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王维诗的禅意绘画之美

王维不仅是诗人,更是精通佛理的虔诚修士。王维的山水诗是诗中精品、艺术典范。王维诗、画兼修,画作情景交融,诗中饱含画的意蕴,画中寄寓诗的幽情,画的一切技法都可以进行诗的审美。王维的诗画清新淡远,充满禅意,造诣很高。

韩成武先生的杜甫研究述论

韩成武先生是国内著名杜甫研究专家,数十年来在杜甫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他通过系列学术著作《杜甫诗全译》《少陵体诗选》《诗圣:忧患世界中的杜甫》《杜诗艺谭》《杜甫新论》《杜诗诗体学研究》,构建起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杜甫研究体系。其洞幽烛微的杜诗艺术研究、雅俗共赏的杜甫传记、深入细致的杜诗诗体研究,对认识和理解杜甫的思想境界与艺术成就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有力地推进了新时期杜甫研究的深入发展。韩先生的杜甫研究往往将扎实的文献考据与细致的艺术分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事空谈、严谨精审、浑厚细腻的研究特色,为当代杜诗学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进行深入总结。

论彭学军少年小说中的童年经验

童年经验在彭学军的少年小说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彭学军的童年经验里有深刻的湘西生活印记和对传统文化的惺惺相惜。这些因素不仅影响了彭学军少年小说的题材选择,也影响了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作家的审美倾向和价值判断,并由此形成了小说独特的诗性风格。

论汤显祖早期诗风之“清”——以《红泉逸草》为例

《红泉逸草》是汤显祖最早的一部诗集,收诗76首,诗集整体展现出“清丽”“清虚”的风格特点。汤显祖早期“清”之诗风的形成与其早年受六朝“清”之审美风尚及道教思想影响相关,其诗作内容上对清新自然之山水风光及清虚淡远之空灵仙境的描绘,艺术手法上对清丽意象及色彩字、动词的灵活运用则使得“清”得以展现。汤诗这种“清”的特质打破了当时前后七子一味拟古蹈袭的诗歌风气,在明代诗坛上大放异彩。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服饰文化词英译对比分析——以许渊冲和汪榕培译本为例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涉及诸多具有时代烙印的传统服饰,它们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社会符号,像《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作品可谓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选取许渊冲和汪榕培两个权威译本中共同出现的诗歌进行分析,确定其中服饰文化词的具体数量及类别。同时从翻译方法和诗体美学两个层面入手,对其英译特点与内在文化内涵进行梳理分析,探讨服饰文化词在两译本中的直译意译之别以及在韵律、意象和修辞上的差异。

中国现代旧体诗人新媒介场域中“被阅读”的诉求

民国时期,报纸杂志等新媒介的读者群体不断壮大,旧体诗人开始顾及受众的阅读需求。他们一方面利用新媒介发表作品及连载诗话,另一方面积极回应读者,与读者互动,可以说,新媒介促进了旧体文学生态的良性发展。同时,旧体诗人在言谈举止等方面显露出群体性的仪式化倾向,他们通过新媒介竭力展示自身,摹画其在公众视野中风流蕴藉、高蹈独立的形象,以期获得世人关注,进而达成对其文化立场、审美趣味与精神诉求的理解与体认。这样的结果说明中国现代旧体诗人在经历了新旧文化、新旧文学的碰撞之后,最终在报纸杂志上找寻到了获得和维系受众的文学舞台。

论苏舜钦进奏院事件前后心态及诗风变化

对苏舜钦诗风产生较大影响的事件,为北宋庆历四年秋冬之际的“进奏院事件”。进奏院事件为朝堂党争的真实写照,不仅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剑拔弩张的交锋,也是对赵宋王朝帝王专制权威挑战的结果。此前苏舜钦诗歌体现出忧民之心和慷慨廓大的境界,而在进奏院事件后,则展现出谨慎畏惧的心态和言简意赅的诗风。研究苏舜钦进奏院事件前后心态与诗风变化,可以深化心态对诗风影响的研究。

叶燮诗歌与唐宋诗之争

叶燮是清初诗坛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他交游广泛,与唐宋诗派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叶燮在《原诗》中为宋诗张目,提升了宋诗之地位。另一方面,他在理论上又力求兼取唐宋。只是,他的兼取并非平等,在许多地方仍透露出其偏向宋诗的立场。这一点也反映在其诗歌创作中,使其诗歌呈现出多元却有所偏重的局面。

大历年间岑参诗歌创作的转变与价值

岑参作为盛唐气象的代表诗人,大历入蜀后诗风从壮丽豪迈转向切实平淡,情绪从激昂高亢转向忧郁低迷,在描写对象的选取和对现实的关注上也有了新的拓展。岑参大历年间诗风的鲜明转变,与安史之乱后政局动荡及自身仕隐矛盾密切相关,不仅反映了岑参晚年的行迹、思想,更可见其创作成熟后的审美转变,并对后来大历诗人群的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北宋文人对陶渊明平淡诗风的内在需求

宋诗与唐诗之不同,最明显体现于宋诗之“意”,其“意”是诗人人生哲学和生存方式在艺术世界的转换和生成,是人格之美。北宋文人在对晚唐五代诗歌传统进行重建的过程中,选择了陶诗传统,陶渊明的平淡诗风展现了这一“意”,并满足了北宋文人的内在需求:归属需求、审美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同时,陶渊明平淡诗风哲理化为诗情,满足了北宋文人以理遣情,实现自得闲适、超脱旷达的个体需求。

对称与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探索

对称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应用,是现代政治抒情诗在诗体探索与建构方面的显著特点。从理论角度而言,注重宣传鼓动性、坚持大众化以及倾向于朗诵的传播接受方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现代政治抒情诗与对称间的亲密关联。而在具体的诗体实践中,“辞赋式对称”和“楼梯式对称”的创造性使用,则为现代政治抒情诗或创制或改造出了“新辞赋体”和具有民族化特点的“楼梯体”。从对称视角重新检视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探索路径,不仅有助于我们修正对现代政治抒情诗的刻板印象,重估其在诗体探索方面的成绩,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能为中国新诗体的建构提供重要的启示。

充满张力的诗学观念——铁崖体与相关诗体的再考察

由于身处江湖而心系台阁的扭曲心态,杨维桢的诗学观念充满了多重的矛盾组合。这包括乐府诗创作中追求比兴讽喻的宗旨与崇尚诡诞怪奇体貌的奇特组合,诗学观念中倡导“情性之正”与坚持“人各有情性”之间的复杂纠葛,以及诗文体貌上“铁体”与“纤体”的两极式呈现。从总体上讲,以乐府诗创作为主体的“铁体”与以竹枝体、嬉春体及香奁体创作为主的“纤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审美品格差异,从而使杨维桢的诗学观念既内涵丰富又充满张力,并在后世评价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从“欲与稷契遐相希”到“始信人间是梦间”——由王安石对金陵的咏叹看其诗风演变

王安石一生与金陵有不解之缘,对金陵的咏叹是考察王安石思想与诗风演变的一个重要窗口。金陵承载着王安石初入仕途时的积极进取之心、变法受阻时逐渐减淡的仕宦之意以及晚年归隐的复杂思想,体现了复杂政治生态环境下王安石的心态变迁和诗风演变。前期,王安石较多表现出儒家积极入仕,咏写金陵的诗歌呈现出雄直劲峭、硬朗刚健的诗风。中期,是王安石思想由儒入禅的过渡时期,咏写金陵的诗歌风格变得思虑深远、渐趋沉郁。后期,王安石退居金陵,耽佛习禅,咏写金陵的诗歌风格变得澹泊宁静、含蓄深婉。透过王安石对金陵的咏叹,可以清晰地看到其诗风的演变轨迹和深层动因。

18世纪俄语诗体的演变

彼得大帝的改革推动了18世纪俄罗斯文化和文学的快速发展,文学家们开始探索俄语诗歌发展和语言规范的道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法,分析18世纪30至60年代,特列季亚科夫、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之间的文学论争在俄罗斯语言和文学发展中的作用。3人的论争围绕诗歌形式改革、诗歌语言改革、诗体等级的划分和选用等展开,为18世纪俄语诗体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分析俄语诗体的演变提供参考。

南朝陈代诗人江总流寓诗探析

江总是南朝梁陈时期的重要诗人,其诗一般多归为宫体艳情一类,但江总诗歌的风格并不仅是如此。其流寓诗一改宫体诗华美艳丽的风格,悲怆凄凉,多抒发思乡感慨。而且,江总的流寓诗在不同时期的情感表现也有所不同。流寓岭南时期的诗多关注自身命运,慨叹时运不济;而入隋时期的流寓诗有着更为深重的亡国之痛,情感更为悲怆凄婉。江总对于梁亡与陈亡的不同态度,是造成此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江总的流寓诗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对之应有客观公允的认识。

论六朝至初唐诗体赋的文律特征及文体意义

五七言诗体赋是六朝初唐文坛常见的文学现象,以诗体赋为代表的骈赋与其他骈文、辞赋相比呈现出新的文律特征。以六朝初唐五七言诗体赋为研究对象,分析诗体赋的基本特征,对其中五七言诗的句式和声律状况进行全面考察,并与近体诗律要求相对照,对比诗句和骈文对句的句法差异,考察文人从诗赋两种文体对近体诗声律的探索,从中寻绎出六朝初唐诗赋、骈文融合的文体意义。安史之乱前后及中唐时期随着儒学变迁与古文运动的兴起,明道文章观成为主流,诗体赋呈现律赋与古赋的分化与转型,诗体赋逐渐走向衰落。

曾燠及“题襟馆”诗人与嘉道之际的地域诗风

曾燠是清中期江西籍重要的官员型诗人、文学编选家,他在担任两淮盐运使期间于扬州开设“题襟馆”,提倡风雅,对清代中后期东南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曾燠及“题襟馆”诗人的诗歌以六朝三唐为主,并适度取法江西诗派,呈现出熔铸唐宋的面貌。这种取法六朝三唐及江西诗学传统的宗尚是曾燠试图融合江左、江右地域诗风的有益尝试。曾燠及“题襟馆”诗人取法六朝诗风,受扬州等地诗学传统的影响较大,有助于改变嘉道诗坛片面宗宋流于粗豪、俗滑的不足。对于诗坛更好地接受唐宋诗传统,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也有助益。

论唐诗中“羽人”形象的诗风及文化内涵

时隔千载,“羽人”形象千变万化,其起源与发展脉络清晰。发展至唐代,“羽人”原始形象渐趋褪去,逐步与道教“仙人”形象趋近或重叠。在35位诗人中,他们的诗歌风格独具特色,主要呈现出三种不同诗风,体现在雄奇壮丽、闲适恬淡、幻化浪漫三方面。在《全唐诗》中,有48首诗作借“羽人”形象或言志或传情,他们或传递崇道的向往之情;或寄寓壮志难酬的苦闷;或表达坚定爱国爱民的信念;或抒发对现实的沉重哀切;或代表一种超然的心境;或追求一种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唐代诗人情感内涵丰富,概言之,他们咏‘羽人’形象的诗作蕴含着两种深刻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反映他们受道家思想文化影响较深,在诗歌创作中追求道家崇尚自然、清静无为的思想境界,典型地体现时代性、思想性与文化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对生活的热情,对生命的珍爱,以及对生命永恒的渴求。

“前卫”的意义与“自我”的限度——论台湾地区“超现实”诗风的身体书写

文学的身体与主体性紧密联系。在1950年代后的中国台湾地区,以“身体”来含蓄批判当局是台湾地区现代主义文学的共性。台湾地区的“超现实”诗风受域外的“超现实主义”文艺影响,更展开“前卫”的身体书写:呈现被规训与摧残的军事化身体、伊甸园般的本真身体和嬉皮士般的“颓废”身体。其身体背后忧郁的情感结构,指向解放个体的维度。然而,在冷战文化的影响下,过于沉浸于对自我潜意识与梦幻的书写,造成主体与现实之间的二元对立,也让“超现实”缺失阶级解放、民族解放的总体性视野,存在未能超克现代“自我”的限度。这正是台湾地区“超现实”诗风继承中国内地现代主义诗风时缺失的一环。

范成大田园诗发覆——与陶渊明对比兼及清淡诗风的体认

范成大以田园诗闻名且深受陶渊明影响,然被清淡诗派拒之门外。通过这一矛盾的文学现象可以进一步体认清淡诗风的包容性与封闭性。以范成大田园诗为主要研究对象,范成大、陶渊明比较为研究路径,突出清淡与风雅的结合。范成大在书写重点上,注重地域性特征;在书写姿态上,形如旁观者记录风俗;在书写心态上,动态调整仕隐矛盾。以上三者,加之田园诗与描绘农村现实的诗曾被视为二途,范成大并未被视作清淡诗派成员,而被拒绝的原因恰好成为其创新之处。