它与作为解释对象的诗性文本有着更为内在的契合,它从直观感悟角度对作品整体风神韵味的玩赏和把握,在内容的丰富性、生动性和精微性上,都远胜于西方解释学那种细密繁琐的纯理性解说。本文通过对“象喻”的诗性阐释方式的形成过程、诗性特征及其文化成因的深入分析,旨在揭示中国古代文论所蕴涵的极为丰富、极有特色的诗学解释学思想。

论朱湘的“纯诗”世界——基于中西纯诗诗学的观照视野

朱湘在中国文坛较早发出了"纯诗"的创作呼声,他耗尽毕生心血探索并实践基于"诗的真理"和"美"的本质与形式的诗学理想。朱湘的诗文在音节的考量、想象的摄入、构思的完备三个方面进行独特的实验,结合中西"纯诗"诗学的观照视野,在精致的音韵组合中迸发和谐悦耳的乐感,传递鲜明的旋律;在真实的经历中彰显想象的魅力,唤起审美的愉悦;在冷静构思中思辨人生的奥秘,统筹新诗的风格,从而营建起一个色彩斑斓的"纯诗"世界。尽管诗人的自杀看似"纯诗"世界灰暗的完结,但从反向诠释出在孤独苦闷中坚守与酝酿的纯粹诗学空间。

象征主义诗论与“象外之象”论

中国古典诗论里的"象外之象"说和现代的象征主义诗论都是关于诗歌借助意象来表达情思的理论,故而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即都注重诗歌的暗示性、朦胧性、抽象性以及因此形成的超越性。另一方面,虽然两者都致力于对诗歌艺术审美潜能的挖掘,但其艺术追求方式和产生的审美效应是有区别的。从中国诗论史看,古典诗论与现代诗论之间存在断裂现象,却已呈现出贯通的趋势。

现代音喉里唱出的古典哀歌——论朱湘的《王娇》及叙事诗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中,叙事诗处于文学的边缘化地位。朱湘是新诗史早期自觉创作叙事诗的诗人之一,徐志摩称他"宜于作叙事诗和史诗"。《王娇》是朱湘叙事诗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叙事诗的压卷之作。本文以《王娇》为代表,在对朱湘叙事诗的叙事主旨(诗意)和艺术形式(诗艺)分析基础上,指出了朱湘对现代叙事诗文体建设的历史性贡献及其在现代叙事诗歌史上的地位。

朱湘诗学(上)

朱湘诗学是现代诗学宝库中的一笔丰富遗产,为新诗"现代性"安置了一块"诗性的基石"。其内容主要有潜在的爱国诗学、显在的悲剧诗学、启蒙的精英诗学、完善的形式诗学、先在的传统诗学、融通的西方诗学和唯美的批评诗学。但诗学的偏至与不完善,批评的感性与单面化,也是必须正视的问题。

浅论朱湘的现代叙事诗创作及理论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过程中,朱湘是新月诗派中被称之为"大将兼先行"的诗人。本文通过对朱湘叙事诗创作的历史考察、作品的分析与诗论的把握,说明其在中国现代叙事诗史上的地位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